探访温州侨村：出国人数占全村人口80%到90%

　　没有工作？出国去！

　　钱太少？出国去！

　　意大利、法国、美国是这个村庄村民外出务工的落脚地。

　　这些只有初中文化的农民相信出国能改变自己和一家人的命运。

　　这个村庄地处浙江温州市区，这个三千多人的大村庄80%到90%的人口在异国他乡。

　　村庄名叫涂村，像这样的村子在温州还有很多。

　　探访“侨村”

　　本刊记者/孙欣

　　越接近圣诞节，陈秀平就越坐立不安，因为在法国的宝贝女儿就要回来了。同村中这样的家庭非常多，因此这里的圣诞节、春节也就过得比中国其他农村更有滋味。

　　这是中国温州的郊区涂村，因为出国人数占了全村人口的80%到90%，故而有侨村之称。

　　出国找事做

　　记者走到廖光荣家楼下的时候，正碰上他的老伴在跟一楼汽车修理铺的工人聊天。老廖笑嘻嘻地解释：“孩子们都出去了，没事干。”

　　他们一共四个孩子：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三个女儿全家都在国外：大女儿在荷兰，老二在法国，老三在意大利。剩下的小儿子也正准备出国。

　　“没事干”，同样是老廖给出的孩子们出国的理由。

　　大女儿初中毕业后没继续上学，当地的风俗认为女孩能有初中的文化就很不错了。而且当时全家7口人，全靠老廖的31元工资生活。当时16岁的女儿去学了裁缝，希望能靠自己的双手帮助家里。然而当地工作机会很少，1995年之前也没有到外地打工的先例。于是，女儿提出出国打工，一来靠国外的亲戚能找到工作，二来那里挣钱肯定比中国多。尽管心疼女儿年纪小，可孩子在家确实没事干，没前途，所以老廖也就同意了。

　　1991年，16岁的大女儿开始了她的异国生涯。

　　老二是2002年出去的。当时她已经结婚生子，丈夫是附近村子的。因为村里的地几乎被征完了，又没什么技术，有三四年的工夫夫妻俩没事做。1999年有个做劳工的机会，老二女婿就先出去了。过了几年拿到居留证，就把老婆孩子一起申请出去了。

　　老三是靠婚姻出去的。她初中毕业后也是东干一点西干一点，“没什么正经事做”，正发愁前途的时候，有人介绍了在意大利打工的一个温州男孩。“人很好，就是矮了点”，老廖的老伴说。看看对方还行，老三嫁到了国外。

　　本来老廖是想把唯一的儿子留在身边的。儿子也很争气，考上了大学。没想到儿子毕业时全家受到打击——找不到工作。“就业的大学生太多了，我们又没门路。”老廖说。现在儿子在给一个台湾老板打工，对自己的处境不是很满意，经过反复权衡觉得只有出国才可能改变命运。

　　王庆光的一儿一女也都在国外。送儿女出国，是他的主意。因为“孩子没事做，担心学坏”。他说，孩子在国内找不到活干，即使找到了也是不稳定。他的女儿本来没出国的打算，在一家工厂做出纳，很喜欢这份工作。可是突然工厂倒闭了，女儿努力了很久也没找到工作，只好出国了。

　　儿子是最让王庆光担心的了。因为没事做，儿子整天与一帮朋友闲逛、打架，“当时温州风气不好，学坏很容易”。王庆光下定决心把儿子送出去。现在他感觉这个决定很“英明”，因为“孩子说话都变得很和气，那里的社会讲道理”，所以尽管孩子会吃很多苦，因为没拿到绿卡至今不敢回来探亲，可“很有好处”。前几天儿子打电话回来，王庆光叮嘱他“要学好”，儿子连声说：“爸爸，您放心，您放心。”王庆光很欣慰，说：“在家时他才不会听呢，现在多懂事，多孝顺。”

　　叶老太的大儿子出国的时候已经40岁了。他年轻的时候开拖拉机，后来田地少了，拖拉机成了废物，汽车又买不起。就只好放弃开车，干点零活。家里有老有小，收入又不稳定，“没钱赚，夫妻俩天天在家吵架”。美国的亲戚听说了，就说“那让他过来吧，我帮找个工作”。于是，叶老太东拼西凑了60多万，把儿子送出去。儿子打电话回来说，在那边干得很辛苦，可钱赚得多。媳妇也去了，今年刚生了老二，刚两个月。所以，叶老太认为“这60多万花得值”。

　　采访中，记者听到的最多的出国理由就是“在国内找不到事做”。涂村原来在温州市郊区，当地人靠务农为生。近些年城市扩张，涂村被纳入城区，大片土地变成城市用地。当地人转变为靠房租生活，据说一般家庭每年收几万元的房租不成问题。青壮年从土地中解脱出来，又因为文化水平低，没“手艺”，找不到他们心目中的工作。一当地人说：“看店这种每月就1800元工资的工作我们是不做的。”所以他们宁愿把这些“低级”的工作都让给外地人，宁愿没有工作。于是，出国便成了他们理想中的就业途径。

　　家家都有出国经

　　因为有出国的长久的历史，有些家庭已经是第四代移民，所以出国对于当地人，确实比去外地打工来得更方便。

　　偷渡是他们经常采取的方式。有个行情，在当地是公开的价格标准：去美国要40多万人民币，去法国、意大利要16万左右。这是他们常去的三个国家，钱是要交给“老板”的。

　　张永弛的女儿走了十几年了，他说那时候走得比现在艰苦多了。计划是女儿从温州到上海，再从上海坐船到法国。“老板”要11万多人民币，钱要在上岸前给的。结果女儿走了六个月才到法国，此时法郎已经升值，没办法，按照合同“用当时的市价结算”，给了“老板”16万。

　　当地知情人士讲，前些年采取的偷渡方式主要走水路。人藏在船上，船仓堆满货物，如黄豆等。偷渡的人嘴里含个吸管，伸到船仓外呼吸空气。这种方式在时间上没有保障，往往要走几个月甚至一年。也容易被警察检查，不够安全。

　　记者在黄旭光家做客时，他的邻居来串门，说起出国，她立刻摇头，说自己的两个儿子都没出去，因为“偷渡太可怕了”。她说大儿子的同学偷渡时被警察发现，年龄小，不懂事，惊慌中跳进大海，淹死了。从那以后，儿子再也不提出国的事。

　　这些年因为旅游签证的宽松，“老板”送人变成使用旅游签证或各种花样的考察团等。安全系数大大提高。

　　当地人回忆，2002年在法国举办“世界杯”，村里以观看球赛为由走了很多人，“都是坐飞机去的”，而且全部留下了。

　　当然这个途径也不是百分之百能成功的。因为浙江、福建偷渡人数较多，有些国家对这两个地方的签证把关很严。比如美国，基本是百分之百拒签。当地人能成功到达美国的，几乎都是从别的国家转过去的。

　　友情出演记者“翻译”的杨玉蓉就有过一次偷渡未遂的经历。2001年，她与十几个同乡在“老板”的安排下，以农业交流团的名义坐上飞机。他们必须周转一圈，从危地马拉进入美国。在法国机场，遇到工人大罢工，呆了两天他们才坐上去墨西哥的飞机。飞机经过美国高空时，老乡们沸腾了，有老乡兴奋地说：“我恨不得立刻跳下去。”但因为那两天的延误，他们到危地马拉时签证正好到期。那天正好是9月11号，由于是“9.11”两周年，美国方面查得很严。危地马拉的签证官抱歉地告诉他们无法让他们通过，并客气地请他们吃中餐。可大家不依不饶，说时间的延误不是他们的责任，一定要求到美国去。签证官无奈地告诉他们，是美国不让他们去的，自己国家也没办法。返回时，失望之极的老乡们失声痛哭，这意味着他们又不能与在美国等待数年的妻子或丈夫团聚了。

　　尽管杨玉蓉说自己无所谓，因为丈夫、孩子都在国内。但她又透露，现在在美国的舅舅正办她的母亲，只要母亲过去了，自己以后就方便过去了。

　　亲戚拖亲戚，也使得当地人的出国途径变得畅通。

　　徐荣示(音译)走的时候40多岁了，有高血压，可为了一家老小他还是去了。在新加坡的伯父帮他申请的旅游签证，他从新加坡又以旅游的身份去了欧洲。在意大利呆了五年，遇到大赦才获得居留证，也算是有了合法的身份。按照当地法律的规定，他就可以把自己的直系亲属带过去了，于是，很快，他的六个子女相继到达意大利。

　　如果没有直系亲属帮助申请合法身份，当地人使用的另一个“万全之策”就是，在孩子没成年时送出去，而且最好送到孤儿院，成年后自然获得身份。据说这也要在“高人”指点下才能完成的，不然怎么能知道如何进到孤儿院呢？

　　陈秀平的女儿就是这样取得身份的。她女儿去法国的时候刚刚14岁，初中还没毕业，“对学习没兴趣”，想出国。陈秀平想既然这样，能越早出去越好。丈夫表示反对，说孩子太小，又一直娇生惯养。十几岁就出来自己做生意拼天下的陈秀平不这么想，她说：“做人一定要苦过，不然不知道钱从哪里来”，“在那里靠自己的能力打拼前途还是好”。办了旅游签证，又带了一千美元的零用钱，陈秀平把女儿送到了法国，让她暂居于朋友家。尽管孩子的姑姑就在法国，可是因为怕有亲人在的嫌疑，不敢让女儿长住。朋友跑孤儿院好几趟，摸清关节和条件，然后把女儿送到孤儿院门口。经过警察的一番盘问，幸好小女孩口齿伶俐，在到达法国半年后终于进入孤儿院。18岁，女儿顺利拿到户口。

　　因为户口到手的稳当，陈秀平因此被同乡认为是“有本事、有门路”的人。可是她的儿子至今还在美国打黑工，无法回家。尽管最喜欢女儿，可陈秀平现在最牵挂的是儿子，记者无意中瞄到她手机的背景画面就是儿子的照片。

　　出国后，国内的事

　　“很苦”，是每个被采访者对出国后生活的描述。

　　要出去一定要有手艺，当地人对手艺的概念就是两种：裁缝和厨师。男孩学厨师，女孩学裁缝，是出国的必经之路。到了国外，他们所从事的，也基本是这两种职业，即使有变化，也是在国外发展起来后慢慢拓展的。

　　尤其是意大利和法国，服装业比较发达，出去打工的基本就是揽活回来或者在工厂加工服装。

　　徐晓秋这次回国更大的目的是看病。有了意大利的居留证，看病是免费的，可麻烦在于徐晓秋基本不会说意大利语，无法与医生沟通。尽管在意大利将近10年了，可她确实是没时间和机会去学习意大利语。他们一家四口在那里租了间100多平米的房子，与妹妹一家住在一起。晚上做居室，白天做工厂。工作没有技术性，就是从外国老板手里拿回裁好的衣服用缝纫机轧起来，也就是车工。对方老板不一定限定出活时间，只按件付酬，为了更多地赚钱，他们干得很累，每天12个小时是正常的工作时间，更没有休息日。带孩子一起到海边玩，是少有的事情。

　　记者注意到徐晓秋的脸色发黄，是那种长久不晒太阳的颜色。她说，12月、1月是淡季，所以回来看看。月底就得回去了，两个孩子在家没人照顾不行。

　　她的父亲徐荣示正在路边的小店里晒太阳，看到记者招招手。因为中风，他的腿脚不灵活了，拄个拐杖。“我女儿不会说话”，他温和地笑着、谦虚着。辛苦了一辈子，现在能回到故乡养老，他满心的满足，脸色比女儿徐晓秋还好。他回忆自己打工时的情形，也是一个“苦”字。“一天干20多个小时，不然完不了工”。老徐的工作是裁剪，属于技术活，可对外语的要求也高，否则无法跟外国老板交流。他说外国人对华人很好，老板也好。如果有警察来，他们这些黑工会被提前通知，赶快躲起来。警察只会到工厂检查，路上、居住区不管的。尽管这样，他说还是会担心、会害怕。

　　意大利规定工作到65岁就可以领取养老金了，可因为连续犯病，老徐没熬到那一天。“有次我住了一两个月的医院，一分钱都没要”，老徐对意大利的福利赞不绝口。可出院后的虚弱身体无法适应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了，他也就没有继续留下的理由了。落寞之余，老徐还是自豪地说：“孩子们都带出去了，也没什么好操心的了。”

　　“只要生存下来就有钱赚”，是涂村人的出国理念。尽管在美国很难拿到户口，尽管出去的费用昂贵，可是因为“那里赚得多”，只要有机会，一定是首选。王庆光给记者算了笔账：在美国一个月可以赚到一两千美金，消费两百美金就够了；而西欧国家一个月也就赚七八百欧元，而且消费很高。陈秀平的儿子在美国，还是黑工的身份，但每月两千美金没问题，“除掉生活费，每月能余下一万元人民币”。

　　中国人的勤劳让他们在获得合法身份后发展得很快。王庆光说，女儿回来时告诉他，街上很多华人开的是宝马、奔驰，而洋人开的是菲亚特，很眼红华人。黄旭光的大儿子在意大利，已经是个小老板了，不用再像从前连干两个晚上无法合眼了。“一年能赚一百多万呢”，黄旭光自豪地在邻居们面前谈到儿子的收入，“不过他省，不抽烟不喝酒。每次打电话回来都问我要不要钱。”

　　因为“辛苦”，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孩子，国外务工的人们纷纷把子女带回国让父母养育。大多数孩子几个月就被送回来，等到四五年级再接出去，他们的说法是“又便于照顾孩子，又学了中文”。

　　记者路上碰到一老太太正领着一放学的小女孩回家，边走边不时低下头跟小女孩说着什么。同行的小惠告诉记者，老太太只是小女孩的表姨奶奶，她自己的亲奶奶和全家都在国外，为了学中文，还是把她送了回来。

　　张永弛帮女儿带大了两个孩子，大的回来时1岁2个月，小的带回来时仅7个月，养了五年后才走。记者问他想不想小外孙，他想想说：“还好，经常带回来让我们看看。也打电话。”他说，儿子的孩子已经七八个月了，明年也会带回来，不过因为他们年龄大了，打算让亲家带。现在家里还带着儿子的大女儿，10岁了，在省体校，成绩非常好，正准备代表浙江省参加全国比赛，“全省就选了三个，我孙女的名字很多人都知道”，他乐滋滋地说。显然，有了这个孙女，他并没有因为儿女的远离感到寂寞。

　　真正寂寞的是那些因为儿女没获得户口无法回国的父母。王庆光五个兄弟，老五一家都在法国，因为一直没拿到户口，走后就没回来。2003年老母亲去世，也没能见到老五，王庆光说：“想起来就心里堵得慌。”

　　“女儿回来时抱着我哭了”，事情过去很久了，廖光荣的老伴想起来眼圈还是红了。他们的大女儿当时是偷渡到法国，做服装，钱不少，可也提心吊胆，有次差点被警察捉住。1997年法国大赦，可是因为她还是独身，不在范围之内，失去了好机会。幸好有人后来给她介绍了一个在荷兰的男孩，是温州黎明县的，比她大一岁，有荷兰户口。结婚后她就去了荷兰，一个月后取得荷兰户口，一拿到户口她马上订了回家的机票。此时距离她离家已经整整7年了。

　　“孩子都出去了，你们怎么办？”记者问，因为他们的子女少有加入异国国籍的，根据那些国家的法律规定，是不可以带年老的父母过去的。被采访的老人都表现得无所谓，“孩子有前途了，我们就安心了”，“他们有钱了，我们养老还不好说？”

　　廖光荣说，因为能天天从电脑视频上看见出门在外的孩子，所以没什么感觉，不过他担心，儿子也出去后，自己就搞不定“这洋玩意”了，“昨天一天就看不到，后来儿子回来收拾了一下才可以”。

　　手上戴戒指、手腕上有手链，这里的老人是记者见过的最时髦的老者。61岁的张永弛干脆两手戴了两个戒指，旁边的人笑他是“时髦的老头”，他一点不生气，高兴地指点着：“这是在意大利的小外甥女送的，左边的这个是在法国的大侄女送的……”他的儿女狗年春节都不回来，因为“很多原因”。

　　胡新龙与老伴一直坐在大门口聊天，他家在街上，几次经过都看见总有不散的人群，多是老年人。胡新龙的儿女都在国外，“去年回来了，今年就不回了”。老伴的身体不太好，头一直不停地摇，但头脑清醒，见到记者要照相，赶快把头上的帽子摘下来。告别时，她拉着记者的手，好一阵才放开。

　　走出好远了，记者回头，老人们还在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冬日的阳光稀薄地照在他们身上，不知道，他们的年货准备好了没有。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6年1月上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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