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兴枪击事件调查：谁替无辜者埋单

　　本刊记者/李云虹 图/王玮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眼睛能够保住，我喜欢阳光，更珍爱生命，我不愿自己今后的人生面对黑暗与冰冷，我才26岁啊！”黄玲说出了她内心的呼声。

　　2005年12月27日，记者接到了黄玲丈夫的短信，“李记者，今天下午医院的主治医

生告诉我们，黄玲的眼睛保不住了，医生说只能做眼球摘除手术了。”

　　此时，距离采访已经过了7天，记者立即拨通了他的电话，电话那头他近乎于沙哑的声音低沉而悲凉，可以感觉到他压抑着内心的悲伤。短短5分钟的电话如同半个世纪般漫长。

　　时断时续的悲泣声，来自于黄玲，而她的丈夫，一个七尺男儿面对妻子突如其来的灾难所保有的那份坚强，在此时也塌陷了，电话中传来了两个人痛哭的声音。

　　黑暗瞬间

　　“黄玲喜欢透过窗户望向屋外，在充满消毒水气味的雪白病房内，她说，只有透过那扇窗户才可以望见一点冬日的色彩。”丈夫李东心疼地望着黄玲说。

　　2005年12月20日，寒风肆虐。

　　下午2点，记者来到位于大兴区

　　A区10房间28床，是黄玲的病床，这是靠近阳台的地方。阳光顺着窗帘缝隙倾泻进来，温暖而惬意。

　　出现在记者面前的黄玲却如此柔弱，她试图努力睁大的左眼，却只能露出一道狭小的缝隙，她的右眼满是惶恐。头上缠着厚厚的白色绷带，几乎要将她整个脑袋包裹起来，原本清瘦的小脸越发显得苍白而消瘦了。整个左脸已经消肿了，但疼痛还时不时地折磨着她。

　　这距离她经历人生第一次开颅手术已经过去12天了，距离“大兴枪击事件”也已过去整整一个月了，“这一个月的遭遇让我品味了人间的悲苦与凄凉”。

　　我是一名设计师，在北京某

　　从河南大学装饰艺术设计系毕业后，我曾在深圳工作了一段时间。

　　2003年10月，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我只身来到了北京，很快在一家私营企业找到了橱柜设计的工作，月收入也达到两千多元。我的工作忙起来异常繁忙，可轻闲的时候，却出奇地悠闲。生活不规律，经常需要加班熬夜设计图纸。

　　在北京的生活是艰苦而清贫的。在大兴区西红门镇，我租了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平房，家里除了一台工作必需的电脑以外，惟一值钱的就是那台花了700多元买的彩色电视机了。

　　生活的苦并未让我感到辛酸，再苦的日子只要有男朋友李东的鼓励，我就觉得很幸福。

　　2004年10月1日，是值得我铭记一辈子的日子，那天我和李东结束了恋爱长跑，结婚了。在北京那间十来平米的平房内，我们举行了婚礼，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我们的婚礼简单而朴素，没有结婚戒指，没有气派的

　　丈夫的收入不多，每月才一千多元。两人加起来每月才3000多元，这样的收入在北京生活，显得捉襟见肘。

　　我始终坚信，只要我们两个人齐心努力，生活会慢慢好转起来的。我和丈夫有一个5年规划，要在北京这所大都市购买一套房子，结束我们漂泊的生活。

　　2005年11月20日，那场发生在大兴西红门的枪击事件却将这对幸福的夫妻带入了痛苦的深渊。一向柔弱胆小的黄玲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会在这场斗殴中被改写。

　　那天上午我的一个客户打电话说，我给他设计的家具有点问题，让我去他家给看看。一去就是大半天，到了下午2点我才回家，中午饭也没有顾得上吃。到了下午3点——我有点饿了，想要去西红门街道北边，梅花鹿超市附近卖臭豆腐的小摊那里吃臭豆腐，当时我住的地方在街道的南边。

　　吃过以后，我就顺着街道往家的方向走，道路两边有小贩摆摊，我边走边看，想要买些日常用品。

　　当我走到这条街的中间，突然人潮开始骚动起来，我就听见有人喊，“打架了，有人打起来了……”

　　我回头一看，整个街道中间都空出来了，只有几个人在打架，周围的人都躲在边上，我也下意识地想要躲起来，生怕误伤到自己。

　　我赶紧加快脚步，跳到马路西边的一个距地40厘米的台阶上，心想，他们在底下打架不会伤到我，等他们打完了，我就赶紧回家，这条路是我回家的必经之路。

　　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他们打远了，就想要从台阶上跳下来回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跳下台阶的一瞬间，我被打到了。

　　我当时就觉得左半边脸木了，脸上有血在流，我身边一个好心的小姑娘给我拿了些卫生纸，让我捂住伤口，我捂着伤口，踉踉跄跄地走到打架的那群人中，跟他们说，“你们别打架了，你们都打到我了”。

　　其中一个人用恶狠狠的眼光瞪着我说，“你给我滚一边去”，说完继续打。

　　看到自己流了很多血，我害怕极了。我慢慢支撑着身体往家的方向走。当时我感觉身边围着很多人，其中有一位大妈劝我说，“姑娘，你流了很多血，这样走太危险了，你还是坐下吧，我给110打过电话了，警察马上就来了。”

　　当时，我的神志还是清醒的，我立即给我们房东打了电话。我丈夫由于工作的关系，经常不在家，因此，脑海中惟一冲出来的念头就是给房东打电话，请求帮助。

　　过了大概十多分钟，房东来了。他拔开人群，看到地上坐着的我，想要扶我起来，而那时，我的腿受伤了，已经站不起来了。

　　此刻的黄玲再次谈到那黑暗瞬间时，惶恐从她的右眼眸中泄露出来。尽管她尽量想保持平静，但她略显颤抖的声音还是无法掩盖住那个瞬间对她的惊吓。

　　痛苦挣扎

　　“我害怕她想不开，一步都不敢远离她，她太需要我了！”一直陪伴在黄玲左右的就是她的丈夫李东，一个略显腼腆的河南小伙子。从出事那天开始，李东寸步不离地守护着黄玲。

　　由于堵车，直到当晚7点多，李东才由延庆赶到了同仁医院。

　　在医院的走廊中，李东看到了妻子黄玲。她穿着的白色棉服早已被血水染红了，她静静地躺在一张床上，孤独而凄凉。“当时，我无暇顾及心中的悲愤，赶忙给妻子办手续，找医生进行治疗。”

　　在黄玲的病历上赫然写着：面部、左下肢遭猎枪打伤，左眼球破裂伤，脑内多发异物。黄玲的主治医生说，黄玲一共被6枚子弹击中，其中两枚击中头部。需要做三个手术：眼球摘除手术、神经外科手术、腿部骨折手术。

　　入院治疗以后，黄玲的情绪一直都不好。“起初，大家都瞒着她，没有人告诉她真实病情，但后来她还是猜到了，她的性情变化很大，很急躁”，动不动就会发火，甚至于曾经有过轻生的念头。

　　“活着有什么意思啊”经常挂在黄玲的嘴边，当她得知保住自己眼睛的几率很小时，“她的话也少了，人显得更憔悴了”。

　　有一次，李东趁着黄玲熟睡时，回了一趟家，取些日常用品。当他风尘仆仆赶到医院时，一进病房，就看到黄玲含泪的眼睛，“你干嘛去了？为什么留我一个人在这里？”黄玲近乎于绝望地大喊着。

　　“我回了一趟家，取了些日常用品，换了一身衣服。”李东赶忙跟她解释。

　　无论李东如何解释，依旧止不住黄玲眼中的泪水。

　　我现在一刻也离不开李东，他就像一棵树木，而我则是一片树叶，树叶离开了树木，就失去了生机。有他在我身边，我就觉得踏实。

　　得知自己眼睛保住的几率很小时，我真的绝望了。我想到了自杀，尽管很懦弱，但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我是一名设计师，天天需要用眼睛来进行橱柜的设计，如果失去了眼睛，将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啊？我喜欢阳光，更珍爱生命，我不愿自己今后的人生面对黑暗与冰冷，我才26岁啊！

　　从我出事那天开始，母亲就从老家赶来了。他们轮班寸步不离地守着我。我看到了母亲红肿的眼睛，我知道她背着我偷偷哭过了。我的心啊，针扎了一样地疼。

　　他们在我耳边，不停地劝解着我，告诉我尽管希望渺茫，但总有一线生机的，只要还有1%的希望，就不能轻易放弃。

　　家人的关爱让我的心感到温暖，李东的爱将我所有的顾虑打消。

　　有一天，我半夜醒来，看到李东坐在椅子上，握着我的手，伏在床边睡着了。我想要给他披件外衣，无奈我动弹不了，只能傻傻地看着。我心痛极了，泪水再次决堤。李东醒了，看到我的样子，他吓了一跳。问我怎么了？是不是觉得哪里不舒服？哪里疼？

　　我当时问他，如果我没有了眼睛，你会不会离开我？

　　李东想都没想坚定地摇了摇头，告诉我说，不会！从结婚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有了一份一辈子的约定……

　　那一夜，我们聊了很多。

　　人在最脆弱的时候，总是希望可以抓住些什么，我紧紧地抓住了李东，因为他是我的精神支柱。

　　焦急的等待

　　“我的儿媳妇非常温柔安分，是一个好人，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啊？年纪轻轻的，如果没有了眼睛，将来的日子可怎么过啊？”黄玲的婆婆老泪纵横地握着记者的手哭诉着。

　　2005年12月7日下午1时40分，黄玲进行了开颅手术。

　　整整4个多小时的手术，李东和黄玲的父亲守候在手术室外，而黄玲的母亲和婆婆则焦急地留在了病房内，等待着消息。

　　“我第一次在手术书上签字，手术的过程中，我感到很害怕，开颅手术啊，风险还是不小的”，在手术室外，李东默默祈祷。

　　当手术室外的红灯熄灭，李东像一只弹簧般，立即由椅子上起身，飞奔到手术室门口。

　　医生由手术室出来，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手术很成功，从颅内取出两枚铅弹”。听到这个消息，李东终于松了口气，第一个大手术成功了。“我知道，我还必须面临两次这样的等待”，三项手术中，黄玲仅仅是走完了第一步。

　　手术后的几天，黄玲高烧至38.6度，吃不下任何东西，一旦强迫吃下一点点东西，她就会呕吐不止。她的脸肿得很厉害，“左眼睛跟乒乓球那么大”。

　　身心的折磨让这对夫妻深感疲惫，可入院后高额的医药费更让他俩再次品尝到了无助。

　　从11月20日黄玲入院直到记者采访当天，东挪西凑来的6万块钱早已花没了，“现在我们欠着医院的钱呢”，而等待黄玲的还将有两项大手术。

　　黄玲的家人每天都在为高额的医疗费用奔走，事发后不久，开枪打伤她的犯罪嫌疑人就被警方抓获，而到目前为止，肇事者家属没有到医院探望过黄玲，甚至连一个慰问的电话都没有打过，更不用说得到赔偿和垫付医疗费。

　　李东告诉记者，除了事发当天警察在医院里给黄玲做过笔录以外，入院后的二十多天里，办案民警再也没有来过。他曾经先后三次找到西红门派出所和大兴刑侦支队，曾经试图通过警方寻找开枪者的家属商量赔偿的事宜，但都被民警以此案还在进一步调查为由拒绝了，他始终没有找到肇事者的家属。

　　民警也告诉李东，这起案子是刑事案件，只能等到案件提起公诉了，他们才能刑事附带民事提出赔偿。

　　“我甚至感觉我们像个弃婴，没有人来管我们了。”李东对此始终感到不解。“为什么事情发生了以后，我们得不到一丝的安慰？无妄之灾降到了我们的头上，难道就没有人能帮助我们嘛？”

　　通过媒体的报道，社会上很多好心人也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我们已经收到了将近2万元的捐款”，可这些钱对于黄玲日后的医药费而言，依旧是杯水车薪。

　　法律的冷漠同民间救济的火热，令李东感到不解，“我始终都不明白，为什么对于无辜受害者的宽慰，法律却保持了沉默呢？”李东告诉记者，他还是希望能够早日从开枪者手中拿过赔偿金。

　　在李东的手机中，记者看到了这样的短信：

　　姐姐，你一定要坚强、快乐起来，只要快乐起来，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压倒你。把身体养好，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加油！祝你开心！

　　这是一位好心的小女孩在听说黄玲的事情后，给他们发来的短信，类似的短信在李东的手机中还有很多。保存不了的，他将内容一一记录到本子上。

　　每一笔捐款，他都认真地记录在了本子上。“我和黄玲商量了，等病好了，我们一定会将这些好心人的钱还上的。”李东从嘴角挤出一丝笑容。

　　当记者采访结束想要离开病房时，邻床的病友还不忘嘱咐：“你们真的好好帮帮他们夫妻两个吧，太惨了。他们太需要法律的帮助和关怀了。”

　　在采访中，李东也表示，希望本刊能够帮助他们联系律师，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而当记者将这一消息告诉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援助中心时，该中心负责人表示，愿意为他们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

　　法律的关怀即将降临到黄玲和李东夫妻两人身上。

　　截止到记者发稿时获悉，黄玲已于2005年12月30日办理了出院手续。黄玲的左眼无法保住，考虑到她本人刚刚做过开颅手术，目前不适宜做眼摘手术，只能先出院。

　　(若有读者欲向黄玲提供捐助，请使用李东向本刊提供的建设银行账号：6227000012600016107)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6年1月上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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