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 周虎城
农民工工资曾长期维系在低位，没承想，开春之后，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京津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薪酬均有上扬。尤其是在港资工厂较多的珠三角地区，情况更为明显，比如深圳和广州都出现超过10万的职位空缺，因此面临着形势严峻的“抢民工潮”。据此，中国至少在今年的开春季节貌似进入了“抢聘”民工时代，民工工资大幅上涨也由此成为市场经济社会的必然现象。
我为什么用了“貌似”而未用“一定”呢？这也是因为民工紧缺是结构性和局部性紧缺，并非全面紧缺。薪水上调是和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变化紧密相关的，而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又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轨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中国经济逐渐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轨，由此，用工的技术含量增加，相应的工人工资增加也就理所当然了。但是，这个转轨并不一定是所有企业的转轨，它所涉及的企业范围一定是有限的，在以加薪的方式获得一批技术熟练工人之后，明年或者未来几年是否会继续上扬薪酬，还未为可知。
这讲的是为什么上涨，而上涨所带来的好处却更多。比如就广东而言，目前有2200万农民工，约占全国的1/5，其中来自外省的农民工超过1600万人，是全国吸纳农民工最多的省份。张德江同志在春节前赴东莞看望农民工时曾经指出，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的产业大军，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农民工工作做得更好。显然，如果这么一支庞大的产业大军的收入得到实质提升，那么相应地是他们的购买能力和消费能力也可以得到提升，主要好处有两个:一是可以缓解目前所谓的“产能过剩”所带来的消费压力；二是利于促进农民工家乡的新农村建设。
高辉清博士指出:“产能过剩”可能导致第三次失业高峰。抢聘民工，似乎是在对“产能过剩”推波助澜。但是这个“产能过剩”不能光从宏观上来讲，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过剩的根本原因是体制的障碍，是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恶果，重复建设多，盲目招商引资就是反映。然而一方面是这个所谓的产能过剩，一方面却是公共品匮乏。而公共品短缺，无法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恰恰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
看问题就是要抓关键、抓重点。民工大幅涨薪，实际上缓解了社会政治压力，给政府转型提供了更多缓冲地带。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立，以政府来服务于市场，而不是以市场来服务于政府，那么，市场自然会有相应规则来对“产能过剩”进行调整。何况，如同民众涨薪大多属于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一样，“产能过剩”也是结构性的、局部性的。在面临经济结构转轨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是很正常的，但是解决问题的思路却应当符合市场规律，就仿佛民工缺少就加薪一样。这就是规律起作用的表现。我们的任务不是撼规律，而是早日从政府到市场都适应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