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炯木
行政收费法已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许多评论认为制定行政收费法意义重大，值得期待。有关专家表示，目前我国行政收费项目较多、较乱，行政收费法的制定，有助于我国对行政收费行为进行有效规范。笔者认为：对行政收费予以立法，其初衷虽好，却有不究事理的“影子式”立法之嫌，其立法前提设定在行政收费存与废的误导之下。
行政收费法的立法宗旨无疑在于规范行政收费，而对行政收费的规范主要有二：一是收费的权力设定或约束，二是收费的使用管理。对此，我国的《行政许可法》已有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况且《行政许可法》对行政收费有一个总的前提，即“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和对行政许可事项进行监督检查，不得收取任何费用，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就意味着行政收费本身受到了法律的严格限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收费只是特例。
在一个法治的国度里，公民对国家所承担的经济义务应主要体现在法定税赋上，相应地，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为纳税人服务。如果政府在行政过程中，因收费而产生利益诉求，行政目标就有可能因利益而偏离。
由于诸多历史原因，中国行政收费种类仍旧繁多。大规模的行政性收费成长于改革开放以后，费形成的初衷是国家放权让利，允许一些部门通过一些行政行为的收费弥补行政事业经费不足，在特定时期对于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形势的发展却让我们始料不及，行政性收费在部门利益的驱使下迅猛增长，渗入社会的方方面面，又由于这一收入长期游离于国家财政预算管理之外，使一些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发生扭曲，滋生出许多不正常的社会现象，损害了社会公平和市场经济秩序。
而倘若以承认其收费合理性为前提来制定行政收费法，即使这一法律能得以有效使用，许多政府部门将成为国家“收费”的征收部门，政府部门分工格局就有可能陷入紊乱。
近些年来，从中央到各地均加大了对行政收费的管理力度，如取消部分收费项目，组建非税收入管理机构，对非税收入征收一定比例的政府调控金等。然而，这些措施只是“就收费论收费”，在此基础上的一切管理行为均加大了社会成本。早有有识之士呼吁：其根本之道在于釜底抽薪，抑费扬税，取消所有行政性收费。行政收费如同一个歪脖子树，试图修正其影子的立法恰恰会损害法律的尊严。
事实上，取消行政性收费并非遥不可及的事。从国家财政的“大盘子”来看，预算外与预算内资金是一种此涨彼消的关系，行政收费的存在肢解了国家财政的调控能力，挤占了社会财力；它的无序分配又进一步干扰了社会政治经济秩序。与其为它立法，不如取消所有费种，将具有税收意义的收费转化为税种，并由专门的国家征收机关负责征收，如此，既有利于国家的“财纲”整合，又是民心所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