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景举
一些国人对“情人节”不服，先是拿元宵节与其PK。而在2月14日“情人节”这天，则又有浙江金华市民李志根通过媒体建议：设立“好人节”———“情人节、儿童节、愚人节，还有什么光棍节，恐怕还缺个‘好人节’啊。”(2月14日《青年时报》)
李先生建议设立“好人节”倒不是有意要与“情人节”PK，而是有感于当下：好人难做，做好事反遭嘲讽，见义勇为流血又流泪；好人好事也越来越少；富人们捐款不积极……李先生认为，“好人节”对好人好事张扬、表彰，“做好事的风气才会传播开来”。应该说，这是一个出发点很好的建议，但我认为思维却有嫌简单了些———这样的“好人节”与开一次“表彰大会”有什么大的不同吗？
李先生的建议不仅得到很多金华市民的认同与支持，同时还得到雷锋故乡———湖南望城某作家的积极响应，一致主张将“好人节”的日期定为“3月5日”，“3月5日”是“雷锋纪念日”，而雷锋，可说是“中国第一好人”。该作家并主张“好人节”应“落户望城”，“让过于政治化的题材更加人性化”———浙江金华人建议设立“好人节”，八字还没一撇呢，湖南望城人马上跃跃欲抢，可发一笑；而其“让过于政治化的题材更加人性化”的提法则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思维。但“雷锋纪念日”本来就该是“人性化”的，是否“人性化”在于操作，而不在于名称如何。
其实以上只是纠缠于细节，我之所以不认同“好人节”者，是对“好人节”将以什么标准评定“好人”深有忧虑。雷锋是“中国第一好人”，不错。那谁是第二好人、第三好人呢？一排顺序，原本很简单的事情就会变得复杂起来；一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有很多人甚至绝大多数人都不是“好人”———我没有做“好事”、没有“见义勇为”、没有“捐款”……因此我就算不上一个“好人”了吗？
标准太高或者背离人情，“好人”就难做，而往往只能做“坏人”，也就是走向反面，对中国的道德历史稍有常识者，对此应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逾20年，什么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那就是承认人性的“自利”———为了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才有交换、才有创造；人人都为自己，那谁来为别人呢？市场经济是由自愿交换来体现的，交换是各取所需(也就是各为自己)，然后达到双赢；那又如何避免人的自利损害他人的利益呢？有规则、有法律。我以为做一个“好人”很容易，只要守规则，自利的同时不损害他人的利益，这就是一个“好人”，而如果非要他一切为了别人———一切为了别人当然很崇高，但他能做得到吗？那他就只能放弃做好人的努力或者只在表面上做好人。
只有规则，难道不需要“道德”？遵守规则成为一个人的自然而然，一个人的良好道德也就自然形成了；而当遵守规则成为全社会的自然而然，则全社会的良好道德也会蔚然成风。谈到“规则”，就想到寒山与拾得的一段对话，寒山问：“世间有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如何处之乎？”拾得答：“只要忍他、让他、避他、由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归结为四个字，就是“以德报怨”，看起来很合“好人”的标准。但现代意义上的“好人”所应选择的是“以直报怨”———直者，规则也。
“好人节”或可不设，而有关什么样的人才算“好人”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