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平遥县检察院干部写自省日记强制自省

　　本报特约撰稿 (马昌博)

   “你说对了，确实有通过日记让大家‘强制自省’的意思。”李发恒的回答没有丝毫犹豫，“你写什么我不管，但是你必须写。”

　　他颇有意味地提醒记者注意自己办公室里的摆放的一个工艺品“船舵”，“我每天都

会看它，一个领导一个舵。”

　　李发恒是山西省平遥县检察院的“一把手”，这个在众人眼中“对自己要求比较苛刻”的检察长，正在同僚中发动一场“自省运动”——从2005年6月起，包括他在内的平遥县检察院党组成员、检委会委员等8名领导干部都要撰写“自省日记”。

　　在该院发出的《关于撰写“自省日记”的决定》中说，自我批判的认错心理，是道德人心的第一步，“每个成员都要按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标准，每日三省吾身”。

　　随后的8个月中，李发恒和他的领导班子用“自省日记”的形式开始了“自我批判”的过程。

　　显然，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尝试：一个单位领导层通过某种方式进行“集体自省”当属罕见，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微妙而隐约的改变，也为这一尝试展示了不同的侧面。

　　“人要自我批判”

　　2005年6月1日，儿童节这一天，“自省日记”正式开写。

　　按照《决定》所说，“自省日记”是要官员“记录当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并总结得失，写出感想与措施”， “时刻提醒领导们检点自己、检讨自己，防微杜渐，提高自控能力”。

　　从2003年到平遥县检察院开始，李发恒就一直试图建立一种针对人的“软环境”机制，其中重要一环，则是要求干部能够“自我矫正，自我管理”。“天天开会做自我批评不可能，关键是要自己知道自己缺什么。”

　　在他的同事们看来，这个当过兵的检察长对自己要求颇严，连走路都要刻意快一点；作战股长出身的李发恒习惯于做计划，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检查自己昨天计划的完成情况。

　　在平遥检察院，到处都有“细节决定成败”这样的牌匾，垃圾桶甚至每个台阶上都有标语。李发恒认为这样可以“潜移默化”，“不看也要看，无形中就影响你。”他说，自己每去一个地方都会注意当地的标语警句。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李发恒萌发了写“自省日记”的想法。“人每天都要洗脸，那洗脑洗心怎么办？”而且“领导干部谁监督？谁敢说你，只有自己敢说自己”。李交代政治部拟了一个“自省日记”的具体方案，随后在党组会上提出。

　　有人表示了异议，第一是认为没有时间，第二认为是自找麻烦。“我当时就有情绪。”常务副检察长侯维垣说，“我多次对李检说你是自己折腾自己，这就是一种负担。”

　　除去“负担”之外，官员们的顾虑还在“自省”二字，“好像每天犯了多少错误需要检讨一样”；另一个无法明说的担心是，这样检察长就更清楚自己每天所为。“这是作为一把手的一个保障，”副检察长蔚向勇说，“要做到互相能够监督，特别是检察长对班子成员的监督。”

　　提议最终获得通过，以党组名义下发了《关于撰写“自省日记”的决定》，规定“自省日记”采取公开形式，“每月底交给党组分管领导批阅检查，并定期交流”。《决定》上还附了李发恒提出的“自省观点”，有“人要自我批判”、“时时自我教育”等8条。

　　一个多月后，李发恒亲自挨个检查批阅，有人写了不到10篇。他写了详细的评阅意见，把每人的篇数列出，并逐个点评内容。“他的意思我懂，就是让大家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你是怎么做的。”侯维垣说。

　　在开展了8个月后，李发恒承认“强制自省”需要用权力去推行，“我在加大督察力度，让他们形成习惯。”

　　“自省日记”下的心态

　　“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啊？”2006年2月6日，当政治部主任王清明在日记本写下上述话时，他正在看李连杰主演的影片《洪熙官》。

　　“上面一个叫‘千手观音’的角色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当时就特别有感触。”王清明在日记中说，检察官不是猫，“ 他是老虎，不发威也是老虎”。

　　王清明没有说写这些话的背景，但侯维垣说自己写“自省日记”也有表达情绪的意图，“你看不出我写了什么，但我痛快淋漓地发泄了出来”。他在2005年8月4日的日记中谈了宽容和工作的关系，第二天的日记则说，领导干部都应该“ 让家庭成为廉洁的港湾”。

　　事实上，“自省日记”所承载的不仅仅是自我“检讨”，一些微妙的作用也渐渐显现。

　　一些当面不好说的话，开始在日记中出现。“专门跟你说撕不破这个面子，但我在日记上捅出来，我有不足我说，别人有不足我也说，当然不点名。”

　　侯维垣在2005年7月21日的日记中说，上午机关学习时所到人数不到20名，“遵守纪律是一个公务员最起码的职责”；在今年1月7日的日记中他说应该对当天大扫除中“对少数扫除不力的同志提出批评”。

　　因为日记要公开交流，写出来别人也能看到，“有个交流想法的作用”。

　　另外的效果则显示在自我监督上。“它有这个好处：我可能无法做到百分之百公正地处理这个事，但是我在台面上也要放得下去。”侯维垣说。

　　“为什么？不是说因为写‘自省日记’就什么都不敢干了。”“自省日记”没有刚性的约束力，但是“比如今天我干了一个不好的事，我肯定不写，但是在写‘自省日记’的时候会想到，告诉自己以后尽量少办”。

　　在侯维垣看来，“自省日记”还有个连锁反应，“有点时间，本来想打麻将、唱个歌，但是一写日记半个小时下来，那个欲望也没了，今天就又很正规地做了一个干部。”

　　不过，“不可能做了什么错事都写到日记上，我做不到，我相信检察长也不可能。”副检察长陈纪遥说，作为无党派人士的陈同时也是平遥县政协副主席。

　　那么写与不写的界限在那里？

　　“以能提醒自己为度。有些不能写到日记上的，我用其他的形式提醒自己。”副检察长蔚向勇说，“比如我喝酒导致失态了，我不可能写进去，但是我会在日记里提醒我以后喝酒要注意。”事实上，在记者翻阅的4本日记中，生活或性格上的习惯问题也是官员们“自省”的主要方面，涉及工作的不多。

　　一些很私人的情感也在“自省日记”上体现出来：蔚向勇在2005年9月26日感慨人到中年压力大，“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侯维垣则在2005年9月3日的日记中说女儿暑假不是旅游就是在家上网，“当今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就是这样吗？”

　　“强制自省”的“能”与“不能”？”

　　李发恒显然比较认同自己发动的这一“强制自省”运动，用他的表述是“感觉还行”。而其目的，则是要通过这种“ 强制自省”使官员们养成“自省”思维，最终认识到自我管理的重要性。

　　“你觉得应该这样要求自己，同时觉得每个人也应该这样要求自己？”

　　“是这个思维。”

　　“但思想的变化似乎不是强力推动就能那么容易改变的？”

　　“我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感到从2003年以来到现在(很多举措)基本上还是成功的，都在变。”一个背景是， 2004年平遥检察院10个科室中有7个名列晋中市检察系统前两名。

　　在李发恒看来，“任何东西说多了慢慢就有作用”，而“有些办法很直接但是也很有效”。他领导制定的《干警“八小时以外”行为规则》中规定，部门领导要知道干警在想什么，干警也要报告自己在想什么。

　　这位57岁的检察长不觉得下属会感觉自己苛刻，“他们的感觉是老李那么大年纪了还干，我也要干，应该是这个效果。”这个提倡者几乎每天都要写“自省日记”，出差期间也带个小本子写，回来贴在日记本上。

　　李发恒认为，“自省”是执行其他监督制度的“总开关”，“谁敢说领导？干部还要自己才能管自己。”“我们每年也都开两次‘交心会’，但我看也是轻描淡写地过一下。”侯维垣说，“‘自省日记”不一样，它有内容；另外也敢说，因为和政治挂钩不是太紧密。”侯维垣就在日记中说，涉及县里某部门的一场纠纷中，公安和检察部门也多维护该部门。

　　但他也提醒说，“自省日记”不可能完全真实自省，“你无法排除有些人日记写得

　　“不可能一个日记就监督你的一切行为，”陈纪遥说，“比如外地的几个落马交通厅厅长，再写‘自省日记’也顶不住。”

　　另一个不可避免的疑问是，是否有“作秀”之嫌？侯维垣说明年6月检察院就要换届，“‘作秀’为什么？他(李发恒)连县里都去不了了。”

　　事实上，就要“休息”的李发恒正在考虑加快推进。按照他的设想，首先要限定“反省”内容；另外要扩大范围到科长以上干部。除官员相互督促外，李发恒还想由普通干警来参与督促自己的上司。

　　“形式是好形式，但监督力度上值得考虑。”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王长江说，这种做法表明一种自觉性，但“不用真正的体制性的东西固定下来还是早晚会流于形式主义”。

　　“每个人都有两本日记，一本写在日记上，一本留在心里。”平遥县检察院副检察长蔚向勇说。 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