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巴黎一家私立民俗博物馆馆长近日对我国有关民族文化研究专家说：“100年后，中国人要研究苗族的服饰文化，或许还要到我的博物馆来研究。”听了这句话，真感到无比痛心。
种种迹象表明：我国民族文化资源流失严重，若不引起高度重视，一些民族文化资源将走向毁灭。在贵州的有些地区对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滥用和过度开发比较严重，传统的
民间文艺形式在那里发生了变异，保留着我们民族的最古老最纯粹的记忆和文化基因遭到了破坏。不少苗族服饰的精品正在被拍卖成商品。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许多嗅觉敏锐的商人、文人看到了黔东南苗族服饰这块“富矿”的商业价值，采取“低价收购、高价卖出”的手法，对这块“富矿”进行无序开发，造成了黔东南苗族服饰的严重流失。法国巴黎一家私立民俗博物馆已收藏了180多套苗族服饰。其中，黔东南的苗族服饰就有108套，极具文物价值的月亮山地区祭祀服“百鸟衣”就有15套，超过了贵州省内的收藏。据了解，贵州月亮山地区的祭祀服“百鸟衣”是一套极具文物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民族服饰。至今月亮山地区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套“百鸟衣”已有300多年历史。如不采取措施，这套祭祀服再流到国外，这将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文物的一项无可挽回的损失。贵州曾引以自豪的苗族服饰上的刺绣——把苗族民间传说故事、图腾等惟妙惟肖地绣在衣服上的工艺，同样面临失传的危机。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法国人先后四十余趟来贵州收购苗族的刺绣，并得意地说:“以后你们要研究苗族刺绣就请到法国来，我不收你们的门票。”
苗族服饰共有130多种款式。它们精细地记载了数千年来苗族服饰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研究苗族历史文化的宝贵财富。苗族服饰由于性别、年龄、婚否等情况而不同，但都保持着苗族从古至今的传统款式。苗族女性百褶裙，图案花纹色彩斑斓，多以刺绣、织锦、蜡染、挑花作装饰。衣裙颜色以红、蓝、黄、白、黑为主，保持了苗族先民“三苗”的“五色衣服”（《后汉书·南蛮传》）的传统。服饰用料则以居住地出产的原料为主，多以棉、麻、毛等经过家庭手工作坊精编细织而成。苗族女性服饰，是苗族服饰文化的主要载体。以雷山苗族服饰为例，它是苗族服饰百花园中的一支奇葩。雷山境内不同支系、不同地域的苗族，根据穿戴习俗的不同，保留各自不同的风格，正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因此，苗族服饰又是一种苗族人民生活历史的符号和象征，是一种规则和历史的存根，也有人认为，苗族服饰是一本“穿在身上的书”，是一种无声语言和标志。苗族服饰图案被称为“研究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其精美绝伦的刺绣技艺以及璀璨夺目的银饰，让中外专家学者赞叹不已，它们无一不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民族审美心理的物化，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古老的苗族文化的成熟和极致。世界上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个象中国这样的国家，在一个民族里，可以出现这样丰富多彩、风格款式迥然各异的民族服饰。英国家文化史泰勒也说过：“如果人类要了解自己，就必须研究文化，必须研究他自己为自我培养而作的努力。”一部苗族的服饰史，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一部感性化了的人类文化发展史。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少数民族大多聚居在偏僻的山村、草原和海岛，而且长时间处于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所以从总体上说，受现代文明和外来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小，这对于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固然不利；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封闭式的社会环境却有一点意外收获：使富有独特风貌的民族服饰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成为稀世之珍。但是，随着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加强，藏在深闺的苗族服饰引起了中外人士的关注，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也使其服饰的差异在减少，由于民族之间的联系密切而逐渐消除了服饰的私密性。德国传播学派创始人拉策尔在其名著《人类地理学》中指出，自然条件造成的各族文化之间的差异，由于联系密切而逐渐消除。现在，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冲击，使本很脆弱的苗族传统文化迅速地消失，经济方式的改变使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文化的继承、传承也出现了危机。
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价值观念渗入到原本与世隔绝的苗族村民中去，祖祖辈辈不出大山的苗族村民们突然发现：那些陈旧的衣衫也可以卖钱，而且是奇货可居，衣饰越古老越值钱。懂得它们的价值的中国人、外国人纷至沓来，收购这些苗族服饰，于是，许多苗族人把祖辈们压在箱底的奶奶嫁衣都拿出来了。这些古老的稀世之珍变成了电子手表、化纤时装、塑料制品和现钞。而我们的法律、法规的不健全，缺乏严密的保护传统文化珍品的机制，博物馆和政府有关部门又缺乏足够的征集经费，征集的价格难以和外商竞争，持有者受利益驱动就高弃低。珍贵的苗族服饰的流失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亡羊补牢，虽为时已晚，但还不算太晚，我们希望政府部门进一步组织专家学者进一步深入调查和收集苗族服饰中的或缺与精品，加以研究，永远保留。我们要采取有力的措施，制止民族服饰的外流。我们要大声疾呼：精美的民族服饰也是国宝，流失一件就少一件。服饰虽可复制，但复制品决不能替代原作。我们要制订相关的出口政策，不允许珍贵的民族服饰带到国外去。要加强古老的民族服饰的管理，不允许有人把它们转手倒卖。对于盗卖珍贵的民族服饰者，要象盗卖珍贵文物一样，要追究其刑事责任。此外，我们还要制订保护珍贵的民族服饰的政策和法规，把保护民族服饰和开发民族服饰的工作区别开来。
法国作家法朗士曾经写过这样一段颇有趣味的话：“如果我能够死后一百多年出版的书中有所选择的话，你知道我会选择什么样的书吗？在这未来的书库里，我要买的决不是小说，也不是历史书——虽然能够提起人们兴趣的还是小说。朋友，老实讲，我要买份时装报，我要看看在我死后的一个世纪里，女士们是怎样穿戴打扮的，这些服饰所提供给我的关于未来人类的信息超越了所有的哲学家、小说家、布道家和学者所能给予我的。”中国民族服饰这座绚丽多彩的服饰宝库所能提供的人类文化信息，实在是太丰富了。七十年前的法朗士无缘见到如此丰富多彩的中国民族服饰。但是，他的后人比法朗士先生精明得多，手伸得更长，居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让大批苗族服饰贩卖到法国的博物馆中去了。如果今天容忍苗族服饰的大量流失，并波及到其他各民族，使我们失去了研究民族服饰的第一手资料，在几十年后，研究苗族服饰的学者真的要到法国的博物馆中去找材料，那就既对不起祖宗，也对不起后代了。
（作者是民族服饰研究专家，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作者：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