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复兴需克服四种心态

　　●国际社会对中国复兴的反应，不乏有“捧杀”和“棒杀”之意

　　●“帝国心态”太不务实，“受害者心态”对国家长远发展无益，“革命心态”容易树敌，“小国寡民”心态与大国国民形象不符

　　●坦然对待外部世界的反应，摆正中国在世界的位置，承担应负的责任，谋取正当

的利益，堂堂正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面对国际社会的新反应，一些国人还缺少良好的大国心态

　　中国在复兴，已成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然而，国际社会却反应不一。同以往相比，当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议论中赞誉较多，但有些赞誉中又不乏“捧杀”的味道，比如，“21世纪是中国世纪”等等。另一方面，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责难、否定成分也较多，大有“棒杀”之意。不过，相同的用语，其深层含义却有不同。比如，同样是“中国威胁论”，过去是怕中国崩溃给世界带来麻烦，或是因国内困难而采取极端的对外政策；而现在则是怕中国走传统的大国崛起之路，向外扩张，损害他国利益。

　　对于外界的种种说法，一些国人有时会过于敏感：对于外界的赞誉，常会沾沾自喜；听到批评，有时不免反应过度。总之，对于国际社会就中国复兴反应的新变化，一些国人缺少良好的大国心态。

　　不良心态源于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中国复杂而曲折的历史进程，给国人心态带来诸多消极影响，遗留下不少与“大国心态”相悖的东西。

　　一是近代以前的帝国阶段。在若干强盛帝国时期，中央朝廷看重的是被认可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显示天朝的君威。帝国的历史所留下的一份遗产是部分国民存在“帝国心态”。在这种心态影响下，人们在看待对外关系时常常忽视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而是过于重虚名，争面子；若对方在交往时很给面子，便欣欣然；若不给面子，便主张还以“颜色”。当然，随着改革开放，这种心态的影响趋弱。在国家层面上，务实外交也已是当今中国外交的显著特征之一。但此种心态亦须防范其滋生。

　　二是近代的半殖民地阶段。这是中华民族最屈辱的一段历史，中国成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掠夺的受害者。这给国人留下了“受害者心态”。在这种心态影响下，一些人在对外交往中老是持着怀疑的目光，担心对方是否有加害之意。如果遇有纠纷、争议，第一反应常常是“你有何歹意？”，而不是理性地探究纠纷的根源，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否认，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强权政治，一些国家仍盛行旧时代的思维方式，对此，国人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万万不可麻痹大意。但是，如果老被“受害者心态”驱使，对国家长远发展无益。值得庆幸的是，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多数国人已经越来越自信，比如，对最近中国与美欧国家的贸易摩擦，大多数国人都能客观地看待。

　　三是20世纪50-60年代的冷战阶段。中国于70年代初便已率先走出“冷战”，所以，“冷战时期”对中国来说只适用于50-60年代。在这个时期，中国一方面处于与国际社会的半隔绝状态，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也被排斥于联合国大门之外；另一方面在外交上受意识形态影响甚重，以意识形态划线，“革命”色彩浓厚，对国际上的一些制度、规则持挑战的态度，要破旧立新。这给国人留下了“革命心态”。在这种心态影响下，人们惯于用“非红即白”、“非好即坏”、“非友即敌”的思维方式来观察国际事务，认为凡是敌人拥护的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就拥护。先是树敌，然后寻友，最后才去谋事。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多数国人已经认识到，国家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多维度的，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共同利益。

　　此外，还有一种心态可以说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小农经济是古代主要的经济形式。其主要特点就是自给自足，封闭自守，活动范围极其有限。怎样生产、生活，全都是自己的事，与他人无关。这种环境所塑造出来的往往是“小国寡民心态”，其影响根深蒂固。这与我们需要有的大国国民形象不符。时常见报道，有的国人在国际航班上大声喧哗，全然不顾他人的感受；在国际交往中我行我素，不守公德；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不经他人首肯便吞云吐雾。在这些人看来，我怎样做，是我的事，只要不违法，谁也管不着。再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当然，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人们的思想观念不断“现代化”，中国在反恐、防扩散、国际发展援助和救灾等方面的积极表现也得到国际上的普遍赞成。

　　以“君子心态”泰然处之

　　需要明确的是，受上述这四种心态影响者只是部分国人，而且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开放，这部分人越来越少。但是，这些不良心态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要塑造、培育健康的大国心态，就必须不断克服这些消极影响。古语说：“君子坦荡荡”。坦荡荡者，就是坦然对待外部世界的反应，无论是赞誉、奉承，还是批评、指责，不管是好意的，还是恶意的，都泰然处之，不为所动；同时，摆正中国在世界的位置，做自己该做的事，承担应负的责任，谋取正当的利益，堂堂正正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刘建飞

　　（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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