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迪军：做经营政府的新型CEO

　　-本刊记者 翁仕友

　　位于安徽北部的凤阳县是一个有着显赫历史光环的县份———明太祖朱元璋的故里，全国知名的花鼓之乡，“大包干”的发祥地。但是光荣的历史并没有给凤阳带来现代经济上的繁荣，在安徽省61个县市中，凤阳经济排名的位次始终处在“不上不下”的位置。在外界看来，凤阳县本不该“沉默”。

　　2005年7月，凤阳县从上海交通大学引进12名博士，挂职县直各部门，此举吸引了国内诸多媒体的关注，凤阳的“引博工程”因此成为各方评论的话题。半年后，《决策》记者走进凤阳，再次解读“引博工程”以及这项工程的主要决策者———凤阳县县长范迪军。

　　引博工程

　　2003年2月，范迪军来到凤阳工作，担任县委副书记。两年后，就任凤阳县县长。这位有南京大学博士学位的县长上任后，说得最多的就是创新。2005年7月，在政府一系列创新举措中，凤阳县“引博工程”出台了。

　　《决策》：请问，凤阳县政府作出“引博工程”这一决策的背景是什么？

　　范迪军：我到县政府工作后，首先要理清发展思路。为此，我在过去县里制定的发展玻璃支柱产业，实现工业强县的基础上，提出把凤阳打造成中国乃至亚洲日用玻璃生产基地；在“明文化旅游强县”基础上，提出了打造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目标；在建设“生态农业县”的基础上，提出建设面向长三角的绿色农产品生态农业县目标。尽管这些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但是如何实现？如何建设？需要什么战略和项目支撑？这个时候，我们深感人才缺乏是制约发展的瓶颈。所以，县委、县政府考虑请专家给县里做“十一五”规划，碰巧的是，团县委与上海交通大学有联系，两者一拍即合，达成了交大博士来挂职的意向。

　　《决策》：也就是说，您最初的动机是让这些博士来完成县里的“十一五”规划。

　　范迪军：是的。作为政府主官，我考虑的并不是这些博士实习的问题，考虑的是凤阳如何用好这一特殊的人才资源。如果按照市场化运作，做“十一五”规划项目将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而且专家做完规划一般交给政府就算结束了。在这种情况下，上海交大博士挂职既能使我们获得专家资源，从经济上能使项目成本最小化，同时12名博士挂职县里不同的部门，让他们亲身参与规划项目的实施，还可以检验规划的科学性。这是一个“双赢”目标的创新。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决策得到县委的支持和滁州市委的重视。

　　2个月后，滁州市决定3年内拿出177个副处级及以下的职位，引进百名博士，凤阳县的做法得到了滁州市决策层的认同。对于凤阳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这些挂职博士所产生的效应，要远远超过凤阳县决策层最初的预想。

　　《决策》：我们知道，这12名博士到岗不久，就开始了日程紧凑的调研活动。从这半年实践来看，凤阳有没有出现当地官员排挤“博士官”现象？

　　范迪军：尊重知识已经是全社会的风尚，大家对挂职的博士更多的是尊重。另外，挂职不同于任职，挂职更多的是帮助地方发展出谋划策，他们并不管人、财、物。从实施情况来看，并没有出现“排异”现象。

　　《决策》：那么，这些“博士官”的到来有没有给县里的官员带来思想观念上的冲击？

　　范迪军：他们来后，白天在部门上班调研，晚上举行博士论坛，请各个部门的人来参加，我也经常参加。我们的干部在参与这些活动中，思想与观念显出明显差距，有时候连他们讨论的话题都听不懂，如用多媒体PPT来演示，用采集的数据处理来分析，表达手段是新的，讨论名词是新的，思维方式是新的。

　　博士说，你们不同部门提供的数据，往往互相打架、不可信，这些数据是怎么来的？过去我也说过这个问题，但是大家不以为然，现在博士来了就不一样。地方干部与博士共事，产生了互动效应、思维差异、观念碰撞，从而触动凤阳干部的思想，这种影响会在今后的工作中体现出来。应当说这是我们期待的收获。

　　凤阳县“引博工程”经媒体报道后，也引来了一些批评，有人说，这纯属“作秀”。还有人质疑，“引进来这么多博士，你能留下来几个？”对此，范迪军说外界可能误解了凤阳的“引博工程”。

　　《决策》：下一步县里是否准备把这些博士留下来任职？在人才使用上，县里还有哪些新举措？

　　范迪军：“引博”不一定要“留博”，我们不图所有，只图所用，能不能留下来并不重要。有的博士可能适合做学问，有的博士可能适合做企业，未必每个博士做官都合适。两年挂职时间结束后，博士可以选择离开，由第二梯队的博士来做，当然也可以继续挂职或者任职。把人留下来是传统的人才观，我希望把这里打造成一个“政府博士流动站”，站是永远的，博士是流动的。

　　下一步还想创新人才引进对象，比如请江浙发达地区的乡镇干部到凤阳挂职，同时还可以探索请发达地区知名企业中层管理人员来这里挂职。

　　经营政府

　　在去年的述职报告中，范迪军19次提到“创新”一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经营政府”。范迪军说自己要做经营政府的新型CEO。

　　《决策》：何为“经营政府”？您为什么要提出这一概念？

　　范迪军：城市要建设，园区要建设，公共事业要发展，这些都要钱，但是对于一个穷财政的县来说，钱从哪里来，这是个问题。我们把政府当作企业来经营，把政府管理的所有资产按市场化运作，把县内的所有资源整合起来，实现三大目标，即所有员工(人民群众)福利最大化，效益(财政税收)最大化，区域竞争能力最大化。与企业经营相比，政府经营获得利润的方式不同，政府提供的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而不是私人产品。

　　“经营政府”是现代政府管理的一种创新，是克服穷财政解决发展资金的的一种选择，把企业经营理念引入到政府管理中来，尝试着把政府资产和资本运营结合起来，通过市场运作，形成资产的现金流，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解决政府投入与发展的“瓶颈”。

　　让政府真正变成拥有有效资产的公司，然后用有效资产去融资，在负债经营中实现效益最大化，用未来收益解决当前发展的瓶颈，偿还债务，这就是政府的经营创新之路。

　　《决策》：在实践中，这一理念能不能贯彻下去？

　　范迪军：2005年做了几件事情。举个例子，县里有一条路路灯年久失修，道路坑洼不平，需要政府出钱修整。但是一年的城市维护费除了发工资外，根本没有建设资本，我们通过拍卖路灯广告30年经营权，筹集资金138万元，将城区的一条主干道进行了绿化、亮化和美化的全方位改造。我们将虚拟资产变现了，这就是政府的城市经营。

　　除此以外，我们还招标拍卖公司对商业土地开发的拍卖，政府创立投融资公司，成立并运作石英砂协会，规划政务新区等等，这些都是“经营政府”的重要举措和具体实践。

　　金融学博士出身的范迪军在担任县长后，为实现“经营政府”的概念，他把配置资源的触角伸到了金融领域，他说要改变现在地方政府求银行放贷的现状，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决策》：这一举措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范迪军：2004年末，全县存款余额22亿元，实际贷款余额14亿元，也就是说有近1/3的存款没有转化为贷款。后来我们做了个改革，把银行资金分为5级：一级是政府财政存款，二级是政府基金存款，三级是政府直属部门存款，四级是企业大户存款，五是社会居民存款。政府能够调控的前三级存款，占存款总数近30%，银行也非常看重这部分存款。

　　县里每季度把这些存款拿出来，同时推出中小企业项目，如果哪家银行愿意贷款给这些中小企业，我就把存款存进该银行。如果哪家银行贷款数，在全市倒数前3名，我就把这家银行里的前三级存款拿出来，支持愿意贷款的银行。用公共财政资金调控银行贷款，政策一出，很多家银行紧张了，今年全县银行贷款数大幅提高。

　　陀螺人生

　　2005年，凤阳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6.2亿元，比上年增长12%；财政收入实现历史性突破，完成2.11亿元，比上年增长13.5%。从滁州来看，发展位次靠前，但从全省来看，凤阳仍未进入财政富县的行列，凤阳急需找到跨越式发展的路径。对范迪军来说，这是一个考验。

　　《决策》：从资源禀赋来看，凤阳要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我们可选择的路径有哪些？

　　范迪军：关键是如何利用和发挥县内的资源比较优势，与县外资本对接，形成特色产业和竞争力。在工业上，主要依靠石英岩矿资源，把凤阳打造成中国日用玻璃生产基地，做大做强这个产业，这样产品的附加值就出来了。以往我们是开山放炮，卖原料，企业间恶意竞争，不仅企业没有利润，政府没有税收，而且环境遭到了破坏。为此，我们象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那样，成立了石英砂协会，我担任名义会长，政府统一运作，把200家企业组织起来，统一核定成本、核定利润、核定税收、统一定价，这让很多外地生产商震惊。去年我们还做了一个石英砂产业论坛、规划，这些都是为做大这个产业作准备。另外，要发挥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发展旅游经济。同时，发展生态农业，用绿色食品概念解决农业发展竞争力问题。

　　在凤阳当地官员看来，范迪军是一位学者型官员，看问题往往追根问底，做事喜欢追求完美，部署工作看重部下的执行力。这位有过海外学习经历的县长，为官倒有几分理想主义色彩。

　　《决策》：在发展县域经济的时候，县里遇到的障碍性因素有哪些？

　　范迪军：到政府后最大的感受是县级政府发展手段不是很多，制约却很多。县域经济发展不是资金问题，不是土地问题，也不是区位问题，关键取决于地方干部的素质与思想观念。我们与长三角区域相比，创业意识不浓，害怕风险，习惯于旧思维，这些使得我们不能与外界资本对接，机遇就会流失。这是发展最大的制约。

　　第二制约是体制问题，县里是吃饭财政，政府机关很容易变成养人单位，特别是一些事业单位完全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职责就是收费养人。机构运转效率低下现象严重，如果不下大力气改革就很难推动。

　　第三是县域经济发展政策问题。我国现有2067个县、市、区，但县与市、区有明显区别，尤其是中西部县是我国“三农”问题的主要载体，应给予更多的支持政策。比如欠发达地区土地资源比较多，在发展工业化战略上，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应该区分对待。还有财税体制，国税、地税分家，收税成本很高，县级政府调控手段与事权不对称等。

　　《决策》：有人说过，当县长很有成就感，但也非常累，您是如何看待这个评价的？

　　范迪军：我常说我像个陀螺一样拼命地转，不知道有多少个看不见的鞭子在抽，我拼命地找目标，拼命地向前，尽管我的速度很快，但感觉自己还在原地打转，没有往前走，走不动，走不过去。体制问题、观念问题、制约手段问题、外界环境问题等等，这些都使我在配置资源的时候，无法有更多的精力去“经营政府”。我常说，我大量的精力不是放在发展上，而是用在解决具体繁琐的事务上，历史欠账、社会矛盾等问题搅合在一起，使你难以跳出这个圈。

　　穷政府因为吃饭财政，只能维持运转，不能解决发展，而不发展又使财政更加困难。因此，必须通过创新来突破，要把政府作为公司来经营，创造第二财政，形成资金流，解决政府基础设施投入问题、社会事业建设问题、投资环境竞争力营造问题。

　　但是在目前体制下，干部观念、人员老化、机构不合理，这些又使得资源整合的效率大大“缩水”。创新是解决发展的引擎，“引博工程”是创新，“经营政府”也是创新，但有时候创新仍然解决不了问题，这就需要改革，强有力的改革。

　　范迪军说，自己最欣赏的人是仇和，因为他能够按照自己的理想治理一方。范迪军同时也一再强调，凤阳县与安徽十强县的差距非常大，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万里长征自己才走了一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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