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和一个城市的命运

　　没有哪一个城市，会像温州一样，20年的路，会走得那样曲折。它是一座在政策夹缝中生存发展起来的城市。它的发展离不开当时敢把“乌纱帽”放在桌子上的，冒着风险支持私营经济的几任领导，董朝才当数其一。

　　撰稿／魏 睿

　　我还记得那双颤抖的手。

　　那是2004年的11月，杭州体育场路董朝才的家里。手抖不是因为天冷，而是因为他得了帕金森氏综合征。那次采访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倾听，也是他最后一次讲述。

　　2006年2月20日凌晨，董朝才走了，走得悄无声息。他或许还有些遗憾吧，不能看到温州未来的样子了；他或许会有些欣慰吧，2004CCTV十大最具经济活力城市，温州名列其中，2004年全国金融生态评比，温州位居最高等级。

　　22日早上，细雨蒙蒙，杭州之江饭店的大堂里，聚集了众多从温州自发赶来参加董朝才告别会的人们。其中，既有当年和董朝才并肩工作的政府官员，也有在董朝才扶持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家，还有仰慕董朝才的高校学生。一些人是头天晚上十一二点赶到的，一些人则是开夜车，从温州漆黑的夜驶到杭州微亮的晨的。

　　22日9时起，从之江饭店到杭州殡仪馆的路上，牌照为“浙C”的车子排成了队，他们是要赶去见董朝才最后一面。所谓“百感交集”，大概说的就是人们当时的心境吧。

　　把“乌纱帽”放在桌子上的改革者

　　20世纪80年代末的温州，是一艘在政治的惊涛骇浪中沉浮的小舟。中国没有哪一个城市，会像温州一样，给人留下如此日新月异的印象。没有哪一个城市，会像温州一样，总是让人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没有哪一个城市，会像温州一样，20年的路，会走得那样曲折。它是一座在政策夹缝中生存发展起来的城市。它的发展离不开当时敢把“乌纱帽”放在桌子上的，冒着风险支持私营经济的几任领导，董朝才当数其一。

　　董朝才是一个有着数十年党龄的老党员。50年代搞过国营经济，60年代搞过集体经济。80年代，他来到温州，接任当地党的最高领导权。1985年12月临到温州前，省里要求他：要下力气搞活国有企业，把温州的做法全面改变过来。那时候，温州的私营经济已经占有工业的40%、商业的50%和交通服务业的80%。董朝才刚到温州的第一件事就是皱着眉头搞调研。整整3个月，他跑了几十个乡镇，上百家国营企业和家庭作坊工厂。一幕幕的现实、一次次的座谈、一个个不眠之夜，在改变温州和被温州改变的心灵较量中，董朝才放弃了原先的念头。

　　由于政策的不确定性，刚刚富起来的温州人不敢贸然投资扩大再生产，把大批资金投向消费。董朝才顶住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从1987年开始，相继出台了8个地方性

　　有些东西或许现在可以写下来了。我的脑海里回现出2004年11月那次采访的场景，董朝才因病体衰弱，言语十分吃力。他用低微颤抖的声音跟记者说：“我现在退休了，不怕跟你们讲了。”我们不会忘记，在1985年到1987年间，温州乐清爆发了令人震惊的“抬会”事件，造成60多人自杀，200多人潜逃，8万多户家庭受牵连。1985年正是董朝才上任那年。据他回忆，当年，刚上任的他正在北京开人代会，会议期间和人行的领导为温州民间金融的事情争吵。好像事情偏偏不凑巧，温州那个时候发生“抬会”。他只好忍气吞声，会都没开完，就“灰溜溜”地连夜赶回温州处理事故。想想那个情景，想想他的有苦难言，就连事隔多年后的倾听者，也多少能够体味到他当时的艰难。

　　1986年11月1日，杨嘉兴创办的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城市信用社——温州鹿城城市信用社，是因为有董朝才的“同意试点”才办起来的。1984年9月，时年32岁的方培林创办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兴钱庄，钱庄开业不久曾因合法性问题而一度停业。方培林给董朝才写信，反映县工商局和县人行不给执照的问题。董朝才就让自己管辖的工商部门批，并给方培林手写了批条，“违规”发展民间金融。1986年12月25日，方培林挂出了“中国温州试验区方兴钱庄”的新招牌。那时乐清抬会风潮余波未平。董朝才的遗体告别会，杨嘉兴去了，方培林也去了，他们说，董朝才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资本和要素要结合在一起。”这句话似乎太书卷化了，但董朝才听了却接连点头。经济的发展是离不开钱的。经济越发达，融资的需求就越高。在温州，许多民营企业创业初期的钱，都来源于民间借贷。当时的国有银行与浙江民营企业发展不匹配，国家贷款讲指标控制，而当时温州就没有什么贷款指标，他是大力支持与民营经济相匹配的民间金融的。董朝才曾经这样讲过：我的帽子是放在办公桌上的。只要有利于老百姓经济发展，又不是法律法令明文禁止的，一律大开绿灯。理论上还没有搞清楚的事，先放开让老百姓大胆去试。

　　切合实际的改革者

　　在很多温州人眼中，董朝才也是位两袖清风、朴实廉洁的好官。但董朝才却并非“海瑞式”的“不谙约束”的改革者。海瑞一生提出过不少治国施政的意见和方案，但被采纳的几乎没有。他能够大刀阔斧地实行自己的政见，只有在巡抚应天府任上短短半年时间。除了疏浚江河的成果得以保持以外，其他的措施在他离任以后就被废止了。而董朝才在任时的许多中国首创却沿用至今：“个体挂户经营”、“私人企业”、“股份合作”、中国第一个由地方集资完成的“民航机场”、中国最早的“机场建设费”均诞生于当时的温州。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在“姓资姓社”还很敏感的时候，很多有利于市场经济的新组织是介于合法与违法之间的灰色区域的。一个地方官员的决策有可能是“使交易从无到有，降低交易费用”的一个约束条件。董朝才领导下的政府给了新组织创新的自由，而且这种自由是应需而生的，而不是人为的浪漫的要求。

　　然而，发展市场经济的代价一部分是摊在了包括董朝才在内的温州前后几任官员的肩上了。1990年，任期未满的董朝才调任省体改委工作。离开温州的那个夜晚，下雨。他去了一趟

　　董朝才在夜雨中带着对温州人民无限的深情离开了温州。那次采访临近尾声时，记者问他，会不会后悔曾经走过的路。他说：你不知道，这条路好难。

　　今天的温州发展成为这样，许多事情可以忘记，但很难忘记董朝才。20世纪80年代末，董朝才驾驶着“温州市场经济”这条小船，在惊涛骇浪中，一个巧妙的躲闪，一个全力的划桨，温州这条船撑过去了，他自己却离开了那条船。千千万万个温州市场英雄驶入了平静的大海，这个人却长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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