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焕琛委员：政府扶贫救助模式需要转变

　　本报北京3月11电 本报记者 刘世昕“家徒四壁，既无像样的家具，更无空调、冰箱之类的家用电器。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很低，常常因花钱治病或子女教育而变得一贫如洗”；“贫困家庭成员一般文化水平低，无技术专长，很难找到稳定的工作”……这些描述，来自左焕琛委员所在的农工党上海市委去年作的一份关于城市贫困群体调查报告。今天，左焕琛委员对记者说，他们在调查中注意到，城市贫困人群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绕不开的话题。

　　实际上，关注城市贫困群体的不只是左焕琛和她的同事，在今年年初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高尚全等一批经济学家就曾表示，近年来，城市贫困并没有因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而有所减轻，相反还表现出明显的加重。

　　曾有专家分析说，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的城市贫困群体主要是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及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和抚养人的“三无”人员，而新出现的城市贫困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却是有工作能力且愿意工作，但却没工作机会。

　　在专家的眼中，这样一个不断膨胀的群体可能来自：国有企业改革和调整导致的失业群体；资源枯竭型城市里大量具有正常劳动能力的城市居民也因失业陷入贫困；退休较早、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陷于贫困线以下；流入城市的大量农村人口成为城市里的新贫困阶层。

　　左焕琛和调查组的同事认为，一些正在迅速发展的大城市也有出现贫困人群的可能，比如，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一方面，这些城市是我国就业机会最丰富的地区，另一方面，相当数量的本地居民由于不能适应大城市就业结构的改变，可能成为长期需要救助的群体。

　　左焕琛委员认为，他们这次调查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向社会描述城市贫困群体，更重要的是指出——政府传统的“关怀式”扶贫经验已不再适用于新的贫困群体。

　　调查组的专家认为，由于“新出现的城市贫困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却是有工作能力并且愿意工作，但没有工作机会”，所以，政府的救助模式应该从“关怀式”向“发展式”转变，也就是要从过去的“生活救助”向“能力救助”转变。

　　左焕琛等人认为，认为我们的经济能力已足够强大到可以将贫困群体养起来的任何想法，都是错误和危险的。如果政府不能在贫困群体人力资本提升方面有大的突破，盲目扩大“帮困”项目，最终将会给社会福利体系带来长期、巨大的经济负担。

　　专家们的调查还发现，由于一些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政府“社会帮困”的福利制度遭遇了一些尴尬，专家建议：政府福利的范围应该进行调整。

　　比如，过去，一些大城市在实施政府帮困救助时都会严格控制范围，不让政府的“社会救助帮困项目”扩大到外来流动人口，因为担心如果扩大至外来人群会加重公共财政的压力。

　　但现实的问题是，由于很多家庭或嫁或娶了外来人员，现在外来的流动人口已经“嵌入”相当一部分的大城市家庭，专家称，面对“混杂型”家庭的大量出现，政府应加强对外来人口帮困的研究，加强和改善贫困家庭摆脱贫困的能力。

　　大城市家庭结构还出现了另一种变化：一些二三十岁的无业人群在“傍老”、“啃老”的同时也长期沉淀在“低保”的救助网上，所以专家称，对这样的家庭该怎样帮困，也是政府必须重新考虑的话题。

　　调查组的专家还提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过去对帮助城市贫困人群发挥了作用，但近年来这项制度的弊端开始显现。据介绍，在一些大城市，“低保”家庭除每月有300元的救助收入之外，还可能获得包括

　　这样的故事是典型的：一户低保家庭，当处于“低保”线以下时，他们可以住廉租房，拿到粮油卡，但如果家庭成员找到工作，全家的收入超过“低保”线后，他们就丧失了住廉租房、获得“低保”救助的权利，生活可能过得还不如拿“低保”救助时。所以很多“低保”家庭现在面临的矛盾是，究竟是去找工作改变命运，还是继续吃“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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