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岁老人为“东北大瘟疫”取证

　　特约记者/王海

　　2006年2月16日，辽宁丹东。

　　早春的细雨刚刚抚摸过这座中国边境最大的城市。巍峨的断桥仍然静静地卧在鸭绿江上。可是，在这座城市的一个角 落，一位80岁高龄老人的心中，却涌动着难以抚平的激愤

和豪情，“一定要找到日寇当年制造‘东北大瘟疫’的证据，向日 本提出民间索赔，为中国人争一口气！”

　　他是这么说的，也正在这么做。

　　他叫刘景文，生于1926年。20年前从丹东海关退休后，他和老伴一直过着平静安逸的生活。直到2004年， 他的生活被报纸上的一篇报道改变——从此，他拖着年迈的步伐，奔走在丹东等地，为了自己暮年的愿望而努力。

　　因一篇报道改变的生活

　　每天早上，丹东市振兴区六道新村附近的报刊亭前，都会准时出现一个头发花白、身材发福的身影。从海关退休后， 本来就喜欢读书看报的刘景文有更多的时间阅读大量的报纸和杂志。

　　2004年7月29日，刘景文买到了最新一期的《辽宁老年报》，看过一篇《八旬老人刘思强——求证日寇制造的 “东北大瘟疫”》的文章后，他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中，想起了父亲刘汉臣在他年轻时候经常给他讲起的日寇在东北制造大瘟疫 的故事。

　　“1945～1946年前后，我家住在宽甸县。在我家周围，有很多的邻居和亲戚因为一场瘟疫而去世。我父亲当 时就给我讲，这场瘟疫是日寇投降前夕留在中国东北的。”因为少年时代的不幸经历，亲眼看着身边的亲戚和邻居一个个地离 去，刘景文对父亲的讲述记忆颇深。

　　而这篇报道，不是从一个方面证实了父亲当年的讲述吗，即日寇当年曾在中国东北制造了大瘟疫。

　　报道称，辽宁省北宁市二高中离休教师刘思强历经7年自费调查得出结论：“比南京大屠杀还惨痛的大瘟疫，在东北 90多个城市大流行，40多万中国人丧生。”文章说，1945～1946年在东北地区爆发的鼠疫、霍乱是日寇在投降前 夕蓄意造成的。

　　当时，刘思强的家人，在1946年6月下旬，因为瘟疫先后去世了7人。这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恨。从1986 年退休开始，刘思强阅读了大量有关历史和医学的书籍、报刊资料；走访了北至哈尔滨、南至大连等数十座城市，找到当地老 人了解情况；研究了近百个县市、占东北2/3地区的地方志，通过调查反映，1945年日寇在撤离时，把带有病菌的物品 留在了中国。

　　读到这里，刘景文一下子警醒了，他不由得想起了父亲，也想起了在那场瘟疫中去世的干妈。

　　“当年我不到20岁，在宽甸县一个商店当店员。1945年前后，我住在大江口村，村民王顺安的母亲是我的干妈 ，王顺安家里6口人，死于这场瘟疫的就有4口人。当时，丹东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老百姓都认为这场天灾是鼠疫、霍乱大瘟 疫。”虽然时隔60余年，但刘景文依然清晰地回忆道。

　　从父亲的讲述，和自己当年的判断，再加上这篇报道的证实，刘景文明白了，那场日寇投降前夕制造的瘟疫，确确实 实在自己身边发生过。

　　在逐渐肯定自己的猜想的过程中，刘景文坐不住了。年轻时代的惨痛经历，让这位老人再次燃起了心中的怒火。“一 定要还原历史，提出索赔，为在瘟疫中死去的中国人和其后代讨还公道！”采访中，耳朵已经发背的刘景文不止一次大声地重 复着这句话。

　　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刘景文开始踏上自己的求证之路。

　　走上漫长的求证路

　　刘景文退休多年，再加上耳背和冠心病，求证“东北大瘟疫”的道路之难可想而知。

　　首先，他想到的是，在文字资料中查找历史。从此，不能再骑自行车的老人，用双脚量起求证的漫漫长路。远一点的 地方，他用老年月票乘坐公共汽车去。近两年的奔波，丹东市大大小小的书店、书摊，他如数家珍。一本本发旧发黄的书，一 张张破烂的报纸，一篇篇文章，他不停地找寻。

　　遗憾的是，多日的劳顿却让他第一个想法落空。

　　“后来没有办法了，我就到丹东市档案局查历史资料。查一次20块钱，他们看我这个样子，给了我优惠，只要了我 10块钱。”但没多久，刘景文的这个希望又一次破灭。

　　虽然屡遭失败，但老人并没气馁。考虑到个人的能力有限，刘景文开始想到求助国家。

　　2004年9月5日，刘景文给国家外交部写了两封信，强烈反对日本“入常”的企图。

　　四天后，外交对老人的信件有了回复。“他们告诉我，信件已经收到，正在议论此事，对我寄来材料表示感谢。说我 已经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责任，剩下的事，由国家来办。”这个回复，鼓舞了刘景文的斗志，也坚定了刘景文的信心。

　　接着，他又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王馆长写了信。王馆长很快也回了信，这下，他的信心更足了。

　　然后，他又写信给辽宁省的某组织。大意是说，对当年日寇制造的这场瘟疫提出索赔，寻求帮助。但得到的答复却是 ：“这段历史没有文字记载，况且经费和精力有限。”

　　刘景文一下子沉默了。起初，他的想法是通过官方组织对日索赔。在那之后，他改变了想法——对日本进行民间索赔 。

　　除了继续查找资料，他还同辽宁省北宁市自费求证日寇制造大瘟疫的刘思强取得联系，互通信件。

　　这段时间，他已经记不清楚自己问过多少老人，终于从这些人当中，得到了一些有用的信息。 “我从社会上老年人 了解到，当时丹东地区存在被老百姓叫做‘窝子病’的传染病。”双方约定，继续寻找证据。他同时透露，“在大连一个律师 手中，有当年日寇撤离的文件，可以证明瘟疫是日寇留下的。”

　　刘景文看到了曙光。

　　联合向日本提出民间索赔

　　功夫不负苦心人，终于，事情在2006年春节前，出现了转机。

　　快过狗年春节时，刘景文去了趟辽宁省宽甸县永甸镇。利用自己多年积累下的关系，他找到了一位陶姓老人和一位李 姓老人。“老李今年83岁，当时他家死了七八口人。老陶以前在丹东一个单位当司机，75岁，他也能证实，当年自己的亲 友在瘟疫中死掉了不少。”

　　记者致电陶姓老人时，老人回忆：“1945年左右确实有一场瘟疫，传染得很厉害。当时老百姓都说是被什么东西 咬了就得病。具体是什么东西我记不住了。由于医学不发达，是什么病也不知道。当时老百姓都说是日寇留下的。我家周围的 亲戚邻居死了七八口人。”

　　春节前，刘景文打算过完正月十五后，去宽甸县一趟，把寻找证人的工作落实了。但因为换季，刘景文老人的冠心病 又犯了。“买了600多块钱的药，等打完10天点滴后再去吧，现在身体不行”，老人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

　　2月6日，当刘景文的故事被媒体报道后，得到了更多人的响应。

　　“这些给我来信儿的人都是当年在瘟疫中受害人的家属。他们看到报道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有打电话的，有来信 的，其中以沈阳、丹东和东港的居多，还包括吉林省的。”老人兴奋地说：“长春的王玉滨、丹东的孙守仁、黄宝金等人，均 从不同的角度回忆了当时的情景。一位姓李的人说，东港市合隆镇，当时一个村一下子死了100多人。”

　　在刘景文的家中，有一个录音机大小的褐色箱子，里面装满了报纸、信件和各种复印件，足有五六斤重。看得出，老 人是下了决心要讨还个公道“我退休金也不高，现在为了这个事，也花了不少钱，有点力不从心了，但我不能退缩。我要不惜 一切代价彻底揭露日寇长达14年在东北的统治暴行。为祖国同胞和受害的父老乡亲们出口气。”

　　刘景文说，“等我这边的证据弄好后，我再联系刘思强，和其他一些经历过瘟疫的老人，或者一些手里有证据的人， 联合起来，向日本提出民间索赔，还原历史，讨还公道。”80岁高龄的刘景文的话掷地有声。他还准备联系曾轰动一时的组 织日寇细菌战诉讼团的王选，壮大自己的力量。

　　同时，他还说：“外事无小事，民族利益更无小事。我要用我的余生完成这份光荣的任务。再用三年，我将把收集的 材料，结集成书，不为名利，只是为同胞、为民族做点贡献！”

　　明天，刘景文会继续在求证日寇制造的“东北大瘟疫”的道路上走下去。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6年3月上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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