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脉“城中村”

　　诊脉“城中村”

　　——专访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辛向阳博士

　　本刊记者/李云虹

　　同一制度下，北京的“城中村”为何如此会有如此大的差距？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中村”是否会从人们的视野中消亡？

　　“城中村”原貌

　　《法律与生活》：何谓“城中村”？城中村又有哪些特点？

　　辛向阳：我国已经进入城市化的加速期，在城市发展方面表现为人口增长与面积的扩张。由于城市扩张速度快，大量农村地区被卷入城市化进程中，但这些地区仍然保留和实行农村集体所有制，形成城、乡并存的二元结构，成为“都市里的村庄”。这是广义的“城中村”。

　　“城中村”是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一个独特的现象：城市包围了农村但没有能够及时地消化吸收农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城市建起了高楼大厦，但其周边往往存在着破旧的居民区；虽然城市有了很好的外表，但管理方式却非常滞后。北京的“城中村”是指在北京

　　独特风景

　　《法律与生活》：北京的“城中村”又有哪些特点？

　　辛向阳：2002年5月，我们配合北京市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办公室对北京的所有“城中村”进行了普查。2002年9月普查的结果是北京城八区共有332个“城中村”，总占地面积为17平方公里，涉及的人口数达到100多万人，其中本市常驻人口为30万人左右，外来人口为70万～80万人。北京的“城中村”规模大小不一，最大的村落人口达到3万人左右，而最小的村落人口才十几人。

　　北京“城中村”主要集中在五环以内，重点分布在朝阳区、海淀区和丰台区。从占地面积和居住人口来看，“城市村庄”对全市的总体发展影响巨大，而且，这些区域是城市公共卫生的死角，是社会管理的薄弱点，是城市安全的高危区，是全市公共安全的隐患。

　　特点一：人口高度密集。

　　由于人口密度大，人均住宅面积小，居住着为数不少“张大民”式家庭，三代十余口人挤在两三间小屋里，生活条件恶劣。就南中轴地区的环境整治来看，共拆迁居民4600多户。崇文区每户平均18平方米，宣武区每户平均23平方米。居住环境不忍目睹。

　　特点二：市政基础设施落后。

　　60%左右的“城市村庄”市政基础设施匮乏，水、电、气、热、道路、环卫等基础设施短缺或严重落后，垃圾和污水得不到有效处理。“城市村庄”中通常垃圾露天堆积，污水横流，公厕状况很差，一到夏季蚊蝇满天飞，臭气熏天，极易导致传染病的流行，是城市公共卫生的盲区。

　　特点三：社会管理混乱。

　　四分之一的“城市村庄”位于街(乡)与街(乡)辖区结合部、铁路沿线、火车站附近、河湖沿岸地区。这些地区牵涉部门、单位多，管理责任不清，且职能交叉，遇事相互推诿、扯皮。经年累月，以至违法建设丛生、人员复杂，是城区违法犯罪活动的多发地，是社会治安的“死角”。“城市村庄”为大量地下非法加工厂提供了藏身之所，例如，2002年8月，有关部门在朝阳区后八里庄的一处平房内端掉了四个制作馒头的黑窝点。

　　巨大落差

　　《法律与生活》：在我们对北京“城中村”调查过程中发现，有些村落由于改造，村民过上了小康生活，而有些村子的村民生活得反而不如以前，原因何在呢？同一政策制度下，为何生活现状的落差会如此之大？

　　辛向阳：这也正是我接下来要说的，“城中村”的改造过程。只有运用好公共政策的杠杆，才能解决好“城中村”整治中的一些问题。

　　2002年统计，北京城八区共有“城中村”332个，三年间的时间已经完成了奥运场馆周边及四环路以内近50%的“城中村”改造任务，其余的“城中村”也将在2008年以后继续完成。2006年北京市待改造的“城中村”有80个。

　　北京“城中村”改造粗略估计需要470亿左右，政府的投入不可能是惟一的资金来源，它应该起一个杠杆作用，调动各方面的社会力量，创建一个保证各方利益的多赢机制。

　　对于居民来说，他们希望早日改善住房条件，拿到足够多的补偿款；从房地产开发商的角度看，北京三环路以内的“城中村”多数无利可图，希望有一定的优惠政策；而政府改造“城中村”，是偿还以前在公共基础设施方面的欠账，改善社会形象，政府理应承担责任。居民、房地产开发商、政府，三方利益博弈的结果实际就是三方的适当妥协，或是政府妥协，给开发商更多的优惠政策；或是开发商妥协，降低自身收益的比重，改造“城中村”；或是当地居民妥协，尽早搬迁，到远郊区购房置业。

　　整治“城市村庄”是一项造福于民的公益事业，政府应是第一责任人，应当将公共财政向公共事业倾斜，用公共财政换取城市公共空间。同时，政府还应通过各种渠道、多种手段，组织动员各种社会资金和社会力量参与“城市村庄”的整治工作。

　　由于北京各个区县发展的不平衡，南城和北城发展的不对等，造成了某些“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的差别。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个个由血缘、亲缘、地缘、宗族等深层社会网络联结的村落乡土社会会消失，它的消亡肯定会给社会带来阵痛，但“城中村”的消亡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6年2月下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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