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规制官员升迁路线图

　　文/徐苏林 施颖

　　买官现象是当下民众极为痛恨的社会现象之一。这种现象不仅伤害了官员形象，而且最严重的是加大了民众生活的成 本——办事情，即便是合理合法的事情都需要花钱。

　　官场是整个社会运作系统的关键部分，其自身清洁、高效的运作不仅需要靠一整套科

学完善的机制，也需要一个良好 的社会心理基础和一个范围更大的外部监督机制。

　　警惕官场市场化的倾向

　　基层官场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跑官是不对的，但不跑是当不上官的。”

　　跑，当然不能空手跑，因为，“光跑不送，原地不动”，甚至还会被弄下去；送，主要是送钱，要大把大把地送。这 是官场被市场化的社会心理基础。

　　当然，确实有这样的干部，不干活却善于“活动”，精于拉“关系”，更会找“靠山”。没本事却有钱而且舍得送钱 ，送钱当然是为了捞钱，捞更大的钱，于是他们把官场当成了市场，把买官视为最赚钱的生意。这些人私心、野心很大。倘若 让他们当上官，特别是当上大官，必将为非作歹，甚至祸国殃民。

　　既然有人把官场视为市场，那么，市场上就有买卖双方，就是矛盾双方，买官的一般是下级，是买方市场，卖官的一 般是上级，是卖方市场。买方和卖方，下级和上级，谁是市场的主要方面？笔者以为，两者相辅相成，有买有卖，有卖有买， 又买又卖，互相勾联，狼狈为奸，但主要是卖方市场，是上级，卖官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卖官的比买官的更可恨。

　　严密监控干部任用机制

　　针对卖官买官现象的猖獗，民众难免质疑：马德、武保安这些卖官的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官是怎样当上的呢？是不 是从比他们大的官那里买来的？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常常感到尴尬。主要的问题是，我们还没有建立一个公开、通明、公平的干部选拔机制，我们 已经建立的一些制度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不久前重庆市政府出台的中国第一个重大决策程序规定——《重庆市政府重大决策程序规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长期以来，政府重大决策靠行政首长“拍脑袋”，执行靠部门领导“拍胸膛”，出了问题相关责任人则“拍屁股走人”。我 相信，只要真正解决好这“三拍现象”，“牵出”这种贪官落马的另类方式退出人们的视线也就为期不远了。因此，我期望这 一规定能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

　　完善官员监督制度

　　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句话已被说过千万遍，现在依然适用。我国政府部门实行首长负责制，大小事情 都由一把手或二把手说了算，可谁来监督一把手、二把手？这本来不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作为政府官员，上有党纪国法的监督，中有审计监督、部门监督，下有群众监督，可谓层层设防，道道把关。可我们 不得不说，这些监督很大程度上都流于形式，尤其是对身居高位的一把手、二把手而言。2002年，在侯伍杰担任太原市市 委书记的时候，关于其经济问题的举报信也纷至沓来，但位居副省级的侯伍杰依然岿然不动，不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吗？

　　加大买官卖官的成本

　　从卖官被依法判处死缓的黑龙江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到山西省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都表示那些上门找他们买 官的人诱惑、拉拢、腐蚀他们，是买官者把领导拉下水的。

　　官场上会有这些因素，“糖衣炮弹”很难抗拒，吃下“糖衣”，就很难吐出“炮弹”。但这不是卖官的理由。倘若马 德、武保安坚持原则，秉公办事，一个口子也不开，死活不收赃款，那些买官的又怎能买得到？还是因为“上有所好”，有先 例，有暗示，甚至公开索要，买官的才提着钞票登门的。

　　“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而“卖官”行为无疑是用人腐败中最为恶劣的一种。对于这种最高形式的腐败行为，应 当加大对卖官买官者的惩处力度，让买卖“官帽”的代价远大于流程腐败和资源配置权腐败，这是打击卖官之风的有效措施— —否则，武保安落马之后，难免还会有人“前赴后继”、打破他“8个月敛财500万”的纪录。

　　加快法治与民主建设进程

　　当前的腐败行为可以分为低、中、高三类：低层次的腐败是“雁过拔毛”式的流程腐败，即当事人处于交易流程的某 个环节而发生的寻租行为，常见者如权力部门某些经办人员的“吃、拿、卡、要”等；中层次的腐败是资源配置权腐败，即拥 有稀缺资源配置权的权力主体利用权力寻租，常见者如金融、土地等审批部门以权易钱等；最高层次的腐败是“超越委托权而 出售代理权的腐败”，常见者就是“卖官”。“卖官”者多是垄断最高组织人事权的“一把手”，“卖官书记”们剥夺了公众 选择官员的委托权，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出售官位，其结果必然是同流合污者趋之若鹜而清廉自守者被挤至边缘。

　　完善民主制度建设，使官位的授予权牢牢操控于公众之手，防范代理人侵害和剥夺委托人的权力，这是从源头遏制“ 卖官”腐败行为的治本之策。总之，改变组织人事任免权过于集中的顽疾是刻不容缓的第一步。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6年3月上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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