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再“下乡”

　　类似于“知识青年”再“下乡”的大学生村官运动正逐步展开，“大学生”村官最终能给农村带去什么？这一举措能否破解新农村建设人才之困？

　　★采写/《小康》记者张亚

　　离大学毕业只剩四个月了，就读于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甘肃籍学生王

忠强已经得到了好几家单位的青睐，其中有农业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城乡桥》杂志，还有一家不错的企业。但是，他并没有怀着轻松的心情等待毕业，狗年春节刚过，他就早早来到学校，惟恐错过北京郊区大学生村官助理的报名。2月15日上午一大早，王忠强抢到了第一批职位的报名机会，他将和200多名同学争夺15个上岗职位。

　　“对我而言，做村官助理的待遇相当不错了，我也喜欢这一工作岗位；到农业部说起来很好听，其实收入、发展空间也许并不一定好。我不知道是选择为别人活，还是为自己活。”在接受《小康》采访时，他这样倾诉自己的烦恼。

　　待遇诱人

　　北京户口、年薪3万、考研加分、考公务员优先录取——2006年北京对首批应聘到郊区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和村委会主任助理的大学毕业生给出了如此优惠的待遇。

　　以这样的条件招聘大学生任村官助理是北京东郊平谷区的创举。2005年初，平谷区面向北京市招聘大专学历以上的村主任助理，在328名符合报考条件的应聘者中选中了32名。一年过去了，这32位村主任助理无一离开。

　　“平谷经验”引起了北京市教工委、人事局等单位的重视，马上被引入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工作，招聘对象是北京高校毕业生及少量外地院校北京籍毕业生。

　　北京计划第一年(2006年)招聘2000人，三年内招聘8000人。北京一共有3900多个行政村，这样，三年后，北京市郊平均每个村将有两名大学生，村主任助理的薪水将由市财政与区财政共同负担。

　　能落户北京以及稳定的安排是吸引大学生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如果是我，一边是高薪的外企，一边是稳定的村官，我也会选择后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生曾繁文对《小康》表示，如果不是准备考博，这种机会他也会考虑。

　　同时，北京郊区的发展程度也是一大优势，中国农业大学食品专业的一位来自重庆的女学生等候报名时告诉《小康》：“同样是在郊区，北京郊区比我们老家经济发达许多。”

　　大有可为

　　北京以如此优惠政策吸引应届毕业生时，教育部倡导的“一村一个大学生计划”已经在全国各省实施。

　　2月16日，《小康》记者走访了北京西郊门头沟区龙泉镇西辛房村。该村是龙泉镇13个村之一，毗邻门头沟中心区，因为城镇户口对升学有利，大部分农民已经转为城镇居民，目前只有130多户农民。长年在家的人以中老年人居多，年轻人多外出打工去了，农业人才流失的问题相当突出。

　　据村长杨建平介绍，西辛房村的经济状况在周边村里属于中下等水平，杨村长对本村的发展有一番雄心壮志，杨表示，他非常欢迎懂经济管理的大学生来村里工作。

　　在《小康》采访期间，正好遇上了到京郊怀柔区参加先进性教育督导活动的北京某大学学生处副处长肖勇。他在怀柔已经呆了好几个月，专门与村支书、村主任打交道，在接受《小康》采访时他说，现在的农村已经不是原来的农村了，北京的一些远郊区县，经济发展比较好，第二、三产业发展非常迅速，物质水平提升了，经济、文化、消费上的一些原本不突出的矛盾会变得突出，因此十分需要高素质的大学毕业生。

　　“在新农村建设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上访、财产纠纷等问题日益凸显。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到村里工作，为其提供智力上的支援，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民俗包装、旅游管理、新农村建设规划，当然还有一些最新的技术。大学生在这个平台，是非常有用武之地的。”肖勇说。不少郊区的发展已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比如有的村书记是研究生进修毕业的，有的村发展规划是请清华大学做的。肖勇认为，农村完全可以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无论是学习、实践还是个人发展，当村官对毕业生的成长都很有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刘老石先生与肖勇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一直以来都主张学生应该从苍白的学校教育中跳出来，到广阔的农村去锻炼自己。他领导的北京梁溟乡村建设中心已经在全国建立了30多个支农点。刘老石认为，大学生到农村去可以做“两件半事”。一件事是组织文化活动，丰富精神生活；二是帮助农民建立自己的各种组织，如技术合作协会、老年人协会、妇女协会等；还有半件事是教育，“之所以说是半件事，是因为我们现在除了西部地区以外，教育资源已经富余了”。

　　刘老石还强调由于大学生思想活跃，可以在帮助农民行使政治权利方面起作用，“国家在新农村建设中有一个重要思路，那就是建设基层民主与村民自治，而农民在认识与具体操作上还不是太到位”。

　　观念的转换很重要

　　很多人都还记得河北农业大学的“一村一个大学生工程”，该校曾选拔农村人才免费进大学校接受脱产学习，毕业后依协议回村工作，成为村干部、科技示范户或村龙头企业带头人。当时这一做法得到农业部的赞赏，曾要求向全国推广。可是，2005年第一批201名毕业生回村后，大多数人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所用的知识、改变家乡贫困面貌的抱负都没有机会施展，这批学生最终回村的不足10%，大部分到城市打工去了，“工程”初战宣告失败。那么，今天的大学毕业生又该如何将所学所知运用到农村广阔的土地上呢？

　　在谈话中，王忠强多次对记者说：“我是真正愿意在农村工作的”。他说：“如果我担任村官助理，在前两个月，我不会轻率地拿出什么计划。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实际，拿我们学的那些空洞的理论去套实际，是行不通的。如果我这么做，只会出错误。”

　　这个说法与刘老石的支教经验互为印证。结合自己组织支教的经验，刘老石对大学生当村官这件事的未来并不是特别乐观，“前两三个月，学生们能靠农民的喜欢过日子，因为我们的学生一般比较谦虚，对老乡比较客气，与他们相处很好。但逐渐的，学生们的弱点暴露出来了，包括吃苦精神，包括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这需要时间来适应也需要很好的引导”。

　　对于村一级基层政府怎样让大学生发挥所长，留住大学生为农村服务这个问题，刘老石认为，“关键是怎样做好，不然的话，学生终究会选择离开，这项措施就变成了将待业延期。”关于怎样才叫“做好”，他认为在挑选大学生的时候，要慎重，要看他们是不是诚心诚意为农村奉献。此外，大学生与农村相结合的整体思路、上岗前的培训、配套政策支持也很重要。“这些做好了，可能80%会留下来，20%离开，反之，80%会离开。”刘老石做出这样的预测。

　　肖勇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政府的引导与学校的教育比较重要。学校要通过引导提高就业质量，把真正优秀的大学生挑选到基层去，而不是把路走歪了，把考村官当成那些难以就业的学生的出路，这样就与政府的初衷背道而驰了。而村一级政府也应该真正做到引导大学生“因地制宜”，为其提供有利的发展空间，这样最终才能达到双赢。

　　从“平谷经验”来看，只要有配套的政策，大学生在基层还是能够潜心工作并发挥自己特长的。去年四月，平谷县山东庄镇接收了两名大学生，一名是本区籍的李朋，另一名是李国良，原籍河北邢台，分别分到西沥津村和鱼子村，都是担任村主任助理。该镇的组织部部长李仲才告诉《小康》：“他们做得很安心。”

　　西沥津村和鱼子村都是当地经济比较发达的村庄，以民俗旅游、果树栽培为特色。李仲才表示，无论是村民还是村干部，对他们评价都不错，他们在这个职位上，无论是帮助村民学习农业技术、电脑，还是深入田间地头组织活动都很投入。

　　作为首批“大学生村官”，李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承：“要搁两年前，这事我也不敢想。其实，我也是农村孩子，就在平谷长大。念书的时候一门心思就是想考出去，离开大山，到城里去。大学毕业两年，换过两次工作，都是北京市里的公司和企业⋯⋯动了到村里当助理的念头，有些偶然。我经常关注家乡平谷的新闻，在网上看到了招聘村委会主任助理的信息。犹豫了一个多月，还是报了名。在城里的公司做得很不错，家里人不理解，我为啥要回农村？但是我明白，农村天地广阔，有挑战也有机遇。我是农村人，想为农民做点儿事。”

　　“知青下乡”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曾经多次组织大批的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远地区安家落户，其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实属罕见。也正因为如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5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城市就业压力的增大，国家开始鼓励部分城镇知识青年支援农村和边疆建设，共青团中央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十多个省市组织了青年自愿垦荒队，到1957年底，城市上山下乡青年已近8万人。1958年，由于“大跃进”运动的兴起，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项工作暂时停止。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1968年，《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新指示，从此，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抱着极大的革命热情，投身于中国幅员广阔的农村和边疆。

　　从1977年开始，“知识青年”中的一部分人有机会参加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1979年后，大批的知识青年陆续返回城市，历时20余年的上山下乡运动逐步结束。

　　据统计，从1968年到1978年的十年间，中国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知识青年达1623万人，主要集中在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山西等边远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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