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外应有情——访全国十佳法官袁月全

　　“很多老百姓可能一辈子就打这么一场官司，他们往往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法官身上。作为一名法官，必须秉持一颗 公正的心，设身处地地站在双方当事人的立场上，多为他们的利益考虑。”——袁月全

　　□本报记者胡峥发自上海

　　“三八”节期间，在中国法院系统，女法官们着实扬眉吐气了一把——刚刚评选上的全国十佳法官，女法官竟然占七 位。而七位女法官中，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庭法官袁月全跻身其中。

　　记者看到袁月全先进事迹的材料中，有这样的评价：“她是一个内心有阳光的人，而且她是能够把阳光给予别人的人 。”这种评价谈不上惊天动地，也没有感人肺腑的豪言壮语。她到底是凭什么享有“十佳”法官的殊荣呢？

　　身为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婚姻家庭案件合议庭审判长的袁月全，长期工作在婚姻家庭案件的审判第一线。一般人 认为，离婚案件都是不起眼的小案子，袁月全却认为：“很多老百姓可能一辈子就打这么一场官司，他们往往把全部希望都寄 托在法官身上。作为一名法官，必须秉持一颗公正的心，设身处地地站在双方当事人的立场上，多为他们的利益考虑。”为此 ，她总结出了一套《袁月全工作法》，其核心内涵是：“婚姻家庭案件始终贯穿法律和伦理道德两条线，仅仅‘依法审判’是 不够的。‘法外仍是责，庭外应有情’。要使法律有情，人间有爱，社会才有保障。”

　　正是袁月全的这套“功夫在案外”的理论，正是她审理那几千件家长里短案件的不同审理法，使她从一名普通民事法 官中脱颖而出，成为公认的专家型法官。

　　孩子不能一辈子没有父亲

　　2002年，袁月全负责审理一起3岁小女孩要求确认生父的上诉案。

　　女孩的母亲凌女士诉称：1998年9月初，她与余先生相爱并同居，后因感情问题分手。此时，她已有1个月的身 孕。次年8月23日，她生下了女儿。在办理《出生医学证明》时，凌女士在“父亲姓名”一栏中，写上了自己中学同学薄先 生的姓名。之后，因为种种原因，凌女士觉得应该让余某负起父亲的责任。于是，她以女儿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告上法院，要求 确认余先生与她的女儿是亲生父女。

　　案件被告到法院后，被告余先生承认曾经与凌女士同居过，但仅仅一个多月时间，而且他清楚地记得，两人分手时女 方例假在身，怎么可能怀孕呢？所以他拒不承认小女孩是自己的女儿，也不同意做亲子鉴定。而按法律规定，亲子鉴定必须自 愿进行。

　　因为缺乏关键证据，一审法院遂以女孩不能举证为由，判她败诉。于是，案件上诉到了二中院。

　　通过二审法庭调查，袁月全心中有了谱：可能是女孩生父的共有两个人——余先生和薄先生，首先要证明薄先生不是 孩子的父亲，才能解开这个案件的死结。几天后，她做通了薄先生的思想工作，急于澄清的薄先生自然求之不得，于是凌女士 和薄先生便请求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做亲子鉴定。鉴定结论排除了薄先生和女孩的亲子关系。可是，这还是不能证明余先生 就是女孩的父亲。

　　难道余先生不愿意做亲子鉴定，女孩就永远不能找到自己的亲生父亲？

　　袁月全终于找到了审判依据：在女孩的出生证明上明确记载薄先生是她生父，但亲子鉴定报告否定了她与薄先生的亲 子关系，而母亲凌女士与余先生曾同居的相关证据得到了余的认可，因此女孩不再负有继续举证的责任。而余先生要否认女儿 是自己与凌女士所生，按照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余先生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证据，就可以推定女孩系余先生所生的主张成立 。

　　她的这个决定在合议庭中引起了巨大争议，有的法官认为如此判决依据不足，维持原判在法律上最稳妥。改判风险实 在太大！袁月全说，如果被告不服，可以申诉再审，届时他就必须做亲子鉴定使真相大白。而如果维持判决，对女方和女孩来 说，可能一辈子就无法搞清谁是真正的女孩父亲了。袁月全表示：如果真的错判了，我愿意冒这个风险，承担错案追究责任。

　　最终，合议庭一致决定撤销原判决，确认余先生与女儿之间有父女关系。余先生当然不服终审判决，向市二中院申请 再审。

　　亲子鉴定果然在再审程序中被启动，亲子鉴定的结果是父女相对关系99.99％，确认余先生就是孩子的生父。

　　听到这个消息，袁月全十分高兴，这证明二审的判断是正确的，孩子终于有了自己的父亲。在科学面前，余先生承担 起了父亲的责任。

　　不能让当事人带着委屈和遗憾离开法院

　　作为一名民事法官，袁月全常常告诫自己，必须合法合情合理地处理好各类案件，力争把案件办对、办好、办巧。办 好案件，重在讲效果，而办巧案件，则重在讲方法、找途径。作为法官，“办对”案件并不难，难就难在把案件办好、办巧。

　　袁月全一手搀原告，一手搀被告。对于一些值得同情，却由于种种原因得不到法律支持的当事人，或者存在过错但确 有困难的当事人，也从不“一判了之”。

　　前年，袁月全受理了一起离婚案件的上诉案。公务员周某和妻子王某生育了一双儿女，后来，周某下海经商时有了外 遇，还在外生下了一个儿子。妻子王某一怒之下，用竹竿打瞎了他的一只眼睛，自己则因此被判缓刑。周某提出离婚后，一审 法院判决儿子由父亲抚养，女儿归王某。两人原先的住房归王某，但她必须支付周某房屋补贴两万元。可是，王某两个孩子都 想要，而且她也没有经济能力支付房屋补贴，遂提出上诉。

　　袁月全在全面了解了这对夫妻双方的情况后发现，如果孩子跟随父亲生活，无论在教育、生活等方面都会有更好的条 件，但这样对于母亲王某会是很大的伤害，何况周某在外还有一个儿子。而反过来，把两个孩子都判给已经下岗的母亲，又与 法理不符。

　　经过反复研究后，她的办法是：在抚养权的法律关系方面，还是依照原先的判决，儿子跟随父亲，女儿随母亲。但实 际操作上，两个孩子日常生活还是都由母亲抚养，这样，她既无需支付房屋补贴，又可以和儿女朝夕相处，而做父亲的每月还 要支付抚养费500元，生活费也解决了。就这样，在双方都满意的基础上，调解协议达成了。

　　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袁月全提出了一个“抚养权和实际抚养暂时分离”的概念，这一创意彻底化解了矛盾双方的 敌意，赢得了原、被告的赞许，堪称是把案件办巧的经典之作。

　　刘某是一名下岗女工，丈夫去世多年，其临时住房被丈夫单位收回。刘某携女儿想住回其户口所在的17.5平方米 的房屋。但此时，她的小姑母子已住在该房内，不让她住回来。两户人家因此争吵不休，当地街道多次调解都无济于事。于是 刘某便起诉其小姑，要求法院确认自己对该房屋享有居住权。

　　一审判决支持了刘某的诉请，但刘某小姑不服，上诉至市二中院。袁月全经分析，觉得刘某享有居住权是毋庸置疑的 ，但两户人家同住于17.5平方米的房屋内，显然不合情理。袁月全把难题揽了下来。

　　袁月全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在她的主持下，双方终于达成调解协议，约定房屋由刘某小姑居住，但必须一次性补 偿刘某两万元。之后，刘某自己又加了两万元，另买了一套二手房。看到这个“双赢”的结果，袁月全总算松了一口气。

　　她说：“以什么方式结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尽可能不让当事人带着委屈、遗憾或不满离开法院。”

　　不同意利用关系为其丈夫找工作

　　这又是一件难办的案子。

　　先天弱视的残疾人陈国良离婚后，女儿小陈随母亲一起生活，陈国良每月付给小陈80元抚育费。不久，小陈母亲因 下岗而收入锐减，小陈又正处于初中升高中急需用钱的当口。无奈之下，她提起诉讼，要求父亲增加抚育费。一审法院判决陈 国良每月支付150元。

　　按法律规定，这个数额已经很低了，但陈国良仍难以负担：他是低保人员，每月只能靠街道补助的100元钱和母亲 的低保收入勉强度日。接过陈国良的上诉书，袁月全知道，这个案子是不能仅用法理来裁决的。她和合议庭的同事们商议后， 最终为执行原审判决铺平了道路。

　　案件结束后，袁月全又揽上了“分外活”。她先后到陈国良所在居委会及原工作单位了解情况。当得知市政府最近出 台了新政策时，她与陈原单位联系，先后4次利用双休日陪同陈进行检查、复查，并为陈支付了所有的费用。最终经过专家评 审，确认陈全部丧失劳动力。现在，陈国良按政策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每月领取了1140元养老金，父女的生活由此得到 了改善。

　　在为别人废寝忘食地奔波时，袁月全往往把自己家的烦恼抛在脑后。

　　1997年，袁月全的丈夫老潘下岗了。看着丈夫闲在家里，袁月全的心里也着急，其实以她的能力和法官的社会关 系帮丈夫找个工作并不难。然而袁月全却坚决不同意利用关系为丈夫找工作。她说：“如果我现在向人家开了口，那么如果以 后人家向我开口，要求我案件上给他们一些什么帮助的话，那就违背了我做人的原则。”

　　现在，袁月全的丈夫靠自己努力在物流公司找到一份驾驶员的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一家人生活过得十分幸福。

　　袁月全和小龚超的故事，更是在法院系统传为美谈。8年多前，年仅5岁的小龚超身患白血病，她的父亲要求与离婚 的母亲一起承担巨额的医药费，但这时龚超的母亲已经再婚生育，而且下了岗，实在无力承担女儿的医药费。于是龚超的父亲 便一纸诉状告到了二中院。

　　这个案件虽然不难判决，但执行却是十分艰难。袁月全那天亲自送判决书到医院，眼前的一切令她心痛不已：龚超化 疗后面色蜡黄、头发掉尽……袁月全当即拿出1千元塞了过去。在她的带动下，庭里的同志都自觉地为小龚超捐款。8年多来 ，袁月全有空就到小龚超家中探望。

　　小龚超病情日渐稳定，且学习成绩优异，被评为“闸北区十佳自强不息好少年”和“全国百强‘春蕾’好儿童”，她 还立志长大了也要做一名人民法官。

　　由书记员成为

　　民事审判领域专家

　　并非科班出生的袁月全，1987年从工厂调入法院工作后，凭着对法律的挚爱，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刻苦自学，很 快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法律大专以及本科的自学考试，逐步从一名普通的书记员成长为民事审判领域的专家。

　　多年来，她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民事案件审理方法：

　　一、庭前准备做到“一个抓住，两个找到”，即抓住双方争议焦点与原因，找到争执双方在诉讼中的共同点，找到把 对立双方统一到共同利益上来的有效途径。

　　二、开庭审理实行“三个公开”，即证据公开、法律公开和法官审案思路公开。

　　三、诉讼调解抓住“两个关键”、“四种方式”。即树立良好的司法形象，营造平等、理性的氛围是调解成功的关键 之一；查明基本事实，理清法律关系，掌握恰当的方法是调解成功的关键之二。针对不同案情、不同当事人，采取论证式调解 、引导式调解、援助式调解等不同方式。

　　这些“袁氏方法”被推广到审判实践中，收到了相当好的社会效果。

　　作为婚姻家庭审判领域当之无愧的权威，袁月全常常为上海市基层法院的法官解答法律上的难题。工作之余，她还为 法官培训中心及华东政法大学授课。她撰写的调研文章，多次见诸上海市及全国的法律报刊。去年，由袁月全担任副主编编著 的《婚姻家庭案例精选》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袁月全还曾应最高法院邀请，作为上海法院三名代表之一，出席了修改婚姻法的全国研讨会。

　　中国法官十杰候选人《公告》对她作了如下的解读：“她心系群众疾苦，真诚奉献社会；她秉持公心，傲骨如磐，纤 尘不染，用廉洁诠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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