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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改革需要听取不同利益群体的声音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3月31日11:46 中国新闻周刊
江平:改革需要听取不同利益群体的声音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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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改革意味着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甚至是重新洗牌,因此,每一项改革措施所涉及到的不同利益群体都需要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如果能够做到有相应的民意代表的机制,有各种社会团体和学者精英们的积极参与,改革就有了足够的公众参与渠道……

  “改革与公众参与”是当今我们改革进一步深化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谈公众参与之前,我想先谈一下对改革的几点认识,因为这些认识跟公众参与密切相关。

  第一,改革总是有风险的。应该承认,改革过程当中是有可能会出现失误的,不可能都是对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分析出现的失误究竟是一个全局性的还是局部性的问题。从目前的情况看,局部失误是有的,这要承认,而全局性的、总的方向我觉得还是要肯定的。

  第二,改革是有代价的。改革是有成本和代价的,不可能在改革中所有人都能够得到利益。但是也不能让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完全享受改革的利益,而让另一部分人来完全承担改革所要付出的代价。而现实生活中,的确是有一部分人承受了很多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另一部分人则获得了很多改革的利益,所以在社会上引起了失衡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决策层的重视。

  第三,改革是一场制度的变革。改革不是对某种措施的改善而是一种制度的变化,制度变化必然会有痛苦,只有阵痛之后才会分娩出一个新的制度。任何一个新的制度,一定要是比原由制度更合理和更有效率的,如果这项制度改革带来的不仅是阵痛而是永久的痛苦,那么其正确性也就值得怀疑了。因此,我们现在是需要思考一下,某些制度的改变究竟带来的是阵痛还是永痛。

  改革会涉及到社会上众多人的利益,如果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所涉及的利益不能够很好的协商解决,或者只考虑某一部分的利益,尤其是忽视了弱势利益群体,必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正是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

  我对公众参与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看法。

  第一,改革需要充分听取不同利益群体的声音。改革意味着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甚至是重新洗牌,改革中往往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这可能也是由于弱势群体没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改革,决策人没有充分听取这部分人的意见。他们的意见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公众参与,在这个意义上说公众参与不如说就不同社会利益集团在改革过程中都要有自己声音,准确讲就是让凡是每一项改革措施里面所涉及到的不同利益群体都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目前看起来往往是强势集团发表的意见机会大,一个社会的强势集团无非是两个,一个是金钱或者资本强势集团,一个是权力强势集团。

  改革的公众参与和公众参与立法是不一样的,立法时我们可以把相关信息公布发表,来听取大家的意见,而改革的公众参与显然跟立法不同。既然改革涉及到不同的利益群体,例如:

医疗改革,涉及到
医院
也涉及到患者,还涉及到财政等其它部门,那么这样一个改革就应该充分听取社会上各个不同利益群体或者权力集团的意见,大家共同参与,要让每一项改革措施所涉及到的不同利益群体的人都能够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而现在往往是强势利益群体发表意见的机会比弱势群体发表意见的机会要多。当前,对于改革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医疗、教育、住房和国企改革这四个领域,那么在医疗改革中,患者的声音听的确实比较少,在国企改革中,职工的意见听取的也比较少,在教育改革中,受教育的人是很被动的,而住房改革也没有很好的听取广大基层的意见。所以,我觉得我们所说的加强公众参与就是要更多的来听一听弱势群体的声音,能够加强他们的力量。

  第二,改革需要完善公众参与的渠道。现阶段改革中公众参与的问题是弱势群体参与的比较少,那么如何加强他们的声音和影响呢?从世界各国来说,公众参与的渠道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个就是民意代表制,通过公众选举议员组成议会来表达。我们国家目前的政协和人大就是这样的机制。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政协的构成更多的是知识精英层,或者是政治家或者大企业家,恐怕很少有农民做政协代表的,所以政协委员基本都是强势的人,而人大中代表弱势群体的声音也是比较少的。

  第二个能代表不同利益阶层说话的渠道就是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即NGO,但由于各种的原因,这类组织在中国的发展是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因此在中国这又是一个比较狭隘的渠道。

  第三个就是通过专家学者精英。在世界各国,这一渠道都是最能够唤起社会公正、公平的,更注意保护各个不同利益群体的重要渠道。在这方面,我们现在需要做的确实还比较多。我觉得中国的公众参与在这个渠道上还是比较肯定的。现在社会上往往认为经济学家就是某一部分强势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样的经济学家可能有,但如果是笼统指责的话,我是不赞成的。一些人认为精英们或者学者们的参与不是公众参与,只有当所有的人都参加了才能叫公众参与了,我认为这是一种民粹主义的表现。我对公众参与的理解是如果认为全体都来参与就是民主参与或公众参与,这种理解是比较低层次的。我们如果能够做到有相应的民意代表的机制,有各种社会团体和学者精英们的积极参与,我认为是可以有足够的公众参与渠道的。

  第三,改革需要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改革不仅要广泛的征询意见,更需要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这个机制现在还不是很完善。我们习惯于所谓民主集中制,就是充分发扬民主,最后集中。这种情况下,往往是听取意见时是一种机制,进行决策时是另外一种机制,最后的决策往往不是由全国人大做出的,这是中国特有的情况。所以现在当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当对改革的内容提出质疑的时候,往往这个板子不是打在应该打的人的身上,而是打在经济学家的身上或者其他人的身上,现在的学者在某些问题上成为了替罪羊。我觉得这是现在社会在争论改革问题当中很不公正也很不应该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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