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人
以“小球转动大球”而作为“破冰之旅”载入新中国外交史册的“乒乓外交”，在今年受到明显超过以往的关注，主要并不是因为“逢五”“逢十”的缘故。在新的现实图景中，“乒乓外交”获得一种新的符号意义。
都是在4月——50年前，中国派代表团参加在东京举行的第2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是中国乒乓球第一次在国际体坛亮相，也标志中日体育交流拉开帷幕；35年前，毛泽东主席审时度势，毅然决定邀请正在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队访华，打破中美关系20多年的冰封。如周恩来总理所说：“现在，门打开了。” 作为中国外交最复杂的两对双边关系，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目前都走到了一个新的关节点，面临着内容有所不同的新的“破冰”。
再一次涌动的民间热情似曾相识。与纪念“乒乓外交”几乎同步，日中友好七团体第一次联袂访华，成为今年春天日本民间团体访华高潮的最大亮点。据日本外务省最新调查，78%的日本人认为“应该改善日中关系”。在中日关系自建交以来最困难的时刻，这些信号具有重要的预示意义。美国方面的调查则显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美国人在增加。以傲慢和固执著称的美国议员中也出现一些新迹象，如承认中国成就的人多了、愿意访华的人多了、希望在对华政策上发挥影响的人多了。这些讯息似乎表明，中美关系的社会基础在发生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时过境迁，今天的中美和中日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复杂得多。美国前国务卿贝克说，“中国的上升势头正在重塑国际环境”。这直接体现在恐怕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和亚洲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日关系上。
目前，中国GDP跻身世界第四、对外贸易世界第三、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中国与美国一起构成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 如果美日在冷战年代改善对华关系，除了顺应人民意愿，也出于战略考虑，是针对“第三方”或“共同敌人”打“中国牌”的一种博弈，那么，分量上的变化决定，今天的中国不可能是任何人手中的一张牌。发展对华关系，美日所面临的实际是同一个问题，即怎样应对一个迅速发展、逐渐崛起而与过去完全不同的中国。特别是中日关系，从1868年明治维新或1895年甲午海战之前的“强弱”型，演变为后来长时间的“弱强”格局，现在第一次形成“强强”态势，让日本难以适应。 不过，中国与美日之间的“挑战与被挑战”以及彼此间错综复杂的“三方博弈”关系，无法套用大国兴衰的传统范式。“战略竞争”必然存在“结构性矛盾”是一种理论假设，中美及中日之间相互依存的深度和广度，却是没有争议的事实。中美建交时，两国贸易额不到10亿美元，现在达到2100多亿美元。中日也互为最重要的经贸伙伴。2004年之前，日本连续11年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近3年，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和中国对日出口贸易连创历史纪录。政治关系的长期低迷，没有逆转经济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趋势。 这也正是对和平与合作的前景可以持相对乐观预期的一个重要依据。冷战时期世界两大“力量中心”之间的战略平衡是基于对“核冬天”前景的估计。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把美苏两个核大国比喻为“一个瓶子中的两只蝎子”。意思是，双方都能杀死对方，但要冒着毁灭自己的危险，这就是“确保相互毁灭”的“恐怖平衡”，也是“冷和平”的保障。
今天，中美或中日关系之所以可以超越传统竞争模式，不仅因为中国不是也不会做超级大国，不谋求世界或地区霸权，还因为彼此之间形成了美国著名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所归纳的“连体婴”关系。无论中美还是中日关系的发展，实际都具有比冷战时期更加现实的物质利益基础。
“毒蝎”和“连体婴”，是两个时代的特征写照。竞争是国际政治的常态，今后也不可避免，但从“零和博弈”走向“双赢”和“多赢对局”，却代表全球化和多极化时代的最高博弈境界。美国作为国际体系中居主导地位的所谓“守成国”，对潜在的“挑战者”保持防范，对中国继续表现出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谈到的“奇怪的两面性”，这不难理解。历史上表露过霸权野心的日本，囿于传统地缘安全观的视野，自认处于所谓“战略前沿”，由于“相对衰落”而对东亚新的力量格局感到不安乃至恐慌，也在意料之中。但如果真像美国总统布什说的，当今世界面临自17世纪以来“建设大国之间和平与合作”的“最佳时机”，甚至走向一个“全球战略稳定时代”，那么，对一个大国的必然崛起的疑虑和遏制冲动，不管起初多么难以抑制，最终都将证明不仅无益而且无谓。
“乒乓外交”开启国际关系的一个新时代，归功于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仍被“不确定性”困扰的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能否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新出发，关键在于能否在新的历史高度表现出时代呼唤的远见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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