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中那些留守孩子

　　五年级最坚强的同学

　　高岩小学是雷公山腹地方祥乡的一所比较大的小学，这个学校的五年级一共有25个学生，记者和志愿者一起在这个班做了一项活动——评选最坚强的同学。

　　在我们的鼓励下，全班评选出金剑平、金贵、金权、贺秀花、金丽美、金丽华6位同学

为最坚强的同学，然后，我们到他们家里去家访。

　　金秀花：希望自己到广州去

　　2005年6月1日，我们来到金秀花家。金秀花16岁，她家居住在距离高岩有一个半小时路程的水溪村。我们进门，问到她害怕不害怕的时候，她和另外一个女孩抱着头哭了起来。

　　她出生之后不久，父亲就去广东打工，妈妈3年以前也去了。爸爸两三年回来一次，一个月打一次电话回来，都嘱咐她看好家，不要乱跑。爸爸妈妈在一起打工，打电话回来的时候是一起打的，每次秀花都哭，爸爸妈妈只是鼓励她加油读书，说没有知识在外边很苦。

　　金秀花的父母外出打工的原因是他们家地少，全家只有一个人的地，5分5，种地连一个人都养不活。

　　从爸妈出去打工的时候起，金秀花就和哥哥一起生活，后来哥哥到县城读初中，家里就只有金秀花一人了。晚上她就把灯全部打开，一个人看电视，想睡觉的时候全部关掉。

　　2005年春节的时候，爸妈不回家，让她去广州过年，她第一次看到了城市的高楼大厦。现在，她不希望爸妈回来，她希望自己到广州去，和他们在一起。如果他们都回家的话，饭就不够吃了。

　　金权，看到总理讨工钱

　　就想到爸爸

　　金权15岁，在记者采访的所有孩子当中，他家的条件算最好了。木楼上装上了蓝色的玻璃，家里电视机、影碟机都有。这在当地一般的农村家庭，已经算是难得。

　　金权的爸爸妈妈都40岁了。20年前他们刚刚结婚，爸爸就去了广州打工，5年后妈妈也跟着到了广州。

　　金权出生以后，爸爸又去打工，搞建筑。有一次去了4年才回来，“我想爸爸，想他好好工作，他也在想我们，希望我们好好读书。”

　　他平时和父亲的联系都是打电话，前几年两三个月打一次电话，这几年电话费便宜了，他们不到一个月就能打一次电话。金权很少跟爸爸说话，都是妈妈去接的，有时候妈妈哭了，说是在外边工作很苦，回来吧，爸爸就说为了我们能够继续读书，他只能呆在外面。

　　“我看到温家宝总理为民工讨工钱的新闻，就想到爸爸很苦，希望他们好好工作，我好好读书。爸爸没有文化，读书只读到二年级。我有时候梦见他被别人欺负，有时候大吼一声，要伸手去打欺负他的人，但一伸手就醒来了。他希望我们不像他，要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有知识的人，以后有工作了，一定要好好挣钱。”

　　金贵，姐姐说读书

　　为了不受欺负

　　金贵是记者采访中年龄最大的孩子，已经18岁了，按照国家的标准已经算是青年了。在高岩小学五年级的教室里，他个头最大。当同学们把他推选为“最坚强的同学”时，他朴实的面孔挂上了泪花。

　　金贵住在水溪村，家里的房屋只有一间是完整的，那是姐姐金燕的卧室。姐姐金燕19岁，在三中读初三，一个星期或者几个星期回来一次。姐弟俩在家的时候，不管谁做错事了，都会相互批评。“姐姐特别关心我，我也会关心姐姐，她对我说要好好读书，不要调皮，不要和其他孩子一样，没有知识去打工，就会被人欺负。”

　　小时候金权经常生病，流鼻血、发高烧，因此他上学比较晚，18岁了才上五年级，但他的成绩在班上一直处于中上等的水平。

　　金贵父母去浙江打工已经两年了，他们做的是修建高速公路，每个月能有400到500元的收入。“我看见别人和爸爸妈妈在一起高兴的样子，就想到我在家里一个人太孤单了，他们在家的时候，说好话我就听，说不好的话我就睡觉，现在想让他们骂我、打我都没有机会了。”

　　“我读书是为了以后建设我的家乡，我们这里没有通公路，我要好好建设，把家乡变成旅游区，让全世界的人都到我们家乡来。”

　　“想到我父亲63岁了还出去打工，我就想哭，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我只有努力学习，自己种菜，自己种地，姐姐来了我们俩就一起去种，不来我就一个人去种。以后我要好好读书，找一份好的工作，妈妈53岁了，我担心没有钱去上学，爸爸老了，我怕他不能支持我去上学。”金贵说，“如果父亲不打工，我准备自己先借钱，放假的时候去打一次工，挣钱了再还。听说搞完普九，初中收费就会提高，将会达到300元，现在是250元左右。”

　　遥远的爸爸妈妈

　　□本刊特约记者 黎光寿 发自贵州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被发展甩在后面的西部农村出现了大量的打工潮流，人们拥向富庶繁荣的东南沿海地区。在他们走向城市的同时，留下了他们的老人和孩子，渐渐苍老的老人渐渐管束不住渐渐长大的孩子。

　　1996年，教育部主管下的“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成立，在中国的北京、贵州雷山分别设立了办公室，支持上万名女童和孤儿入学、支持乡村医生以及开展农村可持续发展工作。提供资金支持的滋根基金会由海外华人1988年在美国创立，宗旨是促进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民对人民的援助。2006年3月24日，中国滋根在贵州雷山召开了大型乡村发展交流会。

　　雷山县所属的黔东南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世界十大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旅游胜地之一，在中国，同时获此殊荣的只有西藏。但由于经济的贫困，黔东南也是中国外出打工最彻底的地区之一，除了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民族文化面临消失的危险以外，留守儿童问题也在一天天加深。

　　2005年6月，记者在贵州雷山滋根基金会的项目点采访时，记录下很多留守孩子的故事。

　　影像中那些留守孩子

　　□本刊记者 李北方 发自北京

　　在今年的“两会”上，来自重庆的全国人大代表、西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明华就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做了一个提案，呼吁全社会来关心这些孩子，不要让他们生活在教育的真空下。他还参加了中央电视台一期关于“留守儿童”问题专题节目的录制，节目播出之后，刘明华接到一位导演的电话，邀请他前去观看一部刚刚制作完成的电影，名字就叫做《留守孩子》。

　　打电话来的是刘君一导演，电影《留守孩子》就是他的作品，他同时也是这部电影的编剧和投资人。在全社会对“留守儿童”这个社会问题的关注逐步升温的时候，刘君一以一个影视工作者的身份加入了这个行列，拍摄出第一部此类题材的作品。

　　当天的会议结束后，刘明华就去观看了《留守孩子》，看过之后，他给出一个简洁的评语，“很感动”。他还表示同意导演在剧中提出的针对“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方案，跟他的想法不谋而合。

　　几天之后，电影于3月17日在拍摄地湖北襄樊举行了首映式，并开始在湖北的一些城市上映。

　　刻意回避极端的电影

　　《留守孩子》的拍摄地选在湖北襄樊，刘君一导演的家乡。故事以襄樊的一个小镇为背景，片中人物都讲着一口襄樊话。

　　小主人公名叫王小福，父母外出打工后，跟奶奶一起生活，奶奶虽然身体不错，但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遇事只有着急和哭泣；另一个主人公杜小苇，跟多病的爷爷住在一起，承担着照顾家庭的责任；他们的同学月月在父母外出打工后，跟弟弟一起寄住在婶婶家，放学后一边干着繁重的农活，一边忍受着婶婶的谩骂。他们的生活状态分别代表了“留守儿童”的几种类型。

　　几个孩子在“野生”的状态下成长，打架、迟到、去网吧玩游戏，在被网吧老板欺负后，产生了报复的念头，在路上的伏击中把网吧老板打得鼻青脸肿，引来了警察的介入。后来，一群孩子因为思念父母，凑钱雇了辆跑长途的汽车奔向广东寻亲。

　　“留守孩子”的境遇引起了派出所民警孙大阳和长得跟巩俐有几分相像的班主任老师小芹的注意，于是这对情侣决定承担起照顾孩子们的责任，在镇党委书记和其他热心人士的帮助下，建起了“留守孩子之家”(这也就是刘明华代表所说的“解决方案”)。在“留守孩子之家”热热闹闹地开张中，影片结束了。

　　这部电影全部启用了非职业演员，有20多人是在襄樊本地招考的，小演员中大多就是货真价实的“留守孩子”。影片的一个高潮是“留守孩子”读信，班主任布置作文《给爸爸妈妈的一封信》，让学生在课堂上朗读。面对镜头，孩子们读着读着自己就哭出来了。刚刚被网吧老板打了的王小福口述了他的作文，倾吐了对长期不在身边的父母的怨恨：“爸爸妈妈，你们知道吗，我恨你们，你们一走就是两年，一回来把我打一顿，走时候扔点钱。我学习不好的时候你们在哪？我生病的时候你们在哪？有人欺负我的时候你们在哪？有人打我的时候……我恨你们寄回来的钱，你们出去挣钱，把我变成孤儿、野种，叫我被人打，有爹妈没爹妈一个样，不如靠我自己。爸，妈，我跟没人管的仙人掌一样，混身长满刺，长的难看，扎人！”

　　记者问刘君一，信是孩子们自己写的，还是他给写的。刘君一立即反问：“你觉得假吗？”说实话，除了王小福的这段倾诉中的个别句子，所有孩子的表现都很真实，对临时学习了一段表演的小演员们来说，实属难得，以至于刘君一自信他们将会在表演上拿到奖项。

　　由于在题材和演员选用上的特点，《留守孩子》难免要被人拿来与张艺谋的《一个都不能少》作比较。刘君一说，有些看完片子的人认为，《留守孩子》在各方面都要比《一个都不能少》好。

　　非职业演员们的出色发挥使整部片子远离了记录片风格，但电影在情节上却没有很“故事化”，除了个别场景值得商榷，没有任何耸人听闻的镜头。刘君一表示，他拍的“不是特殊角落里的特殊人群的特殊遭遇，而是转型期农村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所以不但没有对现实进行夸张，而且刻意规避了一些极端的个案。

　　湖北省文明办未成年人教育处处长罗丹青认为，《留守孩子》表现的并非湖北的特殊情况，而是对全国情况的概括和总结。他说他在同刘君一讨论这部片子时也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结尾显得过于匆忙，提出的解决办法有些草率。罗处长并不认为建设“留守孩子之家”是个好办法，因为这不但需要资金上的投入，而且在人口居住分散的农村，每个村都建也不现实。

　　广电总局电影局艺术处处长陆亮对影片的评价基本是正面的，他说《留守孩子》真实、朴实，以动人的细节展现了农村孩子的生活状态，而且不仅简单地呈现，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一部成功的片子”，至于会产生多大的社会效果，还要看发行做得如何。

　　“花钱买个乐意”的电影

　　刘君一没上过大学，早年是个先锋诗人，现在是北京君一影业公司的老板，但还坚持写诗。《留守孩子》是他的第三部电影作品，他的第二部电影《一百万》曾在纽约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外语片奖。目前，他执导的一部电视剧刚刚在北京开拍。

　　刘君一称自己身上有一种老派的中国文人情怀，虽然不再是平民(刘导演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反问记者，为什么我就不是平民了呢，因为有沃尔沃吗？)却有着平民意识，这是他敢于挑战市场规律去拍一部农村儿童题材电影的原因。

　　去年年初，他筹拍一部名为《看电影》的电影，到农村去搜集素材寻找灵感。在这过程中，他看到了关于“留守儿童”的报道。一个叫栓栓的孩子，母亲去世，父亲外出打工，奶奶下地干活的时候就把他拴在树上。他还遇到一个七八岁独立生活的孩子。这些孩子的故事打动了刘君一，于是他“很冲动地”在一天之内决定，停下正在筹备的片子，转而拍摄一部以“留守孩子”为主题的电影。

　　《留守孩子》可以说完全是反市场的，没有哪个投资人愿意出钱拍这个故事，因为题材是农村的，导演又不是张艺谋。刘君一曾说，这样题材的影片，如果不是他自己投资的话，把剧本拿到任何一家电影机构，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被拒之门外。

　　幸好刘君一自己还有钱，他拿了200多万出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所有的制作环节。刘君一说，在决定拍摄的时候，他就做好了亏本的准备，“这些钱对我们不算什么，拍一部电视剧就有几十万，再拍几个广告就回来了”，“等于花这么多钱买一个乐意，图一个心理表达的痛快，有话想说说出去，就行了”。

　　刘君一将这部电影归结为是“一种呼吁”，呼吁全社会更多地关心社会转型期出现的这个新的庞大的弱势群体。由于预算紧张，电影在技术指标上达不到更高的要求，“唯一能做到的就是真实”，这对一个纯粹的电影人来讲，不存在任何的挑战和吸引力。推动他去做的是一个善良的愿望，一部电影也许改变不了什么，一个电影人的力量也很有限，但总得去做。

　　但是，《留守孩子》在发行上的前景却比预计的要乐观，很有希望进入主流院线，只是刘君一现在没有钱继续去做发行了。他指望着刚刚开拍的这部电视剧，赚到几十万，他会把发行继续做下去。

　　观众的反应也让他开始琢磨另一个问题：掏钱进电影院的观众到底需要什么？“作为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我们除了赚钱、除了拍摄一些惯常的电影电视剧以外，是不是还需要表达一种关怀？表达一种对田园、对普通百姓、对草根阶层的情愫？”

　　企图影响社会的电影

　　“如果说人大代表用文字来做提案，我就是用影像的手段做了一个提案。”在采访中，刘君一这样说。显然，他不仅希望电影可以打动观众，也期待电影所呈现的“留守孩子”的生活能够进入公共话语的讨论范围。

　　刘君一分两个层次表述：一是希望，让看到《留守孩子》的人都能对这个群体表达一种关注，尽他们的能力去关心这个庞大的群体，关心这一代人思想的培养、人格的形成，促进社会变得更和谐。二是奢望，即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出台一些可行的具有操作性的办法，来解决“留守儿童”问题。

　　一部反映现实社会问题的电影首先要做到影响世道人心，这是作品发挥影响力的根源。虽然《留守孩子》在艺术表现力上算是成功的，但是它要面对的是一个消费性的社会，在这个时代，一切都可以并已经转化为消费，包括苦难和真情。眼泪是可以花钱买到的，渠道不单有《留守孩子》这样的现实题材电影，也包括好莱坞巨制《金刚》这样的科幻片，后者在眼泪之外还附赠视觉和听觉的冲击。

　　眼泪市场给《留守孩子》留下了空间吗？刘君一个人还是自信的，他说，如果观众真的被感动了，真的买到了眼泪，这个眼泪就不会白流。电影所表现的真实会留在潜意识里，隐隐地牵扯着他，一旦在城里遇到需要帮助的农民工和他们的孩子的时候，这部分潜意识里的感觉可能就会被激发出来，从这个角度说，那些流泪者已经加入到族群的和谐中来了。

　　就第二个层次而言，政府层面对“留守儿童”问题的关注在某些地区已经有所行动，影片中“留守孩子之家”在襄樊开张虽然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但现实中它已经在湖北监利出现，孝感、咸宁等地还推行了“代理家长”制。

　　电影局艺术处处长陆亮说，按照惯例，电影局对于《留守孩子》这一类有社会意义的影片，会向中宣部、教育部等相关部委发文推荐。如果操作得当，电影《留守孩子》和政府相关部门的举措有可能呈现相得益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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