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留守儿童：害怕被社会遗忘

　　谭海美在城市，谭海美在乡村

　　□本刊记者 田 磊 发自合肥

　　2005年前后，她的经历像是一场梦。之前，她在城市的垃圾堆上艰难求生，在巢湖边上的小山村里寂寞读书；之后，她成了全国留守儿童的楷模，在人民大会堂发言，被电视台

、报纸不停地采访。

　　爷爷给她取的名字叫谭海美，意为“像大海一样美丽”。在她艰难的生存故事背后，确实有着美丽的品格，但社会的苦难与功利也在其中暴露无遗。

　　3月15日，记者去安徽寻访这个13岁的小女孩时，恰好碰到合肥市团委一行人也去找她。“我们找她拍宣传画。”团委少儿部主任尹玲说。团委要成立一个扶助留守儿童的基金会，打算找谭海美做代言人，他们带去了扮演老师的模特以及新华社的摄影师，加上碰巧凑在一起的本刊记者，我们一行进入巢湖边的小村时，俨然一个庞大的采访团。

　　爷爷对此似乎早就习惯了，“从北京回来之后，已经记不得有几批人来看望我们了。”他拿出了一叠包括中央电视台记者在内的名片，甚至把需要回答的问题已经准备好了一个书面材料。

　　这个小镇从来没有如此热闹过，尽管这里是一位国家领导人的故乡。爷爷说，过去的这半年，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就像电视剧。而其实，之前的10多年，他们的生活更像一部关于苦难的记录片，平淡而真实地记录着时代转型中的个体境遇。

　　在一次又一次地被慰问和采访后，爷爷现在学会了一句话，并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一切变化的根源：我们海美现在是全国留守儿童的代表了，上了电视，全国人民都看着她呢，(虽然，电视台的采访已经播放好多次了，但是没有电视的一家人从来没有看过电视上的海美是什么样)，她的未来，不仅仅是我家的事情，也是政府的大事情。

　　村民们都说，自打去年上电视后，爷爷就把这些话放在嘴边，听起来有些夸张。但这似乎并没有错，谭海美确实因为额外增加的一个身份“留守儿童”，而改变着命运。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去城市打工的潮流席卷整个中国农村，持续至今。见识了城市的繁华后，这股潮流中的大多数人再也没有心思返回乡村，但他们无力将整个家庭搬迁到城市，他们留在乡下读书、成长的孩子被社会学家们命名为“留守儿童”。在谭海美就读的学校，这样的孩子占60%，在全中国，据不完全统计，有2000万左右。

　　幸运的是，谭海美一家平淡的苦难有了这样一个机会被社会记录下来。

　　垃圾山上曾是家

　　上世纪90年代，打工潮正炽，和中西部大部分村庄一样，安徽省肥东县六家畈镇湖光村的大多数劳力纷纷外出打工，谭国平就是其中一员。1993年，谭国平一家悲喜交加，女儿谭海美出生，自己却在一次事故中，被坍塌的广告架砸掉一只手，丧失了劳动能力，换来的是700多元的赔偿。无法面对苦难的妈妈，在生下谭海美6个月之后，悄悄地跑了。“据说跑去了新疆，10多年了，再也没有回来过，是生是死都不知道。”

　　谭国平只好带着女儿投奔在合肥市拣垃圾的奶奶，奶奶在城里的垃圾山上有个“家”。垃圾山位于合肥最大的钢铁厂附近，钢厂以及全市很大一部分生活垃圾都堆积在这里。日积月累，垃圾堆成了山，有10多米高，山上长出了花草，加上奶奶种的菜，光秃秃的垃圾堆有了几分生命的气象。

　　钢厂里，信佛的老人特别多，但一直没有一个固定的佛堂，最终大家出主意，在垃圾山顶辟出一块平整的土地，用厂里的废旧砖瓦盖了两间平房，一间做佛堂，一间就做看堂人的住处，信佛的奶奶一直承担着这个差事，这里也就成了谭海美的家。

　　随后的10年时间，中国的城市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所在的合肥也不例外，但那个垃圾山没有任何改变，他们一家的生活也没有改变，只是简单地重复，即使谭海美已经进入了当地小学读书，一家人仍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供回忆。像她这样在城市郊区学校借读的孩子在合肥市多得很，在整个中国的城市边缘更是不计其数，没有人会注意到一个借读的小女孩以及垃圾山上顽强生存着的这家人。

　　在合肥市郊的漕冲小学，谭海美和城里的孩子没有太大不同，穿得干干净净，扎着小辫子，蹦蹦跳跳地去上学、游戏；在课堂上讲普通话，成绩中等；放学后，跟在奶奶身后拣垃圾，像很多借读的孩子跟在爸妈身后卖菜、烧煤球卖炒面一样。

　　信佛的奶奶一直是这个小女孩最大的依赖，“我们吃自己的，喝自己的，不丢人。”跟在奶奶身后拣了近10年垃圾，这样的话，谭海美不知道从奶奶那里听了多少次。对他们好的人，奶奶都让谭海美记在心里。“有一次，我打电话找她，奶奶接过电话后大声喊‘海美，妈妈的电话’，这让我大吃一惊。”尹玲说，后来她才知道，凡是对她们有一丁点帮助的人，年龄和妈妈差不多的话，奶奶都会让谭海美叫妈妈。

　　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家人的创收能力越来越弱，但上学需要缴纳的费用却越来越高。直到2003年，一家人拣垃圾所得终于没能凑齐580元的借读费，谭海美不得不返回老家的小学读书，奶奶和爸爸留在城里拣垃圾，她跟着爷爷回到了乡下，老房子早已坍塌无法居住，爷爷帮打工在外的邻居照看小孩，正好可以寄居在别人的房子里，70多岁的老人担负起3个孩子的衣食住行，还包括教育，这里也就成了谭海美的新家。

　　新学校跟以前的学校也完全不同了，老师管得松，学习要求一点都不严，班里56个同学，其中54个家长在外地打工。对于这些新同学，谭海美的第一印象并不好，“他们不讲普通话，非常凶，不懂礼貌，我跟同桌天天吵架”。她的普通话腔也总是惹起同学们的嘲笑。

　　新伙伴们的现状大都一样：父母在城里打工，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在乡下。他们的未来也几乎可以预见：读完中学，去城市跟着父母一起流浪。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只是极少数，而且，越来越高的读书费用和大学毕业后越来越难找到工作的现状，让村里相信读书改变命运的人越来越少。

　　虽然一开始有隔膜，但城里读书的经历，让谭海美有了一种性格和学习上的相对优势，很快她便成了“孩子王”，组织了自己的新伙伴群。由于学校离家很远，伙伴们就先在她家集合，然后一起骑自行车去上学，放学后一起在她家里做作业。

　　新伙伴里，有个叫蔡青青的让谭海美记忆深刻，他性格孤僻，爷爷和爸爸都去世了，妈妈在北京打工，家里只有奶奶，而且听力很差，整天没有几句话讲。每年都是烧好了年夜饭，才能等到妈妈回来。

　　从小村到京城

　　在六家畈镇养正中心小学读书的两年里，周围的同学都和自己一样，爸爸妈妈不在身边，这让谭海美很快有了一种归属感。一次家长会时，她看到全班同学要么家长没来，要么来的是爷爷奶奶，这让她萌发了组织一个“打工者儿女之家”的想法，并很快得到了孩子们的响应。

　　在老师的帮助下，她的组织更换了正式的名字，制定了有模有样的队规，成员很快发展到28人，随后又在学校推广，增加到117人，她“孩子王”的身份变得正规化了。

　　“其实，主要就是可以一起做作业，一起玩。”在垃圾山上长大的谭海美，最了解孤独的感受，她只是比其他孩子多了点组织才能。但她没想到，这个简单的行为给她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变化。

　　在谭海美的生命中，2005年是另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和中央电视台等5家单位组织评选全国十佳少先队员。她的故事被老师写成材料，逐层上报，一直到团中央。在她被称为“留守儿童的楷模”，她组织的“打工者儿女之家”被命名为“留守儿童之家”后，通过了层层筛选的她，得以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住宾馆，第一次去北京，生活开始了戏剧性的改变。

　　一家人都闹不明白这一切变化因何而来，10多年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艰难讨生活而无人关注，2005年何以发生如此大的变化？爷爷还是在中央电视台记者的提醒下，才知道自己的孙女是全国留守儿童的代表，虽然，他并不十分清楚“留守儿童”的准确内涵。

　　但是，团中央、教育部以及一拨一拨去采访的记者们都知道，2005年有些新的变化。这一年，人们都在提“新农村建设”，农村的一切变得重要起来，农民的孩子也得以进入主流社会的视野，就像20多年前，人们大范围关注城里的孩子，担心过分溺爱使他们成为“垮掉的一代”，并为他们制造了一个名词：小皇帝。

　　如今，当国家终于把目光投向农村时，人们发现，农民工这些留在家乡的孩子，面临的不是过分溺爱，而是缺乏教育，缺乏关爱，急剧上升的犯罪率让他们有了成为“毁掉的一代”的危险，他们是乡村的未来，是阻断贫穷代际转移的希望。

　　2005年10月12日，谭海美第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香港厅时，她被眼前的金碧辉煌刺得目眩，虽然已经经过了好几天培训，老师反复教她如何站立、如何发言、如何答礼等等。但她上台发言时，却感到“心里特别难受”，依然很长一段时间都紧张得无法开口。当她在大脑经历一片空白后，终于克服障碍时，人生仿佛上了一个境界，后来回到安徽，所有人都说，谭海美像变了一个人。

　　“蔡青青也在北京”，在北京的几天，应接不暇的荣誉和接见中，她想起了蔡青青。她知道，小学毕业后，他就被妈妈带到了北京，帮着卖菜，再也不回老家了。但她没办法找到那个性格孤僻的小伙伴，也许永远都联系不上了。北京比合肥还漂亮，谭海美说，她也想留在那里。

　　可是，这个13岁的小姑娘终究还是要回到老家去读书，许多年后，她也许有机会再来叩开北京的大门，而她的小伙伴已经留在那个金碧辉煌的北京了，但也许很多年后，却依然叩不开这座城市的那扇门。

　　害怕被社会遗忘

　　回到安徽，谭海美被评为“安徽省十大新闻人物”。进入2006年，她又有了新的荣誉，在中宣部、团中央联合举办的“全国青少年身边最让我感动的人”评选中，当选为10个“感动人物”之一。如今，在搜索网站上输入“谭海美”三字，5000多条目录显示的全都是与这个苦难的小女孩有关的故事。

　　虽然一家人仍然在贫苦中挣扎着，但2005年发生的一切，让老师和家人都乐观地相信，谭海美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奶奶花了一大笔积蓄，做了一堆镜框，把她在北京的照片一张一张地裱起来，挂在垃圾山的小屋子里最显著的位置。

　　很长一段时间，爷爷都认为，他们是活在全国人民的目光下，而不是被人遗忘的垃圾堆里。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播出后，每天都会有几十封信从全国各地飞来，嘘寒问暖让习惯于被遗忘的一家人不知所措。

　　3月14日，和团委的尹阿姨约时间拍照片时，谭海美还在北京返回安徽的火车上。原来，3天前，北京一个自称中央电视台的节目组打电话约她去北京做节目，并通过县里有关部门把电话打到了学校，学校只好赶紧让班主任陪着她赶到北京参加节目。

　　一见到尹阿姨，谭海美第一句话就是：“节目一点都不好玩，也根本不是中央电视台。”向同去的老师求证后才知道，原来是北京一个区的电视台做一档叫做“成长在线”的节目，半个多小时的节目，让师生3人在路上奔波了3天。

　　拍宣传画之前，尹玲跟爷爷解释说，这样做是要利用谭海美来帮助更多的留守孩子。但村里的留守儿童之间也是存在竞争的，爷爷就认为，并不是所有的留守孩子都值得帮助，他们在外边打工的大部分人都是有钱人，根本不缺这几个钱。而他所说的“有钱”，不过是每年能寄回家里千把块钱。

　　越来越多的关注让一家人开始不知所措起来，因为这一切来得有些莫名其妙，而且，承担的东西仿佛越来越多。善良而木讷的爸爸只是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像正常人的小孩那样长大就行。

　　对于未来，爷爷的判断相对清晰，“成绩上不去，一切都没用。”他知道，对于这个家庭，钱和读书成绩是最重要的。所以，最让他放心的是，有人捐钱以及县城的重点中学已经答应下学期将谭海美转到那里读书，并为她在县城租了一间房子。

　　但即使在县城的重点中学，每年有机会升入大学的孩子也是寥寥，即使升入大学，未来仍然不可预知。对于普通人而言，生活充满了种种限制，中国辽阔的农村更是如此，制度性的障碍仍在阻碍着人们向上流动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

　　新世纪兴起的新一轮农村建设，让这个13岁小女孩原本苦难而平淡的生活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但在时代的转型中，她向更高的社会阶层攀升的过程注定艰辛而脆弱，而被谭海美“代表”了的那些更普通而大量存在的留守儿童的命运则更加模糊而坎坷。在习惯于沉默、缺乏性格的农村世界里，人们还缺少更多和更常态的向上流动的机会。

　　谭国平一家人如今最害怕的仍然是：过了这段时间，他们又会被遗忘在角落里，像过去的10多年一样。

　　上升通道的梗堵

　　□本刊记者 田 磊 发自合肥

　　从湖光村到六家畈镇中心学校，如今已经七年级的谭海美上学需要骑40分钟自行车。她暂时的家正位于公路旁的山坡上，山坡的对面，农田与池塘交映，再往前走几里路，就是美丽而清澈的巢湖，湖光山色中的小村风景如画。

　　“这里就是最好的拍摄场景了。”摄影师支好了架子，一个小时不到，他就拍到了满意的宣传画照片。经历过人民大会堂的大场面后，谭海美在镜头面前已经不会太紧张，何况，这是在自己熟悉的山坡上。

　　读完这个学期，她就不在小村里呆了，肥东县县城的中学已经为她办好了转学手续，这让村里人很羡慕。她的伙伴们还不得不在镇上完成学业。进城，是村里人改变命运最好的办法，虽然谭海美的第一步只是县城，但来得也相当不易。

　　离开的和留下的

　　小学毕业后，谭海美班里的大部分人都接着在六家畈镇中心学校读七年级了，能有机会去县城读书的只有她一个，还有一些孩子则被在大城市打工的父母带走了，譬如，去了北京的蔡青青。但出去是读书，还是跟着父母做小生意，不得而知。

　　在村民眼里，十几岁的孩子已经能帮着父母做很多事了，他们看起来也确实很成熟。合肥市团委的尹玲一直颇为关注这个群体，她说，在跟这些孩子打交道时，我们能够明确感受到伴随着年龄增长，初中生的思想也逐步成熟，言谈举止较之同龄人更加成人化。

　　小学生的世界里，有一群孩子一起玩，有零食吃，快乐就会自然而来。而初中生则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主见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抽烟、染头发，说话模仿成年人，“一副看破红尘的样子”。他们很多人看不起自己的父母，只能在城里卖卖菜、拣个垃圾、扫扫地，“能有什么出息”。他们会经常跟父母吵架，他们确信自己将来会比父母强，虽然并不清楚怎么强。

　　初中像是个分水岭，留下的和离开的，选择读书的和选择混的，在这群孩子中异常明显。父母们通常有两种选择：相信读书无用论的，会把孩子带到城市去打工，他们最直接的依据是，“如今读完大学也找不到工作”，何况，读书的费用他们根本无力负担，孩子的成绩也丝毫没有考上好大学的可能。相信读书改变命运的，则会不遗余力地供孩子读书，尽管，他们会不断被村民好心地提醒，这样供下去很傻。

　　六家畈镇的情况是，选择前者的人越来越多，以致于学生越来越少，学校不断撤并，谭海美的班主任吴红军今年25岁，他说，他们那一代人的父母还都执著地相信，要跳出农门必须上大学，可是，当他毕业后，情况就不一样了。随着大学不断扩招，毕业生多了但是专业与市场需求的差距却很大，大学生一样没出路。一代人的教训，让村民们很快改变观念，前两年，六家畈镇中学的孩子，每年升入高中的比例不到50%。

　　最近几年，教育部提倡素质教育，城里的学校没什么动静，倒是农村学校积极响应，老师们不布置作业，不考试，反正乐得轻松。在这样的学校，很多孩子读完初中，就跟着父母去城里打工了。初中的3年，则是他们像荒草一样迅速长大的3年，而且，没有人为他们守护生长的原野和纯净的空气。

　　吴红军说，由于领导的重视，这两年，六家畈镇凋敝的教育开始复苏。可是，在接受教育还是放弃教育之间选择，村民们依据的仍然是成本与回报的对比。读书的前途依然让人们无法充满信心时，教育的凋敝会持续不断。

　　滞后的关怀

　　2005年底，安徽省教育界10多名政协委员曾在肥东县完成了一项对留守儿童问题的专项调查。调查显示，该县每年劳务输出达到22.7万人，留守儿童总量3.75万人左右。这3万多孩子的童年看起来并不让人放心。2005年1~8月，肥东县公安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233人，其中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27人，占11.6%；27人中有10人属于留守孩子。

　　其中两起案件最让人心痛。2005年12月，肥东县石塘镇发生一起绑架杀人案，一名5岁的女童被罪犯绑架并杀死。公安部门很快破获此案，让人们惊讶的是，嫌疑人竟是一名13岁的在校女学生，审讯后得知，女孩的父亲长年在外打工，她10岁时曾遭到受害女童父亲的猥亵，绑架并杀死女童是出于报复，手段则是从电视录像中学来的。

　　店埠镇一个12岁男孩的行为也让人吃惊。2004年8月份，他选择了一个深夜潜入同镇一家人的屋子，预谋杀人，作案的目标对象并不十分明确，12岁的孩子也没能将别人杀死，被警方制服后，他交代自己杀人的理由竟然是因为常年见不到父亲，认为杀了人被关押就能见到父亲了。人们这才知道，孩子的父亲因杀人一直被关押，母亲则长期在外打工，嗜好赌博，并与他人关系暧昧。

　　跟谭海美的成名一样，犯罪的孩子也是极端的个案。肥东县剩下的那3万多有着相似命运和家境的孩子数量大得惊人，面孔模糊地无法描述，但有一点是一样的，他们的命运在社会的变迁中同样脆弱不堪。在已经成型的制度设计面前，他们只能用忍耐和顺从对待命运的安排。唯一值得乐观的：这是一个制度设计正在迅速变迁的时代，这是一个国家战略终于转移到他们身边的时代。但没有人知道，制度的变迁能否赶上一代人成长的速度。

　　在记者离开安徽时，尹玲说，他们的“关注留守未成年人——阳光关爱工程”正式启动了，将面向全省机关、部队、团体、企事业单位募集资金，用于在合肥市农村各乡镇中心学校建立阳光关爱书屋、阳光关爱俱乐部、阳光关爱欢乐运动场、留守未成年人网站、开展阳光关爱夏令营以及资助农村特困家庭留守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等多种类型的爱心公益项目。

　　以谭海美为主角的系列宣传画也已经做好，马上就会挂进合肥市的大街小巷。宣传画上，谭海美的笑容阳光般灿烂，在国家政策语境的变迁中，这个13岁女孩平淡的苦难为自己以及她身后那个群体赢得了社会的关注。

　　2006年初，浙江、四川、湖南等省多家媒体联手，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征寻留守儿童，赴杭州和爸妈过年”活动，更多孩子的苦难故事被呈现在报纸和网络上。“留守儿童”第一次以集中的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但在记者寻找关于留守儿童资料的时候却发现，其实早在约5年之前，几乎每个劳务输出省份，都已经有了大量的有关留守儿童的政协调研报告，报告里问题的严重程度一省甚过一省，但几乎每个省份的行动都只停留在政协报告的层面。

　　5年以来，在政府层面，对于这个群体撒以余光的，大都是政协和团委，这两个通常被认为没有执行力的部门。媒体的关注也依然停留在展示苦难、施以同情上面。

　　2005年，在国际计划(中国)的支持下，人们看到了一份有关留守儿童的正式科研调查报告。在这个以儿童为中心的国际人道主义发展组织的资助下，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组成了由近20名研究人员参加的“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影响研究”课题组。他们在陕西、宁夏、河北和北京地区选择了10个县10个村开展调研，得出一份报告并出版成书——《关注留守儿童》，用朴实的数据展示了农村世界里孩子们真实的生存状况。

　　上升的通道

　　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感慨：从过去的穷人和被遗忘的人的生活中总是很难得到什么。今天，在面对农村世界里最真实而重大的问题时，我们的态度似乎仍然没有逃脱这个美国人的判断。与政治化的叙述相比，人们愿意看、媒体也更乐于挖掘丑恶、呈现苦难、记住典型，然后满腹牢骚。在这场“信息战”的硝烟中，那些孩子最真实的困境在被竭力地遗忘着，就像谭海美一家被遗忘的10多年一样。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儿童工作处处长宋文珍曾参加了中国农业大学与“国际计划(中国)”组织的“关注留守儿童”研讨会，在被问到“国家对留守儿童问题有没有长远的规划管理措施”时，宋文珍只能说：政府尚没有太清楚的思路，因为这涉及国家整体的体制问题，包括户籍制度问题，包括城乡二元化的问题，包括社会保障的问题。

　　在制度设计面前，不管是留下的和离开的，读书的和放弃的，村民们的选择，大都出于无奈，他们根本无力改变什么。在合肥采访时，谭海美一家人透露给记者最大的情绪是，不明白为什么会突然被关注，同时更担心被再次遗忘。

　　其实，单就官方色彩浓厚的十佳少先队员来说，并不能引起太多人的兴趣。在2005年的10位获奖少先队员里，谭海美得到的关注是最多的，“她的故事更苦难，离中国的现实更接近。”一名采访过谭海美的记者这样解释原因。

　　谭海美的爷爷认定自家孩子要走上学的路，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村里有人羡慕，也有人不屑。村民们都知道，他们的小镇上出过一个国家领导人，就是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典型，但这样的故事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又太遥远了。

　　2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让城市急剧扩张，也给了上一代农村人流动的机会。度过了那个有机会流动就已经很难得的时代，一个缺乏话语权的阶层，以成为“社会问题”的方式，提醒着社会下层向上流动的通道被梗堵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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