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留守儿童：转型路上的衍生问题(组图)

留守孩儿的草样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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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孩儿的草样年华

留守孩儿的草样年华

为留守儿童普法

　　留守孩儿的草样年华

　　策划人语

　　始于上世纪末的流动人口迁移，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农村青壮劳力。受到体制性因素等的制约，他们的孩子被留在乡下，荒草一样生长，终于在本世纪初以成为社会问题

的方式，提醒主流人群：在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转型的成本计算中，至少已经漏算了一代人的成长。

　　在充斥着各种数据、来自各个层面的留守儿童调查报告中，多是简单的问卷与局部扫描，全面而严谨的研究付之阙如。在媒体已有的报道中，极端的负面个案与戴红花的榜样少年让想要理性认清问题现状的人们，需要付出格外的努力，在主流人群对边缘故事的讲述方式中进行信息的甄别与还原。

　　这一转型路上的衍生问题，其解决之道本质上取决于更根本的制度变迁。一个阶层的上升通道如果因为太多“结石”而产生梗堵，痛感迟早要传递出来被社会的每个部分感知。

　　在深入采访的过程中，记者们不仅惊讶于留守孩儿的现状，同样惊讶于这一群体背后更为广大的整个农村儿童教育的困境甚至农村发展的困境。农民的确拥有了越来越多的选择的自由，在贫穷的阴影与制度的夹缝之下，这种自由的质量体现在哪里？此时我们才醒悟，“留守”与“非留守”的区别如此脆弱。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这是时代的流行歌手献给农民工父母的歌。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新农村建设”未来可以预见的成就，将让他们走，还是让他们留？

　　——刘 阳

　　交腊村的孩子

　　杨芝艳，一个人的黑夜

　　交腊村在2003年以前只有学校有一部电话，村民们要和远在浙江、上海和广东等地的打工者联系，只有靠这部电话。2003年校长配了一部手机后，学校电话的压力才减小。

　　杨芝艳是交腊小学六年级的学生，爸爸很早就离开人世。她两岁的时候，妈妈改嫁了，现在她和哥哥住在一起。

　　哥哥叫杨富贤，今年18岁，在黔东南州首府凯里技校读书，放假的时候才回家。平时家里只有杨芝艳一个人，他们的田自己种不了，就只有给叔叔种，收谷子时一家一半。能够送到杨芝艳手中的谷子有200多斤。他们全家还要买米600多斤。她自己喂了两只羊，已经有20多公斤了，正在等待新学期的时候把羊卖了挣学费。另外，她还上山采薇菜去卖，一斤15元左右。如果实在不够，就只有去借，如果借的是叔叔的就不用还了，他们饭不够吃时就到叔叔家去吃。

　　“我看到别的孩子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的时候，感到很伤心。有时候我在家觉得害怕，就和隔壁家的女孩一起睡，有时候还梦见我哥哥，还有我的同学。” 据介绍，她小学阶段的书费和学杂费都已经得到滋根基金会的支持，滋根还给杨富贤支付了学杂费和生活费。

　　杨胜芬，蹲在家里

　　见到杨胜芬的时候，她正蹲在她家的一个柜子下面，眼巴巴地看着人。她12岁，瘦得只有皮包骨头。正在读二年级，能够听懂普通话。记者问她有什么希望的时候，她说：“还想读书。”

　　1997年到1998年，她生了一场大病，治疗花了一万多元，现在已经没有钱治疗，吃饭也吃不到两碗。现在她的父母都出去打工了，只有妹妹和哥哥在家里陪她，上学的时候都是妹妹或者哥哥背她到学校去，她自己走不了。但是她在班上的学习成绩一直都是第一或者第二名。

　　杨玉梅，哭过之后

　　慢慢坚强起来

　　杨玉梅，三年级，12岁，爸爸妈妈出去打工了。她开始寄住在舅舅家，但从舅舅家到学校有10公里。舅舅家没有女孩，怕她孤单，就把她转伯伯家来，她在伯伯家呆了快一年了。

　　玉梅的父母外出打工六七年了，每年回来一次，在家呆上几天就走了，最多在家呆一周。他们在广州搞装修，也不知道每月能挣多少钱。对玉梅来说，父母挣钱了自己就有新衣裳穿。玉梅平时很想念爸爸妈妈，在记者采访她之前，她刚接到父母打来的电话，还没说话就哭了，后来她才慢慢坚强起来，不哭了。

　　玉梅的伯伯承担了家里所有的重担，在他的名下只有一个人的田，好的时候一年能收1000多斤谷子，不好的时候有可能一颗谷子都收不进家，他们租了别人家的5亩田种，收益对半分，每年能够收入2800斤左右；还要养鸡、猪，这些都要拿出去卖，增加一点收入，根本就不敢吃肉。他还要去做木工，这样，一家年收入有2000多元到3000元左右。他还有一个男孩，已经外出打工去了，自己的女孩在雷山读初中。

　　伯伯说，他会尽量照顾好孩子，即使“没有滋根的资助，我们一样照顾孩子，少吃一点，少穿一点就是了”。

　　女法官写出的160封信

　　□本刊记者 钟岷源　

　　发自福建三明

　　从沙县采访回来，才知道遍及全国的“沙县小吃”背后还隐藏着两种“隐情”。

　　其一，沙县24万人，5万多人外出经营小吃。这份小吃已成当地的品牌和经济支柱之一。县委书记池秋娜称，经营小吃占农民收入的40%。

　　上世纪90年代初，沙县赌博和民间标会盛行。一时间，标会像病疫爆发一样纷纷倒会，众人外出躲债。因小吃手艺祖辈相传，外逃者就地经营，一二十年过去，“外逃大军”成就了沙县的“小吃产业”，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

　　其二，很多父母并没有把自家孩子带在身边，而是留在老家托付老人照看。如此一来，这支庞大的外出经营队伍后面，就有一支数量不小的留守儿童特殊群体。

　　而留守孩儿童的成长令人担忧。来自沙县法院的数据显示，十多年来，该院少年庭共审结未成年犯罪案件199件，判处未成年被告人388人，其中留守儿童占43%，主要罪行是盗窃、抢劫和故意伤害等。

　　当留守儿童脱离学校之后，流入社会而又尚未就业，游弋于家庭、社会、学校“三不管”地带。他们知识有限，缺乏阅历，是非难辨，稍有引诱教唆或一时冲动，就可能走上犯罪道路。在外父母通常只给他们生活费用而忽视其心理变化，等到孩子受外界不良影响沦为少年犯时，父母后悔不迭。

　　基于这样的实情，1992年10月，沙县法院在福建省成立首家“青少年审判庭”，2003年12月，组建“沙县‘留守孩’维权工作站”。因其成效突出，2004年6月，沙县法院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全国少年法庭先进集体。

　　张岳是这家法院少年庭的庭长。10年前，她还是当地一所职业学校的教师。考入法院系统之后，她就一直呆在少年庭，从书记员一直做到庭长。

　　而张岳的角色似乎也从起点回到了原点。“当我在庭上，面对被告席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与他们交流时，这些失足少年泣不成声，惊恐而又无知地问我，审判完我可以回家吗？我会被判死刑吗？此时，我心里总被触动，想到以前自己从事过的教师职业。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少年庭的法官就像一名‘特殊教师’。”

　　倪志强的缓刑判决

　　父母在厦门开小吃店的倪志强，因一场争强好胜的斗殴而在沙县“一夜成名”。

　　倪志强原是当地某职业中专学校的住校生。一回与社会上一帮人发生口角，双方约定以武决斗。两伙人手持铁棍、刀具和剑，交锋城郊麻公岭。倪志强这伙把对方一人砍成重伤。这场斗殴震动全县。倪志强这边9人，6人是其同学，均为在校生。事后，这所学校即被县委政法委列入重点整治对象。致人重伤者虽非倪志强，可他惊恐万分逃往厦门，躲进父母的店里。

　　倪父原是名乡村教师，本想外出挣钱为儿子上学所用，可脱离父母管教的儿子却犯下伤害罪。倪父即刻把小店转让，带着儿子回沙县公安局投案自首。

　　由于案情复杂，从侦查到起诉几乎花了一年时间，到了张岳手上进行审判的时候，有8个被告、4项罪名、28页的判决书。

　　倪志强所为显然构成了故意伤害，按正常量刑，致重伤害者，可判3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作为主审法官的张岳，在庭审合议之后，判倪志强为缓刑。

　　“这个结果当时是有争议的，我们也顶着压力，万一倪志强在缓刑期间重新犯罪怎么办？”

　　张岳告知记者，少年庭对于留守儿童的判决，要考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他们远离父母，跌倒了，我们要扶一把，不能判完了事。而判缓刑，我们就要做更多的帮教工作。难怪，有个失足留守儿童的母亲在给张岳的信中说：“你们的判决给了孩子重新做人的机会，而不会让他们产生破罐子破摔的心态。”

　　为了养家，倪父还是回到了厦门“重操旧业”，并经公安机关的批准，把儿子带到厦门监管。现在，倪志强已在厦门一家公司找到工作。

　　3年160封信

　　同样因故意伤害罪入狱的陈毅斌此前已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5次，在法庭上听到法官4年6个月的判决表现出一脸的不在乎，“我五进五出看守所，今天的判决书就算是我进出看守所的毕业证吧。”

　　陈的父亲同样在外忙于生意。而对眼前的陈毅斌，张岳决定用疏导的方式与他交朋友。

　　张岳与失足留守儿童的书信往来，3年就有160多封。

　　下面是张岳与陈毅斌的书信“对话”。

　　——2003年4月30日。张岳姐姐，我想拜托您一件事，不知道您可不可以帮我去找我爸爸一下，因为现在天气冷，这边没毛衣穿，我没有钱买毛衣。如果我老爸不来看我，叫他可不可以寄点钱给我。我长这么大，除了我叔叔奶奶外，就你对我很好！我想要你做我姐姐行吗？

　　张岳回信：你说没有毛衣御寒，我心里很担心，马上联系你父亲，但还是没法找到。我希望你别太伤心，我会给你寄去毛衣、毛巾，还有一些食品。春节来了，希望你快乐，也希望听到你受嘉奖或减刑的消息。

　　——5月3日。在少管所的日子，我觉得自己真的变了许多，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爱打架了，而且有了自己改造的方向。现在我已经有6个嘉奖了。

　　张岳回信：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从你获得6个嘉奖也可以看出你正在积极努力改造，真心希望下次再去帮教时，你已经获得了减刑，加油！努力！告诉你一个小秘密，我到法院工作之前当过老师，所以今后你可以称我为“张老师”，老师总是要教育学生成材的，你愿意当一个特殊的学生吗？

　　——5月8日。也许你回忆童年，是件美好的事，但对于我来说，我不敢想，因为我的童年给我心中带来了极大的伤害。我觉得要找一个朋友很难，我希望你能教导我。

　　张岳回信：交朋友特别是最可信任的朋友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现在处的环境特殊，交往的人也有限，等将来改造好了回归社会，会有更大的接触面，我们以后还可以面对面来谈论这个问题，好吗？

　　几年来，张岳的周末差不多都是在办公室度过，那是她给这些失足“留守孩”回信的时间，也是与她的这些“特殊朋友”谈心的时候。

　　顾及敏感的心灵

　　在张岳看来，失足留守儿童的心理反应格外敏感，因此沙县法院少年庭的“圆桌审判”就充分体现了人性化的设计。

　　普通的法庭布局均有三个落差，审判席最高，公诉人和辩护人其次，被告最低。而沙县“圆桌审判”的结构是，被告、辩护、公诉和法官的位置是平行的，并且连成一体，呈半圆状，象征母亲张开双臂拥抱改过自新的孩子。被告席的桌子设计成翻开的书本，意寓未年成人在接受审判时，就像在课堂一样，做错事了，要学会改错。而法庭的主色调是乳白色的，含义是洗刷过去，重新书写人生。

　　张岳告知记者，在这样的环境下审判，有助于消除未成年人在法庭上的紧张情绪，避免他们的两个极端：或者法官问什么，就盲目认罪；或者什么都不说。

　　不仅如此，张岳还要求主审法官在每个案件的《判决书》后面附加“法官寄语”，针对留守儿童的敏感心态，因势利导地给予开导和鼓励。

　　曾有一回，当张岳主审的一个案件的《判决书》送达看守所之后，七八名同号在押的犯人传阅她写的“法官寄语”后，推荐了一名“代表”给沙县法院写来一封信。

　　他们说：我们多数都是“留守孩”，我们的父母在外面，我们是多么想念自己的亲人，多么渴望有自由的生活，但是，悲惨的命运降临到我们头上。看到“法官寄语”，我们想到的是，你们都有一颗善良慈母般的心，希望你们能给我们一点改过自新的机会。

　　留给政府的责任

　　沙县仅夏茂镇的“留守孩”就有1200多人，这部分人群因缺少家庭的教育和看管逐渐成为社会治安的一个隐患，单纯依靠张岳们的“青少年审判庭”和“沙县‘留守孩’维权工作站”，确有力所不及之处。单靠法院而没有配套制度，许多帮教工作就有可能前功尽弃。

　　该院副院长余其兴对记者说，“留守孩”问题应该纳入社会的综合治理，现在他们走的是两条线，一条是司法系统的，包括公检法司，另一条是社会的，包括工青妇，关工委、街道社区等等。而司法系统内部因为涉及财力、人力反而不好弄，比如少年犯和成年犯关押在一起容易“交叉感染”，我们提出分押，但没钱解决不了。我们的询问、起诉，都需要懂得少年犯罪心理方面的专家，但我们的人才还不够。

　　社会那条线，目前在沙县做得相当活跃。就在记者采访的时候，沙县方面正在召开有关“留守孩”成长的专题会议，县委副书记潘峰、副县长邱华英协调教育、公安、计生、法院等等众多政府部门，明确提出要形成政府合力解决留守儿童问题。

　　现在，他们专门为留守儿童创办了全日制学校，建立了

    (文中涉案儿童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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