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日政经关系：把经济外交还给经济

　　□本刊记者 杨军 发自北京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一行2月21日晚抵京访华，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在同二阶举行会谈时表示，近年来，中日关系面临困难局面，两国政治关系必然影响经济关系。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提醒。

　　中日关系中政冷经热的怪现象曾经引起人们普遍关注。2004年这种关注达到白热化程度。但没过多久，现实却早开始转向了。2004年，美国取代日本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05年，日本和中国经贸额增幅只有10.3%，相比以往20%的增长幅度，是大幅度下降。与此同时，2004年和2005年，美国、欧盟和中国的经贸额却全都大幅攀升，欧盟和中国经贸额的增长超过22%，美国和中国的经贸额增长更是超过24%。

　　虽然中日贸易额大幅度下降，但绝对值还在增加，所以很大一部分日本学者认为中日经济关系依然很热，而中方学者则出现了分歧：部分人认同日本学者的看法，还有一部分则认为尽管绝对值增加了，但不能不看到相对变化，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日本所占份额正在大幅下降，中日经贸有转冷的趋势，虽然目前还没有完全冷，但拐点已经出现。

　　无论认为中日经济关系热还是转冷，中日政治矛盾有向经济领域扩展的倾向，则是争论双方一致认同的事实。

　　日本的“对华游戏”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6年“两会”答记者问的时候表示，中日关系出现困难，不在中国方面，而在日本方面。而中日政治矛盾影响到经济，显然也是日本不愿看到的。日本的初衷是什么？日本《朝日新闻》去年底曾刊文指出，小泉政府正在进行一种“对华游戏”，即政治上对华强硬，经济上又不担心失去自己的利益。而日本的一些做法，好像也在为这种说法提供注解。

　　因为经济发展，中国从1999年开始，原油进口一直大量增加，所以中国在不断地寻找新的原油供应商，而随着中国和俄罗斯签订协议，日本也开始从俄进口原油。分析人士认为，日本的原油进口量基本没有增长，没必要找新的供应商。跟在中国后面找俄进口原油，明显是在和中方作对。日本的解释是，为了分散风险，要保证自己的能源安全。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对记者说，日本的分散风险说是不成立的，因为日俄还没签订友好协定，而在美日安保条约中，是把俄罗斯当作潜在敌人的。

　　2005年，日本政府出版发行了《贸易白皮书》和《制造业白皮书》，谈论中国投资风险，认为企业应该考虑分散中国风险，到越南、印度等地投资。日本政府出两本白皮书，主要是为了给企业或经济团体、行业协会做决策参考。日本一些中小企业对中国市场了解有限，对中国市场的认识很大程度上通过白皮书，无疑，这两本白皮书的出版，会减少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对外贸易研究室研究员金柏松指出，这种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但并不是近两年才有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乃至80年代就有，为什么之前没提而现在提，显然是出于一种政治目的。

　　日本雅马哈发动机企业从2002年起，一直对中国出口无人驾驶小型直升机，这种小型直升机因为载重量较小，无人驾驶距离只能达到200米，不能用于军用，只能用于洒农药或拍照等民用用途。出口几年，各方一直相安无事。今年初，日本有关部门突然查处这家企业，理由是违反了日本对外出口管制法，认为这种小型直升机可能用于军事目的，属禁止出口范畴，出口必须向日本政府填写报告，被批准才能卖出。雅马哈的经理表示，在技术上转为军用是不可能的。

　　金柏松说，这个在日本条文上是可严可松的，严格可以说违法，松点就不违法，但是2002年的时候出口都没问题，现在却突然查了，显然日本政府在打一张经济牌。他说，日本政府查处这一个企业，看似件小事情，但其实很大，因为日本是法制国家，查处行为其实是给同类的企业划道线，以后凡是这类企业就都不能向中国出口了。中国向日本进口的先进技术是最多的，查处一些类似企业，涉及技术较先进或敏感的，日本企业就不敢对中国出口。

　　金柏松等一些学者认为，日本在对中国打经济牌，以期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天平开始倾斜

　　如果日本政府确实在进行“对华游戏”，那么这场“游戏”的前提应该是，在经济上中国需要日本更甚于日本需要中国。去年以前，情况似乎是这样。

　　2004年5月，日本的政治经济评论家长谷川太郎曾发表文章称，中国经济的未来掌握在美国和日本手中，由于中国在技术、关键设备等方面离不开日本，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日本，意味着“日本越来越有能力控制中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日方政治态度为什么如此强硬。在学者和政界，这种看法也有一定代表性。

　　但从2005年春由于日本教科书问题的争执，关于中日经济谁对谁的依赖性更大开始有了争论。今年2月，金柏松发表《日想用经济牌动摇我外交立场 经济博弈究竟谁怕谁》一文，再次引发新一轮讨论。

　　金柏松认为，日本经过10年的经济低迷，这次经济复苏主要靠中国。原来日本经济走到谷底的时候，主要靠增加对美出口复苏，但是从2001年到现在，日本对美国出口是下降的，而中国进入新的经济增长周期，带动了日本经济复苏。若日本再次陷入经济危机，带他们走出泥沼的，恐怕还得是中国。日本是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所以经济复苏不能全靠国内。而美国一直对日本扩大贸易顺差很在意，若日本对美贸易顺差大幅扩大，美国一定会打击。日本10年来经济持续低迷，主要因为两次复苏都夭折，两次夭折和美国不无关系。而中国不仅带动了日本复苏，同时，因为中国向日本出口了大量优质廉价产品，在这10年，日本国民虽然收入没有提高，但生活水平却在稳步提高。

　　金的判断是，中国完全有能力和日本进行经济博弈。

　　上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为刺激经济复苏，投入大量财政资金，导致到去年底，欠债达760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GDP的130%，已经接近财政危机警界线。日本国内出现了国家财政将破产的预言。可见当时日本财政之危险。由于中国的带动，才没有越过警界线。同时有专家预计，在中国的带动下，日本2010年有可能解决财政债务问题。

　　因此，金柏松表示，日本现在继续大打经济牌，就是在玩一个危险的游戏。

　　锋利的双刃剑

　　但在全球市场一体化的今天，经济博弈，永远是一柄双刃剑。

　　日本一直打经济牌而无所顾忌，因为他们一直认为中国对日本的依赖远胜于日本对中国的依赖，他们要算一本账，是中方损失大还是自己损失大，认为只要掌握选择商品的技巧，就可以用经济牌制约中国。

　　但他们错了。即使当时是强大的一方，在2001年中日那场著名的农产品贸易战中，日本一样损失惨重。当年，日本对中国的大葱等农产品采取临时进口限制措施，中国立刻对从日本进口的汽车、空调、手机报复，中国关税提高100%。据有关统计，这场贸易战，日本损失8亿美元，中国损失2亿美元。

　　从1980年开始到现在，日本对华的政府援助项目，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起了很大作用，随着中日政治关系恶化，日方再次打出这张一直比较有效的牌，提出2006停止对华的政府援助项目，但资金短缺在中国已经不是问题。第一次，日本的这张王牌失灵了。

　　至于日本企业撤出对华投资，金柏松表示，现在中国在吸引外资时，沿海地区遇到最明显的问题不是投资商欠缺，而是土地不够用，土地指标已经用完了。日本企业走了，可以腾出土地指标，自会有欧美等的企业填进来。

　　更何况，现在日本对中国的依赖度已大大提高。作用与反作用力会一样大。中日之间贸易发展主要靠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生产了产品再反销回去。日本政府如果鼓励企业减少对中投资，中日贸易也会放慢，对日本国内市场将产生影响。

　　美国对中国存在大量贸易顺差的不满，也和日本不无关系。因为日本对美国存在大量贸易顺差，引起美严重不满，为解决美日贸易摩擦，日本采取了对美的迂回贸易，而这个迂回，主要是通过中国，造成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增大，并引发误解。博鳌论坛秘书长龙永图3月11日在世界多维勒会议上表示，中国和亚洲其它发展中国家不希望成为全球化的替罪羊。可以说，中国很大程度上确实也是日本迂回贸易的替罪羊。

　　反过来，对中国，伤害同样很大。比如抵制日货问题，雇员、税收等方方面面都要受到冲击，而有些日本货也是不可替代的。在克林顿时代，美国曾经就日本在世界上有多少垄断性技术进行过调查。250多项的调查结果令美国大吃一惊，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中国对日本先进的技术、设备等的依赖更甚于美国。

　　而对于日货，大部分中国老百姓的抵制可能更是盲目的，因为他们大都分不清哪些日货是在日本生产的，哪些是非日本原产地。对于非原产地的日货，一旦遭到抵制，会导致中国员工失业或减少收入。

　　周永生对记者说，如果中日互相制裁，对中国经济冲击多大真是不好说，甚至有人说可能导致GDP下降2%。

　　就贸易本身来说，三角四角贸易是最好的，这样可以有多种市场选择，如果和中日打贸易战，难保欧美不借机提高价码。

　　受伤害最大的，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也因此，企业界普遍反对政府打经济牌。日本经济界现在看到小泉参拜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已经开始着急，并对日本政界施压。

　　日本若一再打经济牌，而中国也像部分学者主张的那样以经济牌还击，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两败俱伤。

　　经济外交，亟待研究的课题

　　日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的作用很有限，但很擅长打经济牌，想办法在经济上制约其它国家，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周永生介绍说，比如以前日本想“入常”，于是加大对非洲政府的开发援助。东南亚国家公开指责小泉参拜的，主要就是中国和韩国，别的国家只保持沉默，因为他们得到了日本的很多援助。

　　日本擅长打经济牌，源于日本50年经济外交的历史。

　　早在1955年，在自民党即将成立之际，岸信介即在文章中提到推行“经济外交”的政策设想，随后，岸信开始执掌日本政府的权柄，经济外交的思想进入日本政府。1957年10月，由日本外务省编著的战后第一部关于日本外交的蓝皮书《我国的外交近况》出版，第一次面向公众，以政府的立场，公开倡导并详细阐明实行经济外交的政府外交方针。

　　50年来，日本利用经济外交取得了很多成功。比如日本特别注重经济援助，利用特别援助，保证了本国经济和战略上的安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借机打入其国内市场；从上世纪90年代和美国激烈的贸易摩擦中，认识到单纯走扩大出口的路子是走不通的，开始扩大对外直接投资，鼓励企业对外投资。

　　在日本有50年历史的经济外交，几年前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

　　2004年，在第10次中国驻外使节会议中，国家主席胡锦涛才首次提出中国实行经济外交。接着在全国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会议上，中国官方开始在公开的、高级别的场合正式使用经济外交的概念。在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加入了经济外交字样。

　　在进行经济外交方面，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习，但是经济外交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为了一己私利而大打经济牌。这方面，日本的教训是惨痛的。1974年，田中角荣访问东南亚，在东南亚很多国家引发游行示威，因为日本在对外实行经济外交中，在获取经济利益方面，过分地强调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对方的利益，这也是日本在70年代被普遍骂为经济动物的主要原因。随后日本开始改变政策，福田内阁上台后，决定要和东南亚建立息息相关的联系，给东南亚10亿美元的贷款，在当时是非常大的一笔款项，对改变日本在东南亚的形象起了很大作用。

　　经济外交是一门历史较浅的课题，很不成熟，日本也是撞一次南墙学一回乖。经济和政治密不可分，相互影响是必然的，但是，过多地用经济做筹码打政治牌或用政治做筹码打经济牌，在外交上无疑对双方都是一种损害。

　　在现代政治中，采取经济手段，最终不应该是为了私利，而应该是为了追求共同繁荣。经济外交不是为了斗而是为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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