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中国福利腐败:专家称最终变成政府公众埋单

　　2006年3月3日，新华社播发了《你凭什么享受“免费午餐”？——政协委员抨击垄断性行业“福利腐败”》一文，3月8日，又播发《垄断性行业主管部门回应“福利腐败”》。两篇文章出来后，“福利腐败”问题在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中激起强烈反响，同时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福利腐败”也由一个人们感觉新鲜的名词，而成为社会的一个热点话题。

　　国家电网公司于2006年3月6日发出一份文件，这份名为《关于规范公司系统职工用电

管理的紧急通知》的文件要求：“各网省公司必须立即停止执行各种名目对系统内职工用电实行优惠的办法。”这份文件意味着电力系统停止向内部提供任何用电优惠，电力系统的内部职工将不能再享受低价甚至免费的电。这是在今年的两会代表委员和媒体对“福利腐败”进行批评之后，第一个叫停“福利腐败”的行业。

　　然而，到底还有多少行业存在“福利腐败”，这些行业“福利腐败”的理由是什么，“福利腐败”对于我们的社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应当如何遏制“福利腐败”等等，这些问题已渐成人们关心的焦点，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转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关注“福利腐败”策划-《中国青年》第二编辑部

　　执行-邱四维

　　公交职工免费乘公交车，铁路职工免费乘火车，电力职工免费用电，银行职工免息贷款，教师子女低分入学，电信职工免费通话，医院职工看病不用挂号……这许多我们已习以为常甚至羡慕不已的行业特殊待遇，今年两会之后突然之间令各相关部门手足无措。面对媒体关于行业特殊待遇的询问，有的部门难以自圆其说，有的部门坚决否认，有的部门悄然叫停。这一切都缘于一个新名词的出现——“福利腐败”，为什么这个词语会让如此多的行业和部门避之唯恐不及呢？请看本刊的相关报道。“福利腐败”成热议话题文-龚霁形形色色的福利

　　李老师是某名牌高校附属中学的一名体育老师，他已经在这所享誉全国的重点中学工作了14年。他每月的工资只有 3000多元，相对于他那些在健身俱乐部工作的大学同学，他的收入差一大截，即使是和校内其他课程的教师相比，他的收入也要低得多。“我不会跳槽，不为别的，就为了我儿子。”李老师说，“儿子马上要上中学了，如果光凭成绩肯定进不了我们学校，不过教职工的子女基本上都能进来。”李老师觉得，虽然收入低一些，但是能够让儿子不用花高价就上个好中学，这比他的大学同学省了很多钱，而且将来上好大学基本上就有保障了，这也能让自己省不少心。“省钱又省心，我觉得比多挣几千块钱值”。

　　让李老师不愿意离开学校的东西，就是他的儿子能够上一所好中学的保障。这种保障我们通常都觉得是单位的福利，以前对于这些福利我们并不会有太多的关注，因为各种单位都可能会向自己的职工提供一些福利。可是在今年的两会期间，“ 福利腐败”这个词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各种学校对职工子女的入学特殊待遇也被视为一种“福利腐败”，受到了两会代表委员和公共舆论的关注。

　　不过“福利腐败”在很多时候被称为垄断福利，因为这些福利更多的时候是与垄断行业联系在一起，其中电信、民航、供热、电力、公交等行业则是福利行为最为引人注目的几大行业。

　　在广州地铁线网票价方案听证会上，一位乘客代表指出：地铁公司除了对地铁员工实行免票政策外，每个员工还有3 名直系亲属的名额可以免票。而广州地铁公司共有员工6000余名，这样就有约1.8万名公司员工的直系亲属可以享受免费乘坐地铁的待遇。而据新华社记者在北京公交和地铁调查，发现几乎所有公交系统的职工在非工作时间乘车均不买票。

　　电信行业的福利也不输于公交行业。在当初几千元电话初装费让很多普通家庭望之兴叹时，电信职工大都轻而易举地普及了电话。如今电信行业虽然已经分为好几家，但是各自的福利却丝毫不让当年。一位朋友告诉笔者，他的一个同学打电话从来不用固定电话，都是使用手机。在手机通话资费仍然远远高于固话资费的今天，如此慷慨地使用手机打电话的人并不多见。不过最后他终于弄明白了，原来这位同学的夫人供职于某移动通信公司，每次打电话使用的都是其夫人的手机，自然通话费不用自己掏腰包了。

　　而国内各大航空公司也都有这样的职工“福利”：每位在职普通职工每年可以享受两张甚至两张以上的免费飞机票，全国任何一个有航线的城市都可以是目的地，而且机票可以转让给自己的直系亲属。

　　全国政协委员温克刚还见识到了医院的特殊福利：“前些日子我去医院看病，发现有些人不用挂号就直接找大夫看病开药。后来有人告诉我，那些人是医院的职工，本院职工看病免挂号费这是惯例，是理所当然的福利。”

　　笔者则亲身体验过供热部门的福利。在已经过了法定供暖期半个多月后，笔者进入某市热力公司大楼，立刻体会到阵阵暖意，原来公司的大楼在继续供热。公司经理谦虚地说：“我们这个单位条件一般，也就这么点儿特殊。”

　　“一些内部福利折合成人民币也许没多少钱，但在群众眼里，就是特权，就是腐败。”温克刚委员说。实际上，到底有多少行业和单位存在“福利腐败”？到底“福利腐败”的形式有多少种？可能谁也说不清。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福利腐败”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众多公共部门的现象，几乎所有人都看见过“福利腐败”的行为，它们并不是遮遮掩掩地产生，而是堂而皇之地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甚至有着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

　　五花八门的理由

　　在社会各方面对相关单位的福利腐败提出质疑之时，有些单位对它们的福利提出了种种辩护，而这些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既令人叹服于它们的智慧又令人啼笑皆非。

　　理由一：反恐论

　　当消费者代表在广州地铁线网票价方案听证会上，对地铁公司员工直系亲属享受免费乘坐地铁的待遇提出质疑时。广州地铁公司总经理卢光霖解释说这是“反恐”的需要，因为“地铁员工的力量毕竟有限，而地铁公司又希望每趟列车在碰到任何情况时都有人能够及时地指导救援，那么这些地铁家属就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地铁义务安全员的重要职责。”

　　“反恐论”一经抛出，立刻遭到公众更加强烈的质疑，一位名为毛飞的网友认为这个理由十分荒谬：首先，维护地铁安全根本不是地铁员工家属的义务。其次，地铁家属们完全没有身份标识，地铁家属所谓“担负义务安全员”的义务高度不确定，根本无法监督。因此，这种少数人享有却没有相应义务和义务不确定的权利实质上就是特权。他质疑道：“难道维护治安警力不足，警察家属就该上街抓小偷；卫生医护人员奇缺，医生家属就该下农村救死扶伤；义务教育师资力量不够，教师家属就该进课堂传道解惑?”

　　迫于舆论压力，实行了9年之久的广州地铁员工家属坐地铁免费的政策已被正式取消，地铁员工家属们也不再担当“ 反恐精英”了。对此，地铁职工议论纷纷：“这是我们的福利，为什么要取消？比起电信、电力等部门，我们的福利算是最少了。”“是啊，我们为广州地铁的建设倾尽全力，为什么这点福利也不能享受？”“谁叫我们是公共事业？”可见这样的“反恐义务”是大家都不愿意放弃的。

　　理由二：国际惯例论

　　针对媒体报道的北京市一些公交、地铁等行业内的职工可以凭工作证件免费乘车等问题。北京公交、地铁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认为：“首先这在国际上也是一种惯例。”“对内部员工实行免费，不存在什么不公平的问题，而且免费乘车的范围也只限于其本人；其次这也是工作的需要，规定职工可以凭证件乘车主要也是为了工作的便利。”

　　全国政协委员方廷钰认为，他们并没有解释清楚，职工是在工作时间免费还是任何时候都免费？免费乘车的真就局限于职工本人吗？

　　而学者王宗华则对这种“国际惯例”进行了驳斥，他认为垄断企业只强调了在“国际惯例”“与国际接轨”上享有的权利，而对其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则避而不谈。如公交地铁行业，或许某些国家的公交地铁企业确实对内部员工实行免费待遇，但同类行业、同等规模的企业有多少员工，或者说企业的运行成本是多少，这些企业在通常情况下给乘客提供的服务是什么样子，这些“国际惯例”我们学好、学到了吗？由于许多行业和领域在改革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社会公众并不清楚“国际惯例”是怎么一回事，一般只有那些垄断行业及其主管部门掌握完全的信息。“当事情对他们有利时，他们说这是‘国际惯例’ ，如果面临对他们不利的一面时，他们还会说这‘不适合中国国情’。”王宗华如是说。

　　理由三：职工荣誉论

　　一些公交企业认为，职工免费乘车能够培养职工的职业荣誉感。对此方廷钰委员提出质疑：“难道只有坐了免费车才能培养职业荣誉感吗？这是一种强词夺理的解释。据我所知，他们的职工退休了照样享受这个待遇。这种变相的福利是建筑在公众利益基础上，是占用公共资源。如果每个部门都这样的话那社会不就乱了吗？”

　　信息时报的记者张鹏也对公交企业的说法非常愤慨。他不能理解这是什么样的“职业荣誉感”，要以损害他人和国家的利益来培养。“我作为新闻从业人员也想找点‘职业荣誉感’，我有一个当法官的朋友也想找点‘职业荣誉感’，当今中国有数以亿计的人想找点‘职业荣誉感’，大家如果都这样干，将会出现一种多么可怕的混乱局面。”

　　一位网友认为：垄断行业心安理得地享受特殊福利。如果社会是这样的话，那么税务部门的公务员就可以将收到的税款拿回家，印钞厂的人也是可以直接搬一些钞票回家的。

　　对于一些行业和单位提出的各种理由，全国人大代表黄泰康如此评价：“事实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对于垄断行业“福利腐败”，一些单位还没有认识到它的不合理性和危害性，当然也就没有采取相应措施加以规范和限制。相反在具体问题上还有纵容、掩饰倾向，对存在的问题掩耳盗铃，只会让问题蔓延、恶化，影响企业形象。”

　　“福利腐败”之危害

　　“福利腐败”在我们的身边广泛存在，那么“福利腐败”是否真的如一些部门所言，仅仅是部门工作的需要甚至是为公众服务的吗？为什么两会上代表委员们要对“福利腐败”进行猛烈抨击呢？“福利腐败”对我们的社会到底有什么影响？

　　“这些表面上的单位内部‘免费午餐’，最终都会变成公共产品或服务成本转嫁到政府和公众头上，由政府和公众埋单，且往往与企业盈亏无关。”山东政法学院法学副教授李克杰如是说。

　　温克刚指出：“垄断性行业形形色色的福利，本质上就是一种腐败。”这些企业转嫁福利成本，以亏损为由以涨价的形式增加群众负担，引发社会信任危机。例如，水、电、气、油等行业近两年“涨”声不断，理由是：企业经营困难，成本增加，不涨不行。但事实上，这些“困难”行业却一直是高工资、高福利的代名词。

　　公开的信息也印证了温克刚的论据。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全国有数百个城市以“亏损”为名，不同幅度地提高了水、电、煤气等民生用品的价格，并且下一步还可能继续调高这些商品与服务的价格。

　　“福利腐败”也加剧了社会不公平，扩大了贫富差距。“这里有一个荒谬的事实：‘亏损’企业的员工拿着远高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工资，还享受种种福利。”方廷钰说。广州市曾统计，2005年前三个季度，分行业计算，收入最高的前五大行业中，垄断行业就占了四个，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金融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电信等行业的员工平均收入，比全市平均水平高出一两倍。垄断行业在享受着高收入的同时，还利用掌握的公共权力优先服务自己，是对社会公平的践踏。“你这个行业可以用特权为自己的职工谋方便，那我也可以，大家一起来。如此，最终吃亏的是普通市民、农民等弱势群体，社会公平还去哪里找？”温克刚如是说。

　　而全国各地的公共商品与服务价格提高，受冲击最严重的，正好是那些农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中科院博士生周城雄认为：垄断企业本身的收入就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却还要将他们的福利成本转嫁于社会，使得公共服务成本越来越高，其实质上是劫贫济富。如果所有的公共服务部门都这样做，将加速扩大贫富差距。

　　“福利腐败”也导致了国有资产的流失。温克刚指出：“垄断性行业尤其是公共事业性行业，是代表公众管理、运作国有资产。享有不应该的‘福利’，就是私占国家和公众的利益，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这种流失也许不是以金钱形式集中到个别人手里，而是被均摊到垄断性行业职工的兜里。”

　　方廷钰分析，以现在电力行业保守的职工人数100万估算，如果按市场价格对免费或优惠使用的电进行收费，每人向国家补交100元，国有资产账户上就能增加一个亿。

　　此前已有人大代表就广州地铁员工家属免票粗略算账：广州地铁公司现有6000多名员工，地铁现行单次最高票价为6元，起步价为2元，按照员工“一拖三”免费的比例、每人每天只乘坐一趟起步价2元的地铁计算，一年下来享受的地铁票务费用就高达1314万元。新华社记者陈冀认为：地铁是一项国家投入巨资的公共事业，经营它的国有企业应当考虑开源节流、造福社会。而不是一边宣称“连建设资金的银行贷款利息都还不上”，一边又让一年上千万元的票务收入白白流失。

　　中国社科院博士生管清友认为，各种存在“福利腐败”的企业就是一批希望采取集体行动来增加自身收入份额而不惜损害社会利益的个人所形成的组织，它们形成一个个分利联盟。而“福利腐败”行业分利行为最大的恶果是给国家造成制度僵化症，当分利联盟的寻租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国家的决策效率下降，制定经济政策的时间延长，影响整体社会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以及资源重组的能力，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分利联盟就像是闯进瓷器店里哄抢的几帮强盗，他们抢走的少，打烂的多。他们通过损害国家、社会的利益来实现群体、个人的狭隘利益。”

　　“福利腐败”的治理之路

　　国家电网公司3月6日发出文件，成为率先叫停“福利腐败”的行业。这一积极应对、自我纠错之举，得到了公众和舆论的肯定。有乐观者猜测，电力系统叫停“福利腐败”可能引发叫停“福利腐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期待这些行业通过“自我革命”让“福利腐败”从社会中消除。

　　不过大多数人却没有这么乐观。济南时报编辑孙立忠认为，制度执行不力在中国是通病，国家电网公司的文件很难保证在各地方公司得到完全的贯彻落实。另一方面，让既得利益者自己革自己的命，在实践上往往是缺乏可行性的。“叫停‘福利腐败’，在当前还只不过是公众的美好愿望而已，反这种腐败，尤其不能将希望寄托在既得利益者身上。”孙立忠如是评论。

　　“严格来讲，‘福利腐败’也是权力腐败的延伸，因为垄断企业多为公用企业，拥有特定的公共服务权力，是国家服务职能的转化形式。”李克杰认为，要切实消除“福利腐败”，国家有关部门就要充分认识到垄断行业“福利腐败”的实质及危害，不能简单地把它归结为企业内部分配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宋绍华认为，国家对一些垄断性行业缺乏有效的监管，直接导致了这些行业借助垄断地位维持高福利。方廷钰对此表示赞同：“必须核算清楚垄断行业的准确成本，然后协调专家、消费者代表以及企业方进行听证，共同决定产品价格。同时，要加快建立成本信息披露机制，由第三方的中介机构和被服务者对成本和服务质量进行审定和评估。”

　　全国人大代表查敏表示：“一些行业实质上是在借行政之手搞市场垄断。打破行业垄断最好的办法，就是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放宽市场准入，推进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让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参与竞争。”事实上，打破垄断、引入市场竞争者，让成本过高的企业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压力，企业才会有控制成本的主动性，也才会有消除“福利腐败”的动力。对于短期内无法打破垄断的行业或者企业，可以在经营管理者的选拔过程中引入竞争，将不能有效降低成本的管理者及时淘汰出局。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政府被动接受企业全部成本的局面，促使企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价格听证和调整之前，垄断行业提供的价格成本、财务等相关数据，都应当尽量透明、详尽，以便得到社会的监督。”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说。价格月刊杂志社社长冷淑莲则对控制垄断行业的成本提出制度建议：管制者应该“根据企业产品零售价格指数，参考社会平均职业收入增长率等因素，确定企业成本上升率；根据企业所在行业的技术进步率、实际生产效率和国内外同行业先进生产效率的差距等因素，确定企业成本的下降率。”只有当企业成本上升率大于成本下降率时，企业才能加价，否则，就应该降价。冷淑莲认为，在这样的成本变动硬约束下，才能真正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否则，不仅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广大公众的利益也得不到保障。

　　一位法律专家建议，政府应当对垄断企业加强监督和

　　消除“福利腐败”的着眼点虽然各有不同，但是“福利腐败”无疑已经成为过街老鼠，再也不敢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了。不过，消除“福利腐败”远比打过街老鼠的难度要大得多、分量也重得多。诚如全国人大代表郭永运所说：“我们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腐败。‘福利腐败’的蔓延和扩散，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严重地破坏了社会公平，损害了政府公共管理部门的信誉，也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我们必须像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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