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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理喻的吴虞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4月21日11:23 新世纪周刊

  -余世存

  从吴虞的一生看,他只是躬逢新文化革命盛时,自己并没有多少才学

  生活中有很多人是分裂的。如果以

  历史主义或进步史观看这些人,得出的结论往往会与人们的真实感受天差地别。比如林纾先生,可能给人的印象是非 常真诚的读书人,但在历史主义者看来,他是一个遗老的角色,甚至是反动的。而有些非常进步,甚至为历史做过贡献的人, 可能是一个不耻于众口之人。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吴虞就是这样。

  吴虞从日本学成归国,回到成都,不时“鼓吹”非儒学说,尤其是非孝非礼的言论。搞笑的是,吴虞自己行事极为专 制。很难指望这样的人能跟别人搞好关系。而这种生活上的灾难他会轻易地转化到观念上去。他跟父亲的关系不好,以至于成 为仇敌。如1911年11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魔鬼一早下乡。心术之坏如此,亦孔教之力也。”父子二人以打官 司来争夺家产,当吴虞胜诉后,他在日记中发泄说:“大吉大利,老魔迁出,月给二十元。”“余愤且悲,余祖宗何不幸而有 此子孙也!”吴虞父亲死后,他写信给住宿学校的两个女儿,“告以老魔径赴阴司告状去矣!”

  吴虞的为人和言论在当时的成都受到抵制,教育界诸多人士联名宣言攻击他,将他视为“士林败类”“名教罪人”。 但此时的吴虞已有全国影响,危难之际,

北京大学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吴虞到北大任教,跟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人交往, 但他显然跟那个新鲜的、充满朝气的人际圈子格格不入。他的自私、专制、封建守旧性格开始暴露。

  吴虞父女的矛盾,就像当年他跟父亲的矛盾一样不可调和。在家庭纠纷面前,吴虞总是抱怨别人不为他着想。他在日 记中说自己的女儿:“玉方不甚解事,字尤恶劣,以此程度来京

留学,将来未知何如,恐徒累老人耳。”他对骨肉亲情的认知 是:“当自觉悟,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不仅曹孟德为然,恐世上骨肉亦多不免。”

  吴虞在北京的生活极为优裕,月薪200大洋且广有田产,但他拒绝出钱供女儿读书,以至于女儿要革他的命。吴虞 自己则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他跟年轻人一起多次逛妓院,恬不知耻到一边给亲友写信调查他妻子是否“出门应酬”,一边服 壮阳药逛妓院。为了赢得妓女娇玉的欢心,他写了几十首《赠娇寓》,一边印成诗单供妓院散发,一边投稿《顺天时报》等报 纸公开发表。别人的荒唐生活也成了他多情多欲的理由,如他在日记中写道:“据云,胡适之在济南,曾叫姑娘条子。颜任光 逛窑子与学生冲突。中大教员余同甲亦然……”这样的人,学生对他渐渐不再信任,就是新文化的同仁也极为不满,他最后只 好仍回到成都。

  吴虞有悖人情的丑事还没完结。他有妻有妾,除了两个女儿外,未生一子,求子心切的吴虞不仅求巫问卜,留须求子 ,还在五十九岁时纳了一个十六岁的小妾,此举令吴虞身份尽失,新老人物都对他大肆攻击,社会上流言四起;再加上吴虞家 庭专制,女儿也看不起他,父女关系极僵。他的晚年可以说是寂寞的。

  即使这样的人也有幸进入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弄潮。他写的文章确实影响了当时新旧两派的论战,他在《新青年》上发 表《吃人与礼教》等文章,被胡适称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俨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这些评价里,我们看到进步史观的局限。他们都从司马迁那种人性史观的立场上后退一步,以进步观念来看待活生 生的个人,而遮蔽了个人的善恶是非美丑。从吴虞的一生看,他只是躬逢新文化革命盛时,自己并没有多少才学。胡适夸说吴 虞以西方法学思想来剖析中国社会,有论者说,这“只是英雄欺人之语,并不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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