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亟需制订经济法

　　-乔新生

　　在200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了全面免除农业税，加大政府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动员全 社会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面对这个造福于广大农村居民的宏大战略举措，人们有理由欢欣鼓舞。

　　但政府支持农民、农业、农村发展的各项政策，都必须通过各级权力机关加以落实,而事实证明，凡是有公权力机关 存在的地方，就必然会存在资金被截留的情况。如何防止庞大的新农村建设资金不会在调拨中发生损耗，是摆在所有决策者面 前的重要难题。

　　在笔者看来，只有加强经济立法，增加政府在经济调控和经济干预中的透明度，才能减少政策损耗，最大程度地支持 “三农”的发展。

　　不少学者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自主决策的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制定自由竞争的民商法。从理论上来说，这是 对的。但是，这种理论忽视了我国资源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在体制改革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国情。当前中国立法的重心， 应当放在控制政府的权力，特别是控制政府对经济

　　所以,中国的经济法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必须赋予各级政府官员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继续主导中国改革的 权力；另一方面,又必须时刻控制政府的权力，防止政府滥用存量资产，或者对经济生活进行不适当的干预。

　　中央政府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投入，其实是公共产品配置中的法律问题。从理论上来说，经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批准，各级政府机关都有权进行公共产品资源的配置。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入，其实是为了弥补我国半个世纪以来在公共产品 配置上对农村的欠账，这是一种公共产品使用权的再分配。如果认识到了这一点，那么，就应该在公共产品使用权方面，制定 更加详细的法律规定。

　　民法学者将国家分为财产所有人与管理人，并且认为作为国有财产的所有人，国家应该与其他的民事主体享有同等的 权利，承担同样的义务。这是一种纸上谈兵。只有加大对政府经济调控权和财政支配权的控制，才有可能从根本上保护公民的 经济利益。

　　我国经济法既要保护全体中国人辛苦积累下来的存量资产，同时又要督促政府授权经营存量资产。每一个公民，不仅 拥有民法中所规定的财产权和人身权，而且拥有社员权和公共产品的使用权。社员权不仅仅是公民权，公民权是一个宪法概念 ，而社员权则是经济法上的一个公共产品配置的权利。它不同于公司法中的投资社员权，也不同于合作组织内部的社员权，而 是基于公共产品配置所产生的一种“集体性”权利。小到一个城市的社区，大到一个国家，只要存在公共产品的配置问题，就 必须首先满足社区居民的社员权。

　　在公共产品的配置方面，政府只是掌勺人，它不能充当所有权人，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管理人，而是担负着公共产品 配置的执行人。

　　经济法在明确社员权的基础上，通过对公共产品使用权的配置，约束政府的行政行为，防止政府在公共产品的配置上 谋取部门利益，确保国有资产不会在改革的过程中流失或者变相流失。

　　可以说，当前我国在民商立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都源于对中国国情认识不足。如果只强调平等保护，而没有看到公 权力扩张的势头，没有注意到国有资产经营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那么，我们制定的法律不但不能保护公民的“集体性”财 产，而且可能会在财产交易过程中，出现新的不公。因此，民商法在规定国有财产的时候，必须强调国家豁免的原则，必须为 经济法约束政府的宏观调控权力保留足够的空间。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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