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创新实验

　　-本刊记者 杨敏

　　元月9日，200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揭晓，获奖项目中有52.3%由企业独立承担或参与完成，产学研合作项目占到36.4%。“这反映出以产学研相结合的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开始逐步形成”，一位科技部奖励办负责人曾经这样乐观地评价。

　　但是，与此相对应的另一组数据显示，我国大中型企业自己设立研发机构的比例，由1990年的54.15%逐年下降，到2002年仅为25.2%，可见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以及产学研的结合依然不容乐观。

　　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它与区域发展创新的另外几大主体，大学、公共研究机构之间的互动质量决定着区域发展的活力。官、产、学、研，创新链条上可能出现的每一个“断点”，都会影响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如何从体制机制的创新入手，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全国第一个科技创新型试点市合肥就是一个值得解剖的样本。

　　科研院所：走出创新“孤岛”

　　周末，会听到合肥年轻人说，去科学岛烧烤去！这样一个跟科技创新无关的话题，却蕴涵一些不易被人察觉的变迁。这个被合肥人称为“科学岛”的地方就是位于城市西郊的中科院合肥物质研究院。

　　以往，一位四十岁的合肥市民可能没有上过一次科学岛，因为距离，更因为陌生。科学研究离地方经济发展究竟有多远呢？这是一个长期困扰合肥的问题。

　　1999年，合肥与北京、成都、西安一起被确定为国家四大科教基地，合肥现有“超导托卡马克装置”、“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等多项国家重点科研设施；拥有选键化学、结构分析、结构生物学等省部级重点实验室33个，有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同时，合肥又与西藏、贵州、甘肃一起，成为全国四个基础科学研究与应用科学研究投入比重严重倒挂的省份，基础研究毕竟无法很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合肥人坐拥富矿，却过得不够气派。

　　基础研究真的离我们很远吗？安徽省科技厅厅长徐根应却不这样看，他说，“基础研究大树下经常掉下珍贵的果实，就是那些衍生成果”。

　　从实验室到市场毕竟还有诸多的转化环节。中科院合肥物质研究院原院长谢纪康告诉《决策》，在科研项目走向市场的过程中会暴露许多体制机制的问题，首先体现在科研体制上。国家大院大所主要承担重点研究项目，对科研人员的评价是看完成国家任务的情况、争取国家项目、发表的论文以及获得国家成果奖，而不是以科技产出来衡量，科研人员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关心产业化问题；即使鲜有科学家试图向企业家转型，科研单位的运行机制也与他们的创业需求不兼容。

　　创新足够，转化不足，在国家着力构建区域创新体系的时候，对公共研究机构的使命提出了新的要求。履新一年的中科院合肥物质研究院院长王英俭告诉《决策》，当下公共研究机构必须明确自己的使命，加强院地合作，筛选更多的项目走出去，促成科研成果产业化，为国家更为地方经济发展做贡献。

　　那么，科学岛上这棵基础研究的大树掉下了哪些珍贵的果实呢？谢纪康告诉《决策》，合肥目前占领着全国大概一半医学器材液氦市场，都是科学岛上超导设备生产的，而科学岛研究的涡轮分子泵还进入了国际市场。

　　与人们生活更接近的例子是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科学家余增亮的科研成果，余教授采用离子束育种技术培育出双季稻种，可让粮农每亩每季节省费用189元，亩产超过500公斤。

　　有人说，基础研究是艰苦而寂寞的工作，作为知识创新主体的科研院所应该恪守社会分工。但鼓励科研成果转化并不是鼓励科学家都去做企业家，而是要打破创新孤岛，实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互动。

　　怎样才能让岛上的成果更多地转化为产品呢？

　　“在这一点上合肥可以打银发牌，充分利用一些老科学家的作用，让他们在科技创新试点市建设中多做贡献”，徐根应认为，这些老科学家能慧眼识别基础研究中衍生成果的价值。正在建设中的中科院合肥循环经济研究院院长就是刚刚“挂靴”的科学家谢纪康，他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中科院合肥物质研究院已着手筛选一些有市场前景的项目作为试点，而循环经济研究院就是嫁接岛上科研成果的平台。

　　高校：“围墙”外的产业化风景

　　如果说，没有斯坦福大学就没有“硅谷”，没有人会提出疑义。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大学能够对经济发展做出如此直接而杰出的贡献。

　　当新经济浪潮冲击着美国高校百年一贯的旧体制时，高校封闭的思想开始松动。硅谷第一波发展浪潮恰恰是当地的高校体制创新引发的。上世纪60年代末，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将闲置的8800多英亩土地出租给初创公司开办科技园区。一夜之间，加州土地上出现近百家公司，其中的大多数构成了今天硅谷的核心。

　　原斯坦福的校长特曼是一个开明的领导，他鼓励教师创办企业或去企业兼职，他允许企业的管理层、经理和职员在不离开企业的情况下到斯坦福大学进修，极力促进高校与企业、市场之间的结合。

　　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郭传杰告诉《决策》，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能够非常便利地将自己的科研成果推向市场，大学周围各种科技服务中介机构密集，他们可以提供一系列的专业化服务，例如代理专利申请、提供资本嫁接与法律服务。

　　他认为，目前我国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数量少也不规范，人们常常将那些拎着包在高校实验室门口转悠的人称为“科技探子”，科研人员对这些人防范心理很重。中介机构不发达，是高校科研成果难以产业化的重要原因。

　　对此，合肥水泥研究院院长徐宁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高校观念落后才是导致科研成果不能很好产业化的原因。“高校不以成果产业化作为评价标准，因此积极性不高，中科大、合工大等高校很多成果出来但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

　　水泥研究院作为全国最早一批实现科研体制改革的单位，早在1999年转制为企业，因此，他更多地是以企业家的眼光来看校企合作问题。不久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徐宁发现中科大有个雷达测光速的成果可以用在水泥制造业的料位测试上。他旋即与负责这个项目的教授联系，双方达成合作的意向，但由于这位教授承担大量的教学任务，技术完善的工作做得很慢，更没有一支稳定的研究团队去做这件事情。

　　高校与企业的合作更多地受制于高校一方吗？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国中部风险投资论坛上，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暨南大学校长刘人怀、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潘宗光论剑合肥，三位校长对高校产业化态度明显不同。但内地校企合作的困境却具有普遍性，由于科研成果产业化的高风险性，导致高校无法保证企业都能稳赚不赔，但如果企业将学校告上法庭，胜诉的往往是企业。

　　尽管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不是一帆风顺的，但高校成果产业化却通过另一种途径实现。中科大就走出过科大讯飞、科大创新这样的高科技企业，而合肥工业大学与江淮汽车集团合作共建技术研究院，将校企合作的形式推向一个更理想的境界。

　　推动高校成果转化并引导其围绕企业的技术创新需求服务，是合肥科技创新型试点城市工作方案中提出的一项重点任务，合肥的高校要突破产业化“围墙”，虽然艰难，但意义深远。

　　企业：“以我为主”的双重困境

　　关于汽车要不要自主品牌的“何龙之争”，是2005年一个热点话题。何龙之争尽管围绕汽车产业展开，背后却是一个普遍性的争论，那就是中国企业要不要自主创新的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部长郭励弘告诉《决策》，企业创新的途径无非两条，一是现有企业自己的实验开发，实验开发是商业化行为，因此只能由企业来做；第二条路就是以风险企业为载体的开发，就是高科技人员带着技术、观念、产品的设计下海，有风险投资者进入注资。

　　郭励弘认为，这两条企业自主创新的路在中国都是严重堵塞，因为政府的各种体制、政策形成了一个不利于自主创新的氛围。

　　《决策》在采访中了解到，一边是政府大力鼓励大中型企业设立自己的研发中心和技术开发机构，另一边却是企业研发机构的比例一直呈下降趋势：全国大中型企业自己设立研发机构的比例，由1990年的54.15%，到2002年下降为25.2%。

　　同年，合肥市所有研发机构，企业只占21%，企业研发投入比例不到50%，研发人员只占26%，专利申请企业只占35%。这几项指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元分析说，从企业生存角度讲，越是低端的东西越存在更多的竞争者，因为进入的门槛低，企业凭借获得利润的本能取向高端。不创新就出局，这是企业生存的铁律，那么企业为什么存在技术创新投入不足问题呢？

　　企业的R＆D投入就是钱，首先要解决的是钱从哪里来。资本瓶颈，不仅是国有企业发展的困惑，更是民营企业发展的困惑。融资之难，处于企业万难之首。

　　合肥一家业绩相当好的担保公司负责人告诉《决策》，在他们接触的企业家中，很多人都有一肚子苦水。一位高科技企业老总想从银行贷款，拿出自己的一处房产做抵押，在相关政府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时却意外得知需要缴纳一大笔登记费用。“政府部门不就是一张纸一个章吗？贷款信用风险由担保公司承担，政府登记成本有那么高吗？”

　　仅从这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企业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无处不在。引导企业自主创新首先需要政府去清除障碍。

　　除了融资难题，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也是阻碍企业技术创新的一大致命问题。

　　民营企业家林振武把自己的一项专利成果转化为一种新型建筑材料，但产品一推向市场就被仿制，使得他的产品市场迅速萎缩。仅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一边在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拥有专利产品，但另一边又无法保障这些创新成果不受侵犯。

　　由此可见，创新需求是市场竞争中企业的本能，创新不足的诱因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保障不足。

　　政府：责任如何担当

　　当政府一直在强调要引导高校和科研院所围绕企业创新需求服务时，同时需要考虑自己的责任应该如何担当？

　　安徽省政府田唯谦副省长曾在不同场合提到过“掮客”这一概念，他认为各级政府和科技管理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要为科技成果转化做好服务，当好“掮客”。这是可贵而稀缺的服务观念，科技创新的资源能否顺畅流动，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之间的闭路循环能否破解，是试点工作需要花大力气解决的问题。

　　如果说政府的角色很空洞，那么每一位政府官员以及工作人员的角色就很具体了。

　　徐根应厅长告诉《决策》，很多人对科技部门人往企业跑不理解，甚至有人开玩笑说科技主管部门“傍大款”，对此，徐根应却说，我们就是要提倡这种“傍大款”精神。只有了解企业的创新需求，才能尊重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也才能设身处地为企业着想，一方面做“清道夫”清除制约企业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另一方面还要构建一系列激励型政策、引导型政策、保护型政策和协调型政策，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更合理的制度安排。

　　如果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甚至比技术更重要。那么，合肥科技创新型城市试点工作需要哪些政策呢？

　　高科技产业发展必须拥有良好的资金平台，台湾新竹高科技产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新竹作为现今全球第三大高科技产业地区也曾经走过弯路，在1979年到1989年时期发展非常缓慢，原因就是金融制度不完善。1989年以后，台湾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让科技园可以做投资银行的业务，还引进了硅谷的金融制度。

　　而新竹的所谓“投资抵税政策”在引导民间资本投往高科技产业方面更起到巨大作用，政策规定不论个人还是企业，高科技产业投资五年内可以抵税20%。大量民间资本的流入为新竹科技园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才使得新竹科技园5.6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在2000年产值就高达9600亿新台币，相当于当年深圳全市工业总产值。

　　返观内地，由于没有恰当的激励型政策和引导型政策，民间资本大都投向了

　　当然金融制度安排，只是合肥试点庞大政策体系工程中一个方面，记者了解到，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承担的政策体系即将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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