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专家：民间修法在行动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5月08日17:12 《法律与生活》杂志

本刊记者/李秀平陈光中、樊崇义、顾永忠……这些在刑事司法学界大名鼎鼎的专家，几年来一刻也没有停下探索的步伐。他们梦寐以求地攻克的“敌人”，是刑讯逼供、刑事错案……他们殚精竭虑在做《刑事诉讼法》修改工作，性质却是“民间的”。背景：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陈光中是专家组负责人，樊崇义是主要成员之一。当时身为律师的顾永忠，也在为修法鼓与呼。他们都是刑事诉讼法律专家云集的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他们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探索。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樊崇义和顾永

中对“审理前”（刑讯逼供），顾永忠对“审理中”的律师作用；陈光中在关注全部问题的同时，对“审理后”的错案纠正问题格外关注…… 他们不经意间做的事情，涵盖了刑事诉讼活动的全过程，好像有明确分工一样。如今，被列入本届人大立法规划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工作已进入最后一年倒计时阶段。“官方”和“民间”的修法进展如何？陈光中：225个条文，一个都不能少背景：和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委托专家起草草案不同，此次修法，全国人大分为几个专题组织专家进行。在“官方”版本加紧拟制之时，陈光中领衔进行的“民间”版本已“基本定稿”。陈光中教授的日程，一直排得满满当当。《刑事诉讼法》修改稿，原本定在2006年2月公布，因为“个别地方略显粗糙”而延期。关于“证人”，他主持的一项试验在四川进行了三年多；在浙江，他耕种了一块“保释”的试验田…… 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陈光中，目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其麾下还有一个民间刑事法律援助机构。后者是个“没有编制”的机构，说起它，陈光中先生的博士生陈学权有很多感触。 1997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开始实施。“当时，刑事法律援助是一片空白，陈老师觉得应该有援助机构。” “社会上找陈老师的人特多，他不忍心拒绝人家。再加一些机构能提供资助，而老师和学生也能有实践机会，他就决定成立援助中心。”陈学权说。一块“司法部刑事法律援助中心”的牌子挂出，一直用到现在。自2000年读硕士开始，陈学权就在援助中心兼职。接待上访、处理信访、代理案件，他“什么都做”。正在立案、二审、申诉的刑事案件，只要案子本身有意义，都可能获得他们的援助。找上门来的，大都是穿得破破烂烂的上访人。他们反映的多是案件审理后的问题，包括错案。在陈光中看来，错案的存在“不可避免”，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必须设置相应的纠错程序。 “上访，反映出我们法官素质存在问题。在腐败以外，还有业务能力、地方保护问题。有的是办案马虎，水平不高，导致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的错误；有的是判断还可以，应该判什么罪什么刑却畸轻畸重，荒唐的事也不是没有。”陈光中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他也知道，“缠诉”的上访人很多。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案件能再审就显得很重要。“如果发现是司法腐败，是再审的重要理由。”他说。这个判断基于“无罪的人受冤枉是最大的司法不公”的观念。 “陈教授是特别关注审后或者说再审问题吗？”记者问。 “对《刑事诉讼法》修改，陈老师是全面关注。”陈学权强调说。 2005年暑假以来，一批《刑事诉讼法》专家追随陈兴光开启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工作。他们当中，不乏陈教授往昔和在读的博士。他们当中，有的人是官方征求修法意见时必请的专家。和上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委托专家修改不同，这一次是全国人大法工委主持修改。如此说来，陈光中和他的弟子们的做法纯粹是“民间行为”。 “一年多来，主要在做这件事。条文起草，反复改，改了五六次。225条，每一条细致到了个别文字反复比对。” 陈学权告诉记者。人物简介：陈光中，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1993年10月，受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委托，负责组织中国政法大学有关教授、专家研究起草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完成草案后，参加了论证和修改工作。他主持的刑事诉讼法修改研究小组提出的立法建议大部分被采纳。著名的改变有：取消“人犯”称谓——划分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明确规定“疑罪从无”。樊崇义：借“第三只眼”盯刑讯之手背景：2004年12月（上），本刊以《244名嫌疑人亲历讯问革命》为题，详尽地报道了“首次讯问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制度试验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与此有关的“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录音、录像”试验的也拉开了序幕。这一切被统称为“三项制度”。 2006年春天，“三项制度”的试验结果像花朵一样盛开在刑事诉讼学界。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樊崇义引用了其他学者这样一句话：“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犹如一座大厦，而侦查阶段则如同这座大厦的地基。”至今，至少已有4年时光，他在为重新奠定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地基”而奔波忙碌。樊崇义是中国政法大学诉讼研究中心主任、刑事诉讼法专家。 2006年3月30日上午，樊崇义把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室主任郎胜、著名刑事辩护律师田文昌等刑事司法理论和实务界的顶尖级人物，以及一些“老外”召集在北京的翠宫饭店参加“侦查讯问程序改革国际研讨会”。他笑容满面地和这个打过招呼，又和那个攀谈一番。独自坐着，他依旧神情欣喜——那份欣喜就像在迎接一个新生儿的诞生。这个“新生儿”，就是他倾注了4年心血的“三项制度”试验成果。时光回溯到三年前，樊崇义带着他的数名博士生悄然抵达珠海。他选中这个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开启了讯问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的试验。矛头直指刑讯逼供。此前，他领导的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的“刑事审前程序改革示范”课题立项成功。他和同事杨宇冠、宋英辉教授等人在东南、中部、西北、东北等地区进行了大规模调研，也曾到欧洲和澳洲实地考察。 2005年，刑讯逼供下的“苦果”李久明案、佘祥林案等接连暴露时，他主持的三项制度——律师在场、全程录像、全程录音的试验正在北京海淀、河南焦作、甘肃白银三地三个公安机关如期进行。三地分别代表“发达”、“中等发达”、“欠发达”。如此选择，包藏着他的勃勃雄心——把三项制度写进正在酝酿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然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开。他的目标是，以此遏住刑讯逼供之手。一个大年初一，他一出门，门前跪着几个上访人。加之他在全国公检法机构有很多朋友和学生，经常会“到下面去看”，对刑讯逼供的情况并不陌生。在他心目中，“刑讯逼供牵动着国家的安危”。因而，在试验过程中，他东奔西走，做指导、听汇报、做民警的思想工作、分析解决遇到的问题。“每个地方最少去了三四次，焦作去了五六次。”樊教授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告诉记者。从试验对象和参与者那里，试验结果获得了认可。一名选择了“律师在场”的嫌疑人说：“外面传着很多刑讯逼供的事，选律师（在场）对人身安全有保障。”另一名选了录像的嫌疑人说：“有录像，警察就不能打我骂我；没有录像，以后审判，法官看不到（打骂情况）。” 参加试验的警察，也尝到了甜头，从不习惯到“离不开了”。一名参加试验的警察说：“对防止刑讯逼供起到了作用，对侦查员也是个挑战。”还有的说：“增加了办案的透明度。” 相比之下，律师最欢迎这项试验。在参与试验的于云霄律师眼里，试验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对讯问起到监督作用，推动民警办案水平提高，犯罪嫌疑人的恐惧心理有缓解。” 从录像带上“听”这些说法时，樊崇义的脸上始终挂着笑容。人物简介：樊崇义，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专家组成员。他主张废除免于起诉制度、修改第一审程序、确立“无罪推定”原则。他的这些主张，在修法时被采纳。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他建议：“在基本原则中增加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保障辩护权等内容；对一审程序的六个方面加以修改；在侦查程序中写进‘三项制度’。” 顾永忠：直接为律师，间接为当事人背景：2006年2月（上），本刊以《张新亮杀妻疑案》为题，报道了顾永忠为一个普通的三轮车夫担当辩护人，最终使已在看守所被羁押6年之久的张新亮获得无罪释放。在本刊报道刊发后，顾永忠以此为“教案”对一批年轻律师开了一次培训课。而在此前，他已经做了一系列培训。这一切都与刑事案件质量提升和《刑事诉讼法》修改有关…… 一封俗称“蓝皮”的特快专递到了顾永忠手里，里面装着河北高院对张新亮的无罪判决书。阅过之后，他把两个数字写在了这份编号为[（2004）冀刑一终字第90号]的判决书文尾： 2005年12月10日收到，挂号送达。张被关押6年又40天。在就张新亮案接受记者采访时，顾永忠言简意赅地介绍了案情后，开始从多个侧面讲“程序问题”，矛头直指“刑讯逼供”。他是在二审两度发回重审后，第三次审理此案时被张新亮聘为辩护律师的。 “按照规定，‘只有上诉、没有抗诉’的刑事二审案件，开庭时首先由辩护方陈述理由，这个案子却让出庭的检察官先举证发言。”他说。他含蓄地举手，请法庭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的程序来开庭，没有得到回应。他再次举手请对方“查阅法律规定”时，一个法官才说：“你先说吧！” “我没想到二审的法官不懂程序。”他说。焦虑之情溢于言表。说起一些年轻律师的业务素养，顾永忠同样感到焦虑。因此，作为“三项制度”的主要设计者，他在忙着做相关研究的时候，忙里偷闲在做律师培训。张新亮案尘埃落定后，他就促成全国律协刑事辩护委员会以此案为“教案”，围绕刑事审判活动中律师介入后，如何会见、阅卷、辩护、法庭质证、提供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做了一次培训。他告诉记者，一项加拿大律协对中国律师的培训项目已经在14个地方进行过。“他们每次来都会换一些专家，但在培训时，内容、方法、技巧基本一致。而参加培训的律师，不乏经常在电视中露面的名律师，但大家的想法五花八门，基本东西都达不成共识。”这让顾永忠感触很深。“这就是以往法学院学习、职业培训中系统化训练的结果。而到现在，中国的法学院也没开律师实务这门课。” 我们的律师制度历史短暂。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才有了严格意义上的刑事辩护制度。“包括大律师，都是自学成才，缺乏系统、规范的训练”。而这个制度职能的发挥，要靠两个方面实现。“一方面是律师自身的技能、技巧和经验；另一方面，立法和司法环境，立法上有哪些空间，司法上能否提供保障。”顾永忠说。采访中，话题由“刑事辩护制度”过渡到了《刑事诉讼法》修改。在顾永忠看来，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需要解决的，是律师在辩护中，有充分的知情权。知道控方的证据材料。”1996年之前，律师介入晚，但可以从法院看到控方的材料；1996年之后，变成了律师不能掌握全部材料，只能看“主要材料”。这造成了“律师辩护难”的问题。他希望明确律师在审前的地位和身份问题：“律师被错误追究刑事责任多发生在侦查阶段。在这个阶段，不叫辩护律师，有人说叫‘给犯罪嫌疑人提供帮助的律师’。这个阶段能否收集证据，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有的人收集了，被抓了。应明确规定，这个阶段就是辩护人。” 他还希望在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时候，一并考虑把《刑法》第306条取消。由于“越来越强调人权，刑讯逼供的问题接连暴露”，这不仅关涉人权，对“审判机关困扰特别大”——案件审理过程中翻供率很高——翻供的理由，就是刑讯逼供。被告人说刑讯逼供了，法官听不听，查不查？为解决刑讯逼供问题，人们想了很多办法：沉默权、看守所中立、控方提供没有刑讯逼供的证据、律师在场等三项制度。屈指算来，做了整整12年律师的顾永忠所关注的《刑事诉讼法》修改问题，全部和律师有关。深入采访，就会发现他是直接为律师权益，间接为犯罪嫌疑人的人权。顾永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副主任。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时候，身为律师的顾永忠从“间接方面”关注这部法律的修改。当时，他关注的问题是“律师在辩护中，什么时间介入”。因为当时规定的时间和国际通行的惯例比，太晚了。有关律师介入的时间问题，“最后通过了，但打了折扣”。刑事诉讼五大变迁 1.惩罚和保障一样重刑事诉讼的目标定位，转变了单一的惩罚犯罪的观念，人权保障和惩罚犯罪并重。 2.“无罪推定”渐入人心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理念正在深入司法实践。本刊2006年2月（上）报道的《张新亮杀妻案》中的张新亮被“疑罪从无”释放，像这样的案件在2005年度河北省的一家中级法院就达10多件。 3.死刑复核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已经组建起死刑复核的强大阵容，有关死刑复核的司法解释也在起草中。2006年4月1日起，下级法院上报的死刑复核案件开始被分散到最高法院新设的3个庭，各庭分别对一些疑难案件进行分区域指导。正式启动全面复核工作指日可待。 4.律师辩护日益重要在本刊2003年11月上半月《阳光穿透刑辩困局》一文中，对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做了详尽描述。“在过去五年，全国法院共计宣告无罪的28080人”，全部都有律师出庭辩护。 5.彻底告别收容审查因这项制度的废除，任何公民都不再为没有办理暂住证而提心吊胆；警方难以再因案件查证不力而不明不白地关押公民。（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6年5月上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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