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社封杀大理游背后的利益困局

　　“大理游”实施的改革措施，究竟是捆绑销售的利益垄断，还是对混乱市场的严肃整顿

　　 □本报记者 吴学军 云南报道

　　■核心提示

　　5月中旬以来，京广沪等地传出消息，旅行社集体封杀“大理游”。

　　起因是大理捆绑销售景区，旅行社认为侵害他们和消费者的利益，但大理旅游部门则认为，大理是在规范自身的旅游市场秩序，刚好是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触动了那些“不诚信旅行社”的利益。

　　事件的背后，反映出来的是旅游市场“赔钱接团”下的恶性竞争之弊如何根除的难题。

　　5月26日，一位游客在大理三塔景区门口为三塔留影。三塔作为大理的王牌景区，很多参团的游客只被旅行社安排远观。本报记者 吴学军 摄

　　今年5月中旬，京广沪一些旅行社纷纷加入了一场封杀大理游的行动中。

　　有媒体报道，上海青年旅行社从4月开始，已有40％至50％的团队在走“昆明－大理－丽江”线路时，绕开大理景点。

　　中国旅行社总社公民总部国内游运营总监郭卫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北京不少旅行社已经采取避开大理，直飞丽江的做法。”原因是，他们得知大理将洱海、索道、蝴蝶泉、三塔四个景点捆绑销售。郭卫华认为，“这不符合市场规律，对于这种做法，我们既不欢迎也不支持。”对于外界的指责，大理州旅游局局长何义章的看法完全不同。在何义章看来，大理旅游从来就不是一个垄断者的强势形象，相反它是处在整个旅游利益链中的末端，并日益成为了低价旅游的牺牲品。

　　对于大理旅游的一些新做法，何义章把它上升为“是旅游业的一场革命。”出现封杀，是因为改革触及一些利益再分配，“我们的做法肯定有不成熟的地方，会逐步调整，但方向是正确的。”

　　25元大理游的恶劣形象

　　让大理旅游集团副总经理徐联彪担忧的是，廉价旅游背后衍生出恶劣的服务，一些旅行社会在住宿、餐饮等方面“动脑筋”，导致大理旅游市场极度混乱。

　　大理一日游只需25元。这样低廉的旅游形象让徐联彪一直很担忧。

　　一日游的具体做法是，游客被安排坐一趟位于苍山的感通索道。在缆车上，游客们能远观三塔，眺望洱海。下山后，游客在大理古城用餐，并游览古城。之后，游客被旅行社发往丽江。

　　“大理没什么好玩的。”徐联彪，大理旅游集团副总经理，这是他长久以来听到的最多的说法。

　　而让徐联彪担忧的真正原因是，廉价旅游背后衍生出恶劣的旅游服务。“每人25元，对旅行社根本无利润可言。”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当地旅行社为争取客源大打价格战的结果。徐联彪知道，敢于25元游大理的旅行社不担心自己亏钱。

　　从索道下来，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带着游客去旅游市场购物。有人进入商场，旅行社就要从商场收入人头费。如果有人购物，商场还需向旅行社支付一定比例的佣金。

　　为了增加利润空间，一些旅行社还会在住宿、餐饮等方面动脑筋，于是导致大理旅游市场的极度混乱。

　　“一般正规旅行社发现其中利润空间不大，甚至没有，就会主动退出。但一些不规范的旅行社会这样做。”徐联彪想改变这个现状。

　　大理旅游集团驻昆明办事处主任刘思熠说，只要有游离在规范管理之外的景点和旅行社存在，就有可能发生类似25元游大理的情况。

　　徐联彪发现廉价游大理的源头和景点感通索道有关。

　　乘坐感通索道可仰望苍山十九峰，俯瞰洱海、古城、三塔，远眺玉龙雪山。而苍山感通索道公司为旅行社提供的优惠团价是20元/人。

　　苍山上共有两条索道。苍山索道修于1996年，设施陈旧，当地人说，“它就是一个木板座椅。”而2000年建成的感通索道，是奥地利进口6人座全封闭索道。

　　苍山索道的散客价格是每人60元，感通索道则是80元，但是对于团队，它的价格迅速降为20元/人。

　　此种情况下，“感通”也就吸引了一大批小型的不规范的旅行社，“25元游大理”也成了一个并不好听的旅游口号。

　　紧跟着，苍山索道公司迅速衰败了。

　　事情的另一方面，大理官方一直很难对“感通”的优惠团价进行有效约束。感通索道公司是中外合资企业，中方出资人是一位抗日名之后。

　　“他在外关系广，客源多。”当地一名旅游业人士说，索道公司有办法可以直接和许多团接触。无论大理方面采取什么措施，依然有25元游大理的现象发生。

　　捆绑还是规范？

　　“你如果选择远观，还不如看一看地球仪。”在徐联彪看来，大理有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游客要么不来，来了却让他们带着失望而去，这对他们是伤害，对大理也是种伤害。

　　4月1日，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大理旅游集团以8400万的价格收购了感通索道公司。对于徐联彪而言，收购的成功意味着廉价游大理的现象也就此消失。

　　“你如果选择远观，还不如看一看地球仪。”在徐联彪看来，大理有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1000多年的历史文化，他很希望让人真正认识大理。

　　“游客要么不来，来了却让他们带着失望而去，这对他们是伤害，对大理也是种伤害。”徐联彪说。

　　大理旅游集团收购感通索道公司之后，开始向旅行社提供各种可供选择的旅游“精品线路”，被外界称为“捆绑销售”，其中共有14条精品旅游线路供团客选择，内容包括风光游、民俗游、文化游等几大类，费用也从100元-300元不等。

　　其中，以古城、洱海游船、崇圣寺三塔、蝴蝶泉一线为例，给团客的报价是180元。如果单点各景点，价格分别是10元（古城维护费）、84元、121元、32元。

　　所有的景点优惠都融入了景点的组合中，所以对于既要享受优惠，又要坐索道的团客，必须同时消费其他景点。

　　但徐联彪不认为这是捆绑销售，“我们也允许单去某个景点，但那样，就享受不到优惠。”事实上，大理也从推出线路组合上得到了实惠。拿三塔景区来讲，2003年接待25万人，2004年接待127万人，2005年接待158万人。

　　尽管大理对外界指责的“捆绑销售”不予承认，但上游旅行社还是感受到了压力。

　　昆明一家旅行社负责人表示，安排在线路中的景点，有的是游客不愿意去的，但同样还得为此买单。

　　昆明市旅游业协会副会长刘万成认为，大理规定旅游线路已经使旅行社和商家失去了选择的权利，这种背离市场规律的做法肯定会引起矛盾。

　　对此，大理旅游协会秘书长李志刚的说法是，把所有的景点组合成一定的线路，是经过充分调研的，这其实是旅游产品标准化的过程，必然对一些游客的个性化选择带来一定伤害。

　　链条末端的亏损

　　“有效管理不多，整个旅游行业诚信不足，具体表现是三角债，互相拖欠，互相欺诈。”大理旅游局局长何义章介绍，上游社欠大理旅行社三角债已达8000多万。

　　大理旅游部门对旅游资源的整合并不只局限于景点，而是将酒店、交通等各个旅游资源都集中到一起。更严重的是，大理试图改变一种“先旅游后支付”的行规。一位业内人士说，“这是触发封杀大理的根本原因。”徐联彪说，大理当地的旅行社是在整个利益分配的末端。他打了个比方，如果一名游客从上海到大理旅游，中间要经过三个地区的旅游社，一般是在上海旅行社报名，然后将业务移交给昆明某家旅行社，昆明再安排大理当地的旅行社具体接待。

　　上海旅行社通常称为上游社，掌握着大量的客户，昆明只是一个中游社，起到承上启下、打通资源的作用，大理本地旅行社就是地接社，只为客户提供服务。

　　而按照行规，上游社收齐客户的费用，在转交客户时，通常只付一定比例的费用给中游社，比如50％，而中游社又只付其中的50％给地接社。

　　“一般是一个月结算一次。”徐联彪说，理由是，上游社只有确定所交付的客户得到完满服务后才支付余下的钱款。

　　到了月底或者年终，地接社找到上游社，收取欠款，但实际上，欠款往往都不能如期还上，于是，全行业的三角债雪球越滚越大。

　　“整个旅游市场，很多有效管理不多，整个行业诚信不足，具体表现是三角债，互相拖欠，互相欺诈。”在大理旅游局局长何义章看来，当地作为地接社，提供旅游产品的地方，也是受害最深的地方，收钱的时候收不到。

　　大理州旅游局提供的数据是，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4年，上游社欠大理旅行社行业的三角债已达8000多万。

　　在大理旅游集团外联营销部经理杨超看来，上述现象在整个旅游行业并不鲜见，“三角债问题的严重性，已到了刻不容缓应该解决的时候了。”“上中下游旅行社一层层相欠，已成为全国性的问题。

　　国家旅游总局曾多次要求解决问题，但没有强制性措施解决。”大理旅游集团副总经理徐联彪说。

　　大理推行一卡通引发了外省市旅行社封杀大理游的行为。

　　梁其邦的破产

　　“别人欠了你的钱，你还得做孙子。”三角债的受害者梁其邦说，2003年，他自己旅行社的上游社倒闭，100多万巨款收不回来，他自己也变成了一名司机。

　　“旅游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诚信危机，其中最惨的数三角债问题。它已使一些旅游企业举步维艰，甚至破产。”字旭东说。

　　梁其邦就是三角债的一位受害者。作为大理三塔景区的电瓶车司机，6月7日，梁其邦领到了上班第一个月的工资，扣除伙食补贴后所得450元。而在3年前，他是大理一家旅行社的老总，他给自己的司机开的月薪是2000元。

　　最让梁其邦得意的是1999年昆明世博会期间，他接下了当地没人敢接的一个500人的大团。2003年是梁其邦的转折点。这一年，在他身上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年幼的儿子患脑瘫去世，第二件是130万债款无法收回，经营了10年的旅行社倒闭。

　　为了追回债务，梁其邦曾远赴贵州，欠债人找到了，法院也判了，却没有财产可执行。而此时，大理的景点、酒店、旅游车公司都在向梁催债。无奈之下，梁变卖了房子，加上原先的存款共50多万，还清了债务后，他开始一无所有。

　　此后三年，梁其邦住进了租来的房子里，开始酗酒。

　　如今，梁其邦已决定振作起来，谈起所受三角债之苦，虽然会叹气，但脸上已经绽出自信。

　　在旅游业，组团游客从当地到景点，一般需要通过组团社，上游社（中转社）和地接社三个环节。

　　现行的普遍做法是，组团社在收取游客的费用后，在发往上游社时，往往不付款或者只付部分款项，上游社在发往地接社时，往往又不付款或者只付部分款项，当游客在景点旅游时，费用一般由地接社全额垫付。

　　“别人欠了你的钱，你还得做孙子，上门请客吃饭玩乐，希望能收回欠款。”梁其邦说，2003年，他所在旅行社的上游社倒闭，所欠100多万巨款随之消失。

　　一卡通的争议

　　“为了规范市场，我们希望有一套好的游戏规则。其中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是，先付款后接待，按原来的签单制是行不通的。”大理旅游协会秘书长李志刚说。

　　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在大理，景点、酒店、旅行社之间相互拖欠旅游款项的“三角债”问题愈演愈烈，不仅各旅游企业亏损严重，也使整个旅游业陷入困境，仅2001年，大理全行业亏损额达1000多万元。

　　鉴于混乱的形势，在大理州旅游局的推动下，2004年4月1日，大理“一卡通”系统诞生。

　　大理旅游集团副总字旭东介绍，当时大理的旅游业各方代表聚集一堂，花了半年时间，最终推出了“一卡通”系统。而众多旅行社封杀大理，其潜在的目的就是拒绝这个系统。

　　因为这张电子支付IC卡成了改变整个行业利益分配秩序的关键。上游社必须将所有费用打入这张卡中，地接社才能接团。然后所有景点门票，餐饮开销和住宿费用都通过划卡来支付。

　　大理州旅游局局长何义章说：“目标很明确，结束大理旅游市场无序竞争，行业混乱，债务纠结不清的局面，因为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存在，势必会损害到消费者和旅游企业的合法权益。”以大理为例，上游（主要是昆明）社交团过来，必须预存全额团款到一卡通的账户，然后再输单，资金审核通过以后，地接社才开始接团。

　　然后，所有款项（包括酒店，景点，交通等费用）通过一卡通划拨到各消费点。

　　在运行之初，一部分意见认为，一卡通行政色彩太浓，在制定保护价、成立结算中心、出台先款后游政策上对市场干预过多，市场竞争机制不灵活，一些旅游成本价格并没有按市场规律办事而是行政定价，这让与大理旅游有关的从业人员很不适应。

　　“为了规范市场，我们希望有一套好的游戏规则。其中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是，先付款后接待，按原来的签单制是行不通的。”大理旅游协会秘书长李志刚说。

　　然而，当“一卡通”遭遇过现实时，却遇到大理未曾预见的困难。为了争抢客源，一些大理的旅行社在昆明设置平台，或者大理的旅行社在昆明设置平台为上游旅行社输单，以至最后发展为所有的团队都是大理的旅行社自己给自己输单，然后再自己接团制卡。

　　另外一个现实是，一卡通实行以来，对酒店及餐厅都有最低保护价，但酒店和餐厅从实施之日起就开始出现私下“放水”返钱给做团人的现象。

　　面对错综复杂的市场和纠缠不清的债权债务，“一卡通”系统并未完全达到目的。

　　云南省旅游局局长罗明义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一卡通”是旅游业走向规范和成熟之前的过渡性产物。

　　整合旅行社规范市场

　　“政府管理旅游的力度不够，对旅游市场秩序，没有更多有效的办法，整个社会诚信建设不足，行业自律也亟待强化，政府必须高度重视这块工作。”大理旅游局局长何义章说。

　　今年4月1日，作为“一卡通”系统的一个完善举措，大理20家旅行社又走到一起，成立了大理旅行社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后，一个最大的变化是：严格执行先付款后接待。

　　大理旅行社经营管理公司常务副总白云松说：原来是22个老总开会，现在是3个老总来开会。总是比原来好协调，制定的自律公约也更容易执行。

　　白云松在旅行社业干了10多年，他用“水深火热”形容这些年的工作感受。他说，1999年以前，旅行社好做，1999年昆明世博会后，行业没有门槛设置，旅行社一下子冒出来很多。

　　“老的旅行社凭感情还能接到一些团，那些新开的旅行社靠什么接团，无非是削价竞争。”白云松说，那时乱了，发展到后来，零团费，负团费也有了。

　　此时，地接社的利润也从200降到10元，甚至是亏本，完全靠带团走购物线路、劣质线路来赚钱。

　　另一个现实情况是，部分旅行社把部门承包给个人，一部电话，一部传真，夫妻二人就可以开始接团了。

　　这种现实的一个结果是，低价竞争，服务质量下降。

　　“成立旅行社经营公司，可以解决旅行社之间低价无序竞争，大理市场就这么大，要提供有效服务，必须规范市场，让消费者安全、透明、放心消费。”何义章说。

　　“2004年推出一卡通，把大理当地的欠款问题解决了，但解决不了上游的问题。今年我们在管理上了一个台阶，这才真正触动了上游一些旅行社的利益。”徐联彪说。

　　据白云松介绍，大理上游社昆明旅行社已经成立诚信联合体，联合起来跟客源地旅行社要求利益。

　　“大理的混乱是跟昆明、全国的混乱同步的。旅游行业发展很快，但管理和政策永远滞后于这个行业。”徐联彪说。

　　“政府管理旅游的力度不够，对旅游市场秩序，没有更多有效的办法，所以我们在探索一些措施，此外，整个社会诚信建设不足，行业自律也亟待强化，政府也必须高度重视这块工作。”何义章说。

　　云南省一些业内人士表示，在市场竞争缺乏规范的前提下，大理此举实属无奈，但也容易得罪旅行社，其成效需要时间来检验。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德谦认为，地方和旅行社作为合作伙伴，应该多沟通，从消费者角度出发，找到利益平衡点。

　　今年4月，国家旅游总局已经公布研究课题招标，其中第一个课题就是关于旅游法，课题名称为“旅游业综合性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整体思路、基本框架和重点内容研究”。

　　刘德谦提供的信息是，旅游法有望进入人大立法视野，对整个行业规范起到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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