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变身“新智库”

　　在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或经济中心，通常存在一流智库发展的肥沃土壤。构建社会主义新智库，是上海建设四个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必要前提。

　　撰稿／汪 伟(记者)

　　“在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或经济中心，通常存在一流智库发展的肥沃土壤。上海完

全有条件推出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积极谋求国家战略利益的新智库。”6月，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社科院院长王荣华在一篇文章中说道，“构建社会主义新智库，是上海建设四个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必要前提。”

　　2006年以来，王荣华在各种场合不断重复，高水平智库的存在和影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软实力的重要象征。而上海拥有高水平的智库，是体现其国际化水平的关键。

　　在此背景下，他提出，要把上海社科院建设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新智库”。

　　遍寻《辞海》与《现代汉语词典》，不见“智库”的词条。关于“智库”一词，国人最鲜活的记忆是一家叫做“兰德”的美国公司。1950年，朝鲜战争在即，美国政府认为中国不会参战，而作为军方背景的智库，兰德公司给出了相反的结论：中国将进入朝鲜——这一结论被美国政府接纳，是在朝鲜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戏剧性的历史事件，使“智库”一词，成为中国革命历史的反面花边，但这个案例却正好诠释了“智库”的特性：国家利益取向、独立研究，以及对公共政策的巨大影响。

　　王荣华对“新智库”的功能做了如此解释：“在上海实现‘四个率先’及建设‘四个中心’的进程中，作出具有前瞻性和针对性的判断，为决策咨询提供解渴、解扣的理论思维。”他认为，上海的新智库必须拿出与国际大都市相称的、具有全局性和国际眼光的成果。

　　《新民周刊》：为什么在现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智库”？

　　智库的产生是经济高度发展和社会高度分工的必然趋势，尤其是当经济发展势不可当、社会转型正在加快、文化差异日益突出的关键历史时期，决策层和决策者就更加迫切需要智库提供各类有针对性的宏观或微观的决策咨询意见和思路。

　　李长春同志在《求是》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出，要抓紧建立思想库和智囊团，提高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文章还特别强调，思想库和智囊团不是纯理论研究，要做对策研究，要给领导出主意，当参谋，拿出点子，拿出办法。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和世界经济正连成一体，根据国际经验，凡是发展较快的国家，智库都是国家决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决策能力和战略思想的重要来源。比如美国，智库有几千家，比较活跃的，对公共决策影响较大的就有300多家，其中国会背景的、党派背景的，以及基金会和财团背景乃至大学背景的，都很多。美国的智库有两个特点，其一，党派越来越成为筹款机器，政策趋同，这背后是智库对美国社会政策的判断趋同；其二，政府与智库之间的互动，人员交往很多是一大特点，很多政府高官是智库研究人员出身，很多官员退休后又去了智库。中国人熟悉的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都是如此。他们一方面运用其头脑，对媒体、舆论和民意施加影响，另一方面，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影响政府的政策。

　　由于决策层和决策者往往集中在政府部门、军队、政党组织以及立法机构，因此智库的影响力往往具有较大的公共性，也被不少国家的公众和学者视为与立法、行政、司法以及媒体影响力并列的“五种权力”之一。知名的智库应兼有“务实”和“务虚”的双重特点，有幕僚策士和学者的双重人才储备。

　　在中国，同样有这种需求。政府部门的决策者要处理的事务太多，很多问题无法深入思考，在一个社会中，有热线就必然要有冷线，要使决策中前后左右都能照顾到，离不开智库。对同一个问题，可以提供比选的方案，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受益的方案。

　　《新民周刊》：在你看来，社科院转变成“新智库”似乎更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高校的优势是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但它们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人才，它们的不足在于离决策机关相对较远；社联的优势是为各方面的人才提供学术创新的平台，不足的是它们松散没有研究的实体支撑；政府研究机构的优势是与政府贴得近、信息快，但它们的主要精力是做短平快的研究，难以进行中长期的战略研究，社科院的优势在于，我们离决策机构近，有学科人才优势，能够进行既贴近决策又相对独立、既立足当前又着眼中长期的研究，从而把思路转化为战略规划和政策建议。建设社会主义新智库，社科院要把自己的优势进行最充分的放大，加快形成中国学派、上海流派的智库特色。

　　比如，现在很多关于世博的研究，大家的重点大多在研究主题演绎，但我们研究的是世博之后的政治和经济，社会上对此大多是一种猜测，我们应该先走一步，做系统的考虑。

　　在研究长线问题的同时，我们也研究热点问题，比如对上海的房地产问题，要发挥我们的作用，研究中要冷热结合。

　　我们提出要做信得过、靠得住、用得上、离不开的智库，“信得过”是说价值观一致，“用得上”是说目标一致，要能解决问题。

　　《新民周刊》：智库与提供决策咨询的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有什么区别？

　　现在政府各部门都有自己的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考虑较多的往往是部门利益。能够跳出部门利益看问题的情况，并非没有，但是这些研究机构的干部、经费和信息来源都要由所在部门提供，研究往往缺乏独立性。

　　部门研究机构的一个弊病在于，过于强化其利益取向，就会形成部门利益。很多政策和立法建议都是部门的研究机构提出来的，部门通过立法主张本部门的利益造成了部门立法的问题。

　　智库在提供政策选择时在利益上相对包容和超脱。虽然智库一般都有鲜明的价值取向，比如，美国的智库很多由政府部门和财团出钱，其倾向性是明显的。但智库的公信力来自其研究出自独立思考，要能够把方案的利弊讲清楚，同时平衡其利益取向和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之间的关系。

　　《新民周刊》：你理想中的政府与智库的关系是怎样的？

　　政府和智库之间要建立一种互信互动的机制。互信就是要把问题摊开来谈。上海市领导到社科院来，都是带着问题来。互动就是智库和决策机构要保持联系。事情是变动的，如果我们不了解这其中的变动，就不能做到知情明政。我有时列席市委常委会，参与重大决策过程，这是一个渠道。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各部门，与社科院各部门则有项目联系。

　　现在各方面从事研究的部门很多，提供的决策咨询报告也不少，但市领导总感到有些研究不深不透，不解渴、不解扣。智库的研究成果，要追求政府采纳，因为一个政策方案的价值，要通过决策机关来体现。智库的意见，如果不能被决策者接受，其前瞻性、宏观性和全局性的思考价值，就难以实现。因此我们鼓励研究人员要有问题意识和服务意识，要了解需求，关注实际，注重调查。

　　《新民周刊》：你说过，“智库的工作不是诠释政策”，如何看待智库方案与出台的政策之间的差异？

　　我们的工作不是诠释政府决定，那是宣传部门的工作。我常对社科院的专家说，眼里要有问题，不能人云亦云，不是诠释政策，而是理性的分析和判断。

　　社科院作为智库，要秉着理性的原则，要说真话、实话、有水平的话，使学者版区别于政府版。上海市的领导曾经说过，他不希望从专家那里听到很熟悉的话，他要听不熟悉的话，甚至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话。温家宝总理不是说过吗，三峡大坝谁的贡献最大？不同意见乃至提出反对意见的人，贡献最大。现代社会发展繁杂多变，兼听则明。

　　智库应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说出不同角度的道理，而不是简单的反对，有一些观点、看法，可能决策者三年五年乃至十年不能接受，如果我们认定有道理，还是要坚持。要耐得住寂寞。要做到不人云亦云，自己的道行要深，底气决定深度和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