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服务改变我的人生

　　西部计划3年和4个志愿者的故事采访-本刊记者李海波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自2003年实施3年来，已先后选派了4万多名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奔赴392个贫困县 的乡镇一级开展志愿服务工作，它已成为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就业观，到西部基层服务的导向工程。

　　通过志愿者的实践，使在校大学生感受到西部基层对人才的渴望，认识到大学生在西部基层天地广阔、大有可为。到 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已经成为高校毕业生的一个重要选择。

　　魏泽熙：把心留在热土

　　魏泽熙，毕业于南京工业大学，服务于贵州省遵义县西部计划项目办。

　　长期镇是一个偏远的小镇，最令我无法忍受的是宿舍里形形色色的动物。

　　越看越害怕，后来就忍不住哭起来。哭累了也哭困了，迷迷糊糊地就睡着了。最初的十几天，我几乎是泡在泪水中度 过的。

　　贵州有句话，叫做“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分平”。这里到处都是山。

　　到长期镇后的第二个星期，全镇开始进行村委会换届选举，镇上所有工作人员都要分组下乡收选票，我所在的组被派 往最偏远的太平村。

　　从镇里到太平村没有公路，只有看上去完全不像路的一条路。这一天，上山和下山，用了7个半小时；在山上挨家挨 户收选票，走了一个小时；下山后走回镇政府，又用了半个小时。回到宿舍，我觉得腰都要断了，两条腿直打哆嗦，脚疼得要 命。脱掉鞋子才发现，脚上已经磨出了血泡没法落地了。为了喝口水，我不得不爬到放水瓶的地方，然后跪着倒水跪着喝，再 爬回自己的床上。

　　我不喜欢自己的脚上全是这些血泡，下决心拿起缝衣针，把血泡一个一个挑破。针老是扎着肉，真是钻心的痛！挑着 挑着就大哭起来。我本来在南京过得挺好的，为什么来这里？9个小时的山路和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会在这个满是虫子的房 子里，爬来爬去才能喝到一口水，还要用缝衣服针扎自己的脚？

　　我开始盘算着找个什么理由逃走。装病？气候不习惯？身体不适应？想了好多借口。想着想着，好像真的离开了这个 地方，心里没那么难受了，我就睡着了。

　　一觉醒来，觉得不妥，万一被别人知道我是因为吃不了苦而逃跑的，那我就再也抬不起头来了。我来这里，没有人强 迫我，我是自己来的。既然是自己的选择，就应该坚持一下。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过当“逃兵”的念头，而是把全部心思和 时间都放在了远程教育上，一刻也不让自己闲下来，工作起来，就什么都不想了。

　　远程教育就是通过天网和互联网提供信息平台下载课件，向党员干部和群众传播知识和信息。由于种种原因，农民参 加的很少。怎样才能让农民真正从远程教育中得到好处，这件事情让我郁闷了很长时间。直到一天早上，一位农民老大爷来办 公室找我，我才算真的开了窍。

　　袁大爷一直靠种水稻养家糊口，家里很穷。他听说官渡镇有一个农民靠在水稻田里养鱼发了财，也想学着搞水稻田养 鱼，于是去村里借远教光碟《水稻田养鱼》回家看，可是因为不识字怎么也看不懂，村支书就让他来找我。袁大爷希望我想办 法组织村上几个想养鱼的农户去官渡镇学习，看看人家是怎么又种田又养鱼的。对啊，看了课件，再实地学习，效果会更好。 手把手地教，农民肯定容易学，也肯定愿意学。

　　联系官渡镇，也难不倒我。那里有我们的志愿者。当天下午，我便和官渡镇的志愿者取得了联系，带着几位村民一起 去考察稻田养鱼示范点。我们边参观边请当地养鱼户进行讲解，回来的时候袁大爷非常高兴，对我说，他觉得收获太大了，对 稻田养鱼更有信心了。

　　后来，我把这个方法推广起来，争取林业所、畜牧站、农业服务中心等部门的支持，定期组织各部门的技术人员下乡 讲课，把远教课件和当地实际结合起来向农民进行讲解，并且通过授课的形式宣传税收政策、计生政策、外出务工维权知识等 ，让农民群众在实践中学习远教知识，掌握致富本领。我的努力赢得了农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他们逐渐接受并喜欢上了远程 教育，逐渐认可和喜欢上了我这个城里来的远教志愿者。

　　我从小爱哭，在这里的两年，我哭了很多次，可是从来没让人看见。哭的时候，就是一个人躲在房间里，躲在被子里 ，有时候受了委屈实在没地方躲，就跑到洗手间里哭。可是临走的那天，我看着这些穷困的老乡，走了很远的山路送来的这些 东西，我实在忍不住眼泪，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又哭了。

　　王一硕：黄土里种出“黄金”来

　　王一硕，毕业于河南中医学院，2003年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在陕西省麟游县从事农业技术服务工作。

　　2003年8月，刚到麟游县科技局报到不久，局长就找我谈话。局长问我，你是学药的，种过药么？我说，上学学 过，可是没种过。局长说：今年是县里发展中草药种植业的第一年，你来负责全县十个乡镇的种植工作。有什么难处你就说， 局里支持你。

　　我知道这个责任有多重，我不能做不好。

　　麟游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经济落后，群众生活困难。在这里坐公交车，是按1毛、2毛来收费的。记得一 次在公共汽车上，我看见一位跟我母亲年龄相仿的大婶忽然哭了起来。上前一问才知道，她把刚卖鸡蛋换来的4块5毛钱弄丢 了。4块5毛钱，在我们不过是买瓶饮料的钱，可对大婶来说，那却是她全家一个月的油盐钱，我心里特别难受。

　　我小时候家里很穷，记得考上大学的时候，家里人又高兴又发愁，因为一年需要交6000元的学费。正上高中的妹 妹怕我难过，安慰我说：“哥，我不上学了，我打工挣钱供你上大学，你可是咱家的顶梁柱呀！”妹妹这句话，什么时候想起 来，什么时候我就想掉眼泪。

　　看见县里群众这么贫困，我决心不管多大困难，也得把草药种好。为了掌握科学种植技术，我跑西安，去宝鸡，买了 600多元的书籍，在网上查阅摘抄了大量资料，重点是黄芩等草药的种植技术、施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内容。

　　我知道，这个地方种植草药是靠天吃饭，天气变化、降雨量对草药的生长影响非常大。我找到局长请他帮我协调气象 局，查阅了近10年的气候变化情况，心里有底多了。为确保出苗，我开着拖拉机进行播种深度和播种量的试验。

　　开始，当地群众对我不是很信任。有的人认识局长，还打电话过去问，为什么派一个学生娃来指导草药种植？播种的 时候，他们问我说：“你这个碎娃，按你讲的种，不出苗，你能负责么？”说实话，我当时还是紧张了一下。但是经过一段时 间的学习和试验，我对自己的想法感到比较靠谱。这时候种植，时机正对，墒情又好，还有学校做后盾，没理由不播种啊。我 就说，你们放心吧，我能负责。

　　十几天后，看着破土而出的黄芩苗，大家都很兴奋，农民最讲实际也最朴实。他们看到了实实在在、长势良好的黄芩 苗，再也不怀疑我了。起初不愿种草药的农民也都回心转意，纷纷要求种植黄芩。一传十十传百，全县农民种草药的信心和热 情非常高涨，各类草药种植面积很快发展到2万多亩。

　　2004年9月，我结束了在麟游县的服务，回到郑州。走在宽阔的大街上，走在林立的高楼之间和熙熙攘攘的人群 中，我想自己以后该做什么呢？我在当志愿者的时候，学会了很多药材的知识、搞懂了药品认证。凭借在麟游县学到的经验，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先后帮助9家企业完成了药品GMP认证，取得了不错的报酬。随着客户逐渐增多，我成立了自己的公 司——一硕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2005年12月15日，对我来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在这一天，我把自己创 业积攒下的26770元缴到银行，还清了国家

　　现在，我每天生活在城市中，也算得上是一个小老板，但我却时常想起在西部基层跟乡亲们一起种草药的情景，想起 帮助县药材公司做GSP认证的事情，想起那段虽然艰苦却十分充实的日子。

　　我知道，回想过去参加志愿服务的生活，不论在我的内心还是我的事业，我的人生就是从那时起步的。我以后会踏踏 实实地沿着这样的路，走下去。

　　刘功兰：我与开县人民在一起

　　刘功兰，2003年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到重庆市开县服务，现留在开县丰乐街道办事处工作。

　　2003年12月，含有硫化氢的有毒气体从高桥镇罗家16号井喷涌而出，像巨大的毒蛇盘旋在开县人民的头上。 “12·23”井喷事故一时间震惊全国。243人在事故中遇难，6万多人被迫紧急转移。我的父母也打来电话，叫我赶紧 回家去！

　　这时候，县委、县政府下达了紧急命令，将在开县服务的29名志愿者与当地干部一起分成两路，一路派往县城内的 各灾民安置点，做灾民的安抚稳定工作；另一路与公安干警一道派往高桥核心区疏散群众。

　　我被分到了开县大会堂安置点。一到那里，我就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坝子里、走廊上、过道里，到处都是人，黑 压压一片，一间平时只能容纳200人的会议室至少挤了四五百人。由于是紧急疏散，很多人连外衣都没来得及穿，有的鞋子 跑丢了，还光着脚。小孩子被冻得哇哇直哭，老人冻得直打哆嗦，使劲儿往墙角缩。大家忙着给灾民分发棉絮、食物、饮用水 ，打扫卫生、消毒防疫、维持秩序，有的志愿者为惊魂未定的群众一床一床地打地铺，从下午一直到凌晨4点才将所有灾民安 置好。一天下来，嗓子喊得说不出话来，浑身累得像散架了似的，一头栽倒在稻草上就能香甜地睡过去。此后的8天8夜，我 们与当地干部一起，每天从早上6点一直工作到深夜，每人照顾100多人的生活起居。

　　我们这一路志愿者在安置点工作，也就是苦点、累点、委屈点。可一想到被派往核心区的7名同伴，大家的心都揪得 紧紧的。每当听到死亡人数增加的消息，就害怕在遇难者的名单上看到他们的名字。

　　被派往高桥镇救灾核心区的志愿者刘羽、车成洲7人，24日下午乘车向灾区进发，在距核心区还有10公里的三喜 村，空气中浓烈的硫化氢气体就已经戗得他们眼泪直流。但里面还有大量灾民没有撤离，怎么办？指挥部决定将志愿者在内的 救灾队伍分成10个小组，深入灾区开展搜救。并下达死命令，要求务必在27日实施压井前将滞留的群众全部疏散到安全区 。由于事出紧急，还没来得及调集任何防毒装备。他们每人就包上一条湿毛巾，开始了挨家挨户的搜救工作。

　　连续两昼夜，48个小时，他们翻了一座又一座山，找了一个又一个村子，转移了一批又一批群众。在艳山村一道陡 峭的山梁上，一位老人死活也不肯离开，他说：“我这把年纪了，就是死也要死在自己家里。”在无法说服老人的情况下，刘 羽背起老人就走，一口气跑了3公里，把老人转移到了安全区。

　　27日上午压井成功，大批抢险人员开始撤离。刚刚松了一口气的刘羽和车成洲又主动申请留在了核心灾区，开展灾 后防疫工作。为了不扰民，他们每天从晚上8点开始，背起大号的手摇式喷雾器，在近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喷洒消毒剂，直到 凌晨才休息。大年三十晚上，当灾民家里挂上喜气洋洋的红灯笼，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吃团圆饭的时候，刘羽和车成洲仍然身背 喷雾器在乡间田梗上穿梭，苍茫的大山漆黑一片，只有手电发出的微弱亮光，凛冽刺骨的寒风抽打着他们。除夕之夜，接到千 里之外父母打来的电话。他们说：“我们在这里很好，正和朋友聚会呢，今年的春晚真好看。”挂断电话，两个大小伙子早已 是泪流满面。

　　井喷过去了，我们开始送灾民返乡。事后想起来，也有点后怕。毕竟死伤了那么多人。不过，当时如果让我们撤，我 们是不会撤的。道理很简单，我们来到开县做志愿者，大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应当与开县的人民在一起。

　　2006年3月25日，就在当年发生井喷事故的高桥镇晓杨村罗家16号井的旁边，罗家2号井再次发生了井漏事 故。有了3年前的生死教训，1.2万多名惊慌失措的老百姓潮水般涌入县城。这一次，在开县服务的26名志愿者没等接到 上级指示，已经自发联系、集合起来，全部在第一时间赶到到群众安置点。当头戴红帽子的志愿者到达安置点时，大多数当地 干部还在集合之中，志愿者成为第一支到达现场的救灾队伍！

　　然而，这一次，情况更为复杂。在同一个地方，发生同样的事故，同一批人再次被迫转移，群众的怨气很大，抵触情 绪也很大。安抚工作相对于上次来说，难度就更大了。重庆科技学院的昌松在给一名有怨气的群众倒水时，那人竟接连两次把 纸杯摔掉，还带有挑衅意味地说：“你们不是喜欢倒水吗？那就多倒几次吧！”旁边的一位记者很是为昌松不平，想冲上前去 跟这位群众理论，昌松却一把拽住他，轻轻地摇了摇头。当昌松第三次将倒好的水杯递到这位群众面前时，他再没说什么了， 用双手接过了纸杯。

　　从3月25日事故发生，到4月2日灾民全部返乡。又是整整8天8夜。26名大学生志愿者和当地党员干部一道， 始终战斗在第一线，确保了组织上要求的：转移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住处、有医疗”。而在这8天里，我们中没有一个 人能够睡上一个好觉，洗上一个热水澡。

　　8天8夜，我们忙着手里的工作，很苦，很累，有时候很烦，但是我没有流一滴泪。一天夜里,我一个房间一个房间 地巡逻值班。看着横七竖八睡在地上的男女老幼，看着他们脏脏的脸，我哭了。那一刻我想，在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与他们 在一起。

　　李欣然：昆仑山下兵团人

　　李欣然，2003年参加第一批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四师一牧场志愿者。

　　坐飞机3个半小时，又坐汽车27个小时，终于，我到了兵团。

　　牧场位于海拔2300～4500米之间的昆仑山区，距乌鲁木齐2300多公里。这里地广人稀，全场2000多 人分布在114万亩土地上，汉族人很少，维吾尔族群众占87%。我不懂维吾尔语，和当地人交流十分困难。生活很不方便 ，吃的米、菜、油需要步行到五六里外的地方去买。报纸是四五天才能收到一次。我这个人很喜欢热闹。刚到那里的时候，早 上晚上出来，站在房子前面四下一看，连个人影子也没有。这让我觉得很孤独。

　　刚到机关，我谁也不认识，根本没人理我。平时办公室也没有人来，更别说干活儿搞活动，更是找不到人。那时候， 我的工作从何干起一点也不知道。但是好在活儿会找人。也许因为我这个人看上去比较老实，所以其他科室领导有些急事、难 事，累活儿、脏活儿，总是会找我帮忙，我就跟着忙活。后来我发现，找我干活儿的人越来越多。连队里的兽医也找我帮忙。 我办公室有台旧电脑，我就帮大家打打字、制制表格。无论是写东西、搞横幅，还是打扫卫生、搬东西，只要是我能干的，我 都帮着干。就这样，大家都知道李欣然是个爱干活儿的人。轮到我自己工作上需要干活和开展活动的时候，人慢慢就多了起来 。

　　慢慢的，无论山上山下，干部还是群众，越来越多人喜欢我，也愿意和我交朋友。他们都亲切地叫我“胖子”。成了 朋友，啥事情都好办了。我工作上有事一吭声，他们绝对会帮我。

　　我们牧场，有很多团员青年生活在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山牧区连队。这地方，连队住的是地窝子，吃的是开水泡馕，喝 的是从十几里外驮运来的河坝水，平时很少能吃上新鲜蔬菜，生活艰苦得很。我常惦记着这伙人过得怎么样，思想上有啥想法 。搞清楚了，才能开展好工作。过去的两年半里，我一有时间，就往偏远的连队跑，经常上山去了解团员青年的情况。也交下 很多过硬的朋友弟兄，对工作有很大的推动。

　　记得有一次上山，我把分给自己的马让给了老同志，自己骑了毛驴。毛驴不像马那样好骑，毛驴背上没有脚镫子，骑 在上面完全靠自己掌握平衡，没骑过的人基本上很难对付。路过山顶，道上有个石头堆，毛驴自己瞎走，一脚深、一脚浅，把 我弄得一个踉跄接着一个踉跄，很吓人。为了保持平衡，我身子尽全力往后仰，双腿叉开保持平衡向前，好像耍杂技。遇上下 坡很麻烦，毛驴跑得很快。过完石头堆神经紧张得还没等反应过来，就进了马道。马道两边是齐腰高的土墙窄巷子，还没来得 及合拢的双腿刚好被卡在两边的土墙上，我一看不好，右手一按右边的土墙自己翻了下来，心里“怦怦”跳个不停。幸亏毛驴 自己停下了，我就下来抓住驴，再爬上去，摇摇晃晃惊惊险险往前走。

　　得到大家的认可，我的工作好做多了。我除了继续用我的旧电脑给大家打工，也开展了很多团的活动。愿意跟着我干 事情的青年越来越多。特别是山上连队的青年人，大部分是维吾尔族人，他们也十分欢迎我们去搞活动，连长指导员对我们团 委工作刮目相看！我带着团员青年出去搞活动，到了哪个连队，连长都会说，胖子你来了，咱们今天宰个羊。有一次，我组织 团员青年上山开展活动，连队一次就宰了3只羊。

　　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中，我逐渐觉得，我好像就该是这里的人。和这里的干部群众在一起，和弟兄们在一起，我觉得活 得很踏实，很被人认可和尊重。我起了留下来的想法。父亲和母亲是不同意我扎根在新疆的。他们问过我，“你到新疆当志愿 者，两年的时间也做了不少事情，也应该满足了你的心愿了，不是非要待下去的吧？”我听了心里很难受。为了劝说我回去， 他们2005年正月初二又来了。这就说明他们腊月二十九就要从家里出来。我看见年迈的双亲，心里很疼，动摇了很久，但 是我还是觉得，好男儿志在四方，我觉得这里是我该在的地方。

　　我已经习惯了啃干馕、喝河坝水，习惯了在山上半个月不洗脸的日子，学会了熟练地说“热合买提”(维吾尔语“谢 谢”)和很多的维吾尔族礼节，学会了大碗大碗地喝酒，学会了和牧工们一起跳维吾尔族舞。我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一个牧羊 人、一个牧场人、一个兵团人。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很喜欢现在这样子的我，我过得很满足很充实。我能有今天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我当了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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