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版内心城市

　　陈冠中 好城市允许“怪人”存在

　　这位城市游魂从香港到美国，从美国到台北再到北京，直到决定定居北京才头一次拥有这种感受：归属感。

　　居住路线图:香港---美国---台北---北京

　　文/孙琳琳 图/陈澍一(除署名外)

　　6年前，他只身来京，不上班，以北京为大本营，每年两次去温哥华与家人团聚，并做一两次长途旅行，以无所事事的方式读城。朝阳区居所楼下的咖啡店融入了他的生活元素，他在那里等朋友、看香港报纸、忘记付账而走掉却没人追他——他跟伙计熟悉到相互信任的程度。

　　在距北京CBD标志性建筑国贸大厦两公里之处，作为香港文化界旗手的陈冠中也许是北京CBD最有文化的“寓公”。

　　为什么最终选择了北京？陈冠中答：“北京是华人城市中当然的文化中心，也是我内心最具吸引力的华人城市。”

　　2006年6月16日的北京，高温34℃，陈冠中衣着长袖，挽起袖子，慢悠悠地把小雪茄抽成一个小烟头。“我是多余的人，”陈冠中用慢条斯理的“港普”说，“是多余的人在写多余的东西。”

　　晚上6点，他要跟《万象》的朋友共进晚餐。北京塞车很严重，所以必须提早出发。

　　穿越简体城市、繁体城市和字母城市

　　“没有谁会真的是乡下人。”在陈冠中看来，全世界超过一半的人口在城市，对立的城市和乡村并不存在，“中国也在一步一步城市化，未来可能会有人口十亿在城市。”城市几乎成为唯一的选择。

　　城市的起源大同小异，发展却各有各的不同。粗略可分为综合性大城市和相对单一的城市，这两者很不一样。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性格、气质、内心甚至于道德感，城市会老吗？这是当然的。比如中国的沈阳、美国的底特律都是相对单一的工业城，它们曾经带领国家进步，但是陈冠中认为，城市过了发展周期后就衰落了。

　　也有澳门这样的小城市可以靠旅游就生存得很好，而综合性大城市从来不能靠一个或两个类型而生存。一方面要经济好，另一方面要宜居，两者兼顾才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但是经济好和宜居是他考量城市居住指数的条件，却不是他认为适合自己居住的分类法。

　　这位城市游魂曾经从香港到美国，从美国到台北再到北京，既是城市生活的感受者，又是城市生活的观察者。但有一种感受他从未拥有过，直到他决定定居于北京，这种感受就是：归属感。

　　从4岁到读完大学前，除了旅游，陈冠中没有离开香港，他的第一语言也是港式粤语。在“半唐番”的香港，少年时以租来的武侠小说作为中文的启蒙，而读大学以后主要阅读英文书籍。在陈冠中北京住处的书架上，简体字、繁体字与外文书籍三分天下，这或可看作他城市生活经历的一种展示。

　　以城市居住的角度，北京显然不是最好的选择，“但是人需要很多东西，不光是住得好；如果完全从居住的角度，我可能会选择温哥华，华人城市可能是台北，甚至香港。”

　　毫无疑问，温哥华比北京更宜居，但国外城市始终不是陈冠中的兴趣所在。香港看起来似乎并不那么适合居住，中心市区的人口密度接近新加坡的5倍和纽约的10倍。但香港人对原生态“保育”和发展的重视程度并不低于经济创造，城市建筑只占了20%的土地，80%是绿地，接近一半土地是郊野公园。陈冠中经常劝说内地朋友，去香港不要只在铜锣湾、尖沙咀逛，还要去看看南丫岛、长洲、赤柱、石澳、西贡的“原生态”之美。

　　如果用语言符号来描述城市，北京是简体的，香港、台北是繁体的，国外城市如温哥华则是字母的。陈冠中身上带有这三种城市的烙印，并希望从中寻找到最佳的结合点和表达方式。他的写作一直试图把粤语的字、英文的句法和普通话的架构结合起来，这也是香港人一直在做的事。

　　“有型知识分子”的城市生活

　　诗人王家新的《帕斯捷尔纳克》一诗中，有广为流传的一句：“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

　　陈冠中也试图在可依赖的语境之外反思城市与文化。他的生活屈从于内心，然而连内心也是发展中的内心，从未停止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他拿出大量时间写作一些别人不会去写的东西，不打工，不上班，只做自己想做的事。 陈冠中将这种生活状态称为自己的“幸运”；而他多年的好友，香港《明报》记者陆钧也形容陈冠中在北京6年“非常过瘾”。兼有多重身份的陈冠中，在北京的社交很杂。

　　爱书的陈冠中，书柜里没有盗版书，但是他并不抗拒盗版影碟。这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很多欧洲的小片子并没有国内代理商，只能买盗版。他内心的底线是：“本地产品我反对盗版。”

　　有人称，陈冠中是“有型知识分子”。可以看出，这位有型知识分子在“盗版”问题上选择的第三种答案是迥异于常人的，一般人只会选择支持正版或拥护盗版，而他却是“有限度的”反对盗版。

　　在问到什么是“有型知识分子”时，陈冠中说“有型”是香港话，现在已经过时了。“有型”的本意是“又酷又帅”，不过54岁的陈冠中却笑言：用这个词形容我，是不是说明我老了？

　　在很多人看来，电影院既是城市里的一个公共空间，也是一个私密空间，看电影是“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的一种方式。做过电影的陈冠中也最喜欢去电影院看电影。他最近看了两部电影，在温哥华看了《不方便的真理》，在北京看了《达·芬奇密码》。

　　陈冠中回忆起2001年，北京的电影院曾一度被遗忘掉了。当年北京一位的士司机对他说：“我们小时候才看电影，现在北京没有电影院。”然而以中国人的收入水平来说，目前的电影票太贵了。因此电影很难成为大众的消遣，而成为有钱人的事。陈冠中担忧地说：“如果人们都不去电影院，电影院消失了，电影便缺少了成为公共话题的平台，电影工业就没办法好起来。”

　　比电影院更明显，机场是任何一个大城市无法忽略的标准配置。在游荡于城市之间的陈冠中心目中，最好的机场是新加坡机场。“那简直是一座小的城市，可以在里面做任何事情。”因为叫出租车不方便，陈冠中最怕虹桥机场，在这个问题上，北京首都机场的服务也很难令他满意。

　　尽管对北京有这样那样的不满，陈冠中还是写出了文章《有一百个理由不在北京，为什么你还在这？》，与其说他是生活在城市，不如说他是生活在自己的内心城市。他认为北京最有吸引力和直指人心之处正在于：北京有那么多有意思的文化人存在。“1992年我就很想认识董秀玉和沈昌文；最近，朋友查建英写了《八十年代访谈录》，她访问的人很多我都见到了。包括崔健、王朔、陈丹青这些大家认为传奇的人。”

　　北京继续有趣

　　陈冠中说，北京就像一个“飞地”，到一个地方只能办一件事情。如同一个有很多绿洲的沙漠，绿洲的确多则多矣，却都被模糊的沙漠地带隔开。很难产生认同和归属感。

　　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指出，一个生机蓬勃的城市在形态上的四个要点：用途要混杂；街区小路网要密；不同年龄建筑物要并存；密度要高。而北京却不可避免地离这样的大城市形态越来越远。“北京没有一条街道是你整天想去的，只是有事才去，办完事就走了。”

　　北京太大，战线太长，人们只在某些圈和地域里面活动，不见得跟城市发生很大关系。居住在东边和北边的人不一样；西边又像是另外一个国家。北京不宜穿行，在宜居上存在很大问题。这个问题来源于规划的不科学。“如果一个城市的人非开车上班不可，那说明公交没有做好，这也必然导致交通堵塞和环境污染，这样的城市是有问题的。”

　　陈冠中坚持不买车，因为“北京已经太多车”。而

　　北京的某些出租车司机对有口音的外地人也带有某种态度。只有表现得对路况很熟，才能避免绕路。“矛盾的心理表现出来，他们就不可爱了，你也不想跟他聊天。”

　　“北京是皇城，是给进城的人看的，并不照顾城内居住的人。”陈冠中说。但北京却是有趣的，陈冠中甚至认为，北京是继续有趣着。“北京是非常重要的城市，充满活力。”陈冠中说，“这里聚集了大量的人和事情，有意思就在这里。如今北京具有上海30年代的功能，海纳百川。”

　　他不断重复“怪人”这个词，他说北京容纳了来自各地的怪人。仿佛陈冠中最后选择北京，就是为了看“怪人”或与“怪人”打交道以及与“怪人”为伍。有没有人觉得陈冠中很怪？他自己说：“我还比较正常吧。”

　　点击此处进入《新周刊》论坛

　　相关专题：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