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奖章获得者邓亚军：DNA与人生精彩相伴

　　文-廖磊

　　从害怕尸体的法医专业学生，到刑侦“战场”上冷静的女警察；从面对SARS病毒的执著，到海啸遇难者鉴定过程 的艰难，一个女子演绎着冷峻而精彩的人生。

　　她在紫色T恤上套了一件白大褂，戴上一次性橡胶手套，从地上的尼龙袋里举起一根

棕褐色骨头仔细端详着，接着， 拿过小刀，一点点刮开腐烂的表层，白色的部分逐渐显露。“放心吧，这个样本没问题，一个星期后就可以来取结果了。”

　　围在边上的几个人松了口气，这是一桩15年前的杀人案证物，如果没有受害人的DNA，结案将变得非常困难，辽 宁警方为此专程赴京求助。

　　已经变化到这样程度的骨骼，能作出准确的鉴定吗？“当然可以，100年前的骨骼都可以！”她自信地回答，这种 自信不仅仅来自她所从事的专业方向，也来自身历百战后内心所拥有的力量。

　　这种自信，曾支持她第一次走近法医课堂解剖尸体，也曾支持她决然放弃法医职业成为一名基因科学专家，更是她面 对数千具高度腐烂的海啸遇难者尸体和国际学界质疑时坚持的力量……

　　脱下手套，挂起白大褂，紫色T恤七分牛仔裤，这个时尚的女子很难让人联想起她所从事的事业。走出实验室，刚刚 还一脸严肃的她笑妍如花，似乎，根本就忘记了自己刚刚所面对的是绝大多数人最不愿意面对的场景……

　　邓亚军，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研究所司法物证鉴定中心34岁的主任，这样的身份背后，该有着怎样的故事？

　　既然做了，就要做到最好

　　说起DNA鉴定，很多人可能会想到《大宋提刑官》里，宋慈用血液是否相融来检验亲子关系，事实上，这是完全没 有科学依据的。今天科学界所普遍采用的DNA鉴定实际上是根据常规遗传学的原理，对检测所得到的结果进行概率和亲权指 数的运算，得出相对准确的结果，目前国际公认的准确率是99.99%。

　　从邓亚军的办公室到实验室只有几米的距离，“我们拿到样本，首先要做的是清洗、提取、研磨，很多道工序，然后 要把样本送到机器里面处理，有两种机器，一种是16根的毛细管，另外一个是48根毛细管。一根毛细管对应一个样本，1 6根毛细管的机器可以走16个样本，48个毛细管可以走48个样本，亲子鉴定一台机器一个小时就可以完成。”

　　如果是血液样本，从提取血液，到DNA提取、扩增，然后用机器显示结果，分析，一个流程24小时左右就可以完 成。通常为了保证鉴定结果的准确和可靠，不同的试验人员分不同批次，每份结果进行复核，之后进行计算，出检验报告、附 上相关材料。

　　听起来很简单？想像一下，如果每天面对的都是血液、骨骼、肌肉、尸体……这些常人甚至颇为忌讳的东西，却是自 己日常的工作对象，也许就不会觉得这是件简单的事儿了。“煮腿骨的时候，整个实验室都是臭的，衣服也臭。”邓亚军扯了 扯自己身上白大褂的衣领，耸耸鼻子。“但这就是我的工作，只能做好。”

　　有意思的是，邓亚军从来没觉得自己会干这一行，甚至，“都已经学了两年了，也从没有从心底里觉得‘热爱’这个 行业。”不过，她有自己的原则：既然开始做了，就只有做到最好。

　　如果说15年前，选择法医这个专业是因为大哥的建议，觉得女孩子将来学了这个，可以到公检法系统工作，相对稳 定，那么今天最终从事基因研究，却是因为天性里的好强：听说亚军报了法医专业，高中同学笑话她，你这么胆小，要是把你 关在房间里作尸体解剖，再开门肯定是两具……

　　“说真的，第一次看见真正的尸体，一个词儿：胆战心惊。”可偏偏5年后从西安交通大学法医学毕业时，分配到西 安市公安局灞桥分局刑警队的邓亚军第一天上班就遇到最大的挑战。

　　那天正好发生一件凶杀案，到了现场，她还没有制服，凑在边上好奇地看，“小姑娘看什么，一边去。”队长以为她 是来看热闹的，“我是新分来的法医。”怯生生的，“好啊，那你去看看，检查一下？”队长的话里面，有些挑衅的味道，也 难怪，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又是个女孩。她走到尸体跟前，掀开草帘，两分钟后回到队长身边。

　　听完邓亚军的汇报，队长笑了，“行啊，我们又来了一员干将！”这下，眼睛里是惊喜了。

　　幸运眷顾那些努力和执著的人

　　做基层法医的3年是邓亚军“最舒服的一段时间”，那时的工作和现在相比，实在是太轻松，但几年积累的法医实践 经验，让她在今天的工作中受益匪浅。

　　2000年，邓亚军跟着研究生导师来到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工作，一年后她接到第一个重大任务：完成袁隆平的 超级杂交稻基因组测序工作。

　　这是一个只给了两个月限期的紧急任务，因为日本的一个实验室投入2亿美元正在进行另一品种的水稻基因组的测序 ，并宣布2001年之内完成，所里希望邓亚军能够赶在日本宣布结果前完成任务。这时她还是一名在读研究生，所领导让她 来主持这一项目，下有150多名科研人员，其中不乏硕士、博士，这给了邓亚军极大压力。

　　“两个月，瘦了8斤，但我交出了最好的答案。”邓亚军带着团队，不但提前完成了超级杂交稻的测序，而且，这组 研究文章还登上了2002年4月的《科学》杂志封面！“其实很简单，你只要有信心，同时具备责任心，心里面想着，我要 做了，就一定要做到最好。”她完成了一个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任务，“以前，我只想做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但现在，我发 现自己可以做好这么重要的事，自信就多了一点。”

　　邓亚军说自己一直都是比较幸运的那种人，但如果不是超出常人的努力和执著，幸运之神怎么会轻易眷顾？

　　2003年非典期间，邓亚军接到分离非典病毒的任务，在那个几乎没有人敢乘飞机的情况下，三次飞往广州的医院 ，从P3实验室亲手提取病毒样本，等待分离的样本数量巨大，每次进实验室，她都尽量延长工作时间，每天10个小时到1 2个小时连续作战，只睡三四个小时。“那时候正是夏天，实验室在顶楼，被太阳晒得非常热，而工作时必须穿上三层防护服 。我一出来，大家看到我都说我几乎不像人，满脸都是捂出来的包。”

　　在那样的非常时刻，每个人心里面都曾有过犹豫，邓亚军也不例外，“我的办公室在一楼，每天进实验室之前，走到 二楼我就会停下来，坐在台阶上反反复复地犹豫：我要不要再进去。给自己打半天气，才有勇气往上爬。”

　　既然选择了，就做好它！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念头……

　　2003年，还在读博士的邓亚军被任命为刚刚成立的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主任，她和另一名职员白手起 家。这一年底，她的中心报亏17万。其他部门的同事喊她“亏损企业老总”，这多少让好强的邓亚军有点抬不起头。

　　事实上，DNA鉴定此前一直停留在科学研究和司法物证层面，而随着DNA研究的深入，这项技术是可以应用到各 个方面的，和老百姓最密切的就是亲子鉴定。于是，邓亚军向媒体宣布，华大方瑞亲子鉴定项目价格跳水，其他医疗机构需要 1200元，华大方瑞只要600元。降价后，亲子鉴定业务量明显增加，中心在这一年维持了收支平衡。2004年底，邓 亚军又组织了一次司法物证鉴定专业的学术论坛，请来7名在业界很有威望的专家，其中包括“华裔神探”李昌钰。参会的北 京市公安局一位刑侦专家对邓亚军说：“现在很少有学术会议这么吸引人，我一天都不想错过。”她策划的这一系列动作，很 快提高了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在业界的知名度。

　　灾难中历练的人生更厚重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打破了邓亚军的平静生活。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海域发生强烈地震并引发了百年 不遇的巨大海啸，数以万计的遇难者中，绝大多数遇难者的身份无法识别。而邓亚军领导的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是国内 少数几家能够提供所有类型DNA检测手段的机构之一，12月28日，邓亚军递交了赶赴灾区进行救援的申请。

　　两天后她和4位同事已经站在灾难现场，攀牙的这两座寺庙存放着数千具遇难者尸体，急需对他们进行身份识别。和 中国的救援组一起工作的，还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救援专家，按照国际惯例，多国救援人员迅速组成了大型灾难遇难者个体 识别协作组，简称DVI。

　　邓亚军被眼前的惨状震惊了，该怎么形容呢？那一刻的感觉就只有一个成语可以描述———“惨不忍睹”。这个成语 是如此残忍的贴切。她觉得自己肯定不会再轻易使用这个成语了。

　　尸体大部分是全裸的，偶尔有一些尸体穿着短裤、背心，偶尔会有耳环、项链、戒指或者手表，在已经高度腐败的尸 体上，这都是重要的识别线索，必须一一从上面抠下来，用牙刷清洗干净，拍照。

　　一切都是自己动手做。

　　蹲在一个地方，一蹲就是一整天。放在地上的尸体，一具一具挨得特别紧，识别完一批，马上又会运来新的一批。邓 亚军这个组一天工作量大概是50具。当时，海啸已经发生五六天了，由于气温太高，500米远就可以闻到那种特殊的臭味 。

　　“我们吃东西基本是在现场，刚开始会从住的酒店里边带一些盒饭蛋炒饭过去，但到后来，绝对不会吃米饭和豆芽， 看着就像蛆，条件反射。”但这些艰难，比起后来的DNA检测，还算是轻松很多了。

　　由于尸体高度腐败，DNA检测几乎是对这些尸体进行身份鉴别的唯一手段，而泰国的实验室又没有能力进行这么大 规模的DNA鉴定，那么多遇难者的DNA由哪个国家来做，谁来承担这笔费用，成了参加救援的各国人员共同关心的话题。

　　邓亚军作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大胆决定：“我们中国，愿意承担这次海啸所有遇难者的DNA鉴定，而且承担相应的 检测费用。”这句话一出口，大家都愣了。当时会议主席惊得嘴都闭不上，安静了30秒后，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们的 吃惊是有原因的——研究人员比较年轻，再加上中国的DNA检测技术在国际上也没有得到认可，他们觉得中国敢于说这句话 ，证明中国的DNA鉴定水平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现在成功了，说起来可能有人会觉得有点儿唱高调什么的，我们当时真的没有，我们陷在一种极度的救援的热情里 面，不仅仅是热情，真的是觉得当时太惨了，我们就是想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有多大劲就使多大劲。”

　　在泰国工作了16天之后，2005年1月15日，邓亚军带领DNA援助组返回中国，随同他们回国的还有泰方的 工作人员和从泰国带来的第一批100份牙齿样本。

　　这100份牙齿样本拿在手上，觉得分外沉重。这批样本，一点错不能出，还必须做到最好，而且有一个做不好那就 是中国做得不好，而不是说邓亚军做得不好——压力可想而知。

　　这100份样本还是他们争取的，原来泰方只打算给25份，当时，泰国方面不太相信他们。然而，100个样本检 测完毕，却没有任何结果。

　　一头凉水浇下来，这个时候只有这样的感觉。

　　牙齿样本检测几乎全军覆没，前所未有的压力扑面而来——为了让泰国政府和国际DVI的专家尽快了解检测情况并 解决问题，1月21日，邓亚军再次飞往泰国。2005年1月30日，5位DVI专家组成员护送第二批460份样本来到 北京，然而，在专家组成员的监控下，牙齿样本仍然做不出来。DVI组织开始向英国、韩国、瑞典、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实验 室发送样本让他们进行检测。

　　哪里错了呢？她几乎是在拷问自己了。一点点地回想，一步步重新验证，会不会是把DNA扔掉而把杂质留下来了？ 会不会仪器出了问题？……差一点，就没有了惯常的自信。听了她的报告，DVI小组20位专家大都沉默着，只有一位美国 专家走过来，握住她的手：你做得很好，我从来不相信牙齿能做出好结果。

　　那一瞬间，眼泪差点就不争气地掉下来。鉴定结果不理想让鉴定中心和北京基因组研究所都陷入了空前的信任危机— —国内的、国外的，舆论环境很不利。

　　等待的时间是难熬的，10天后，各个国家的结果陆续发到泰国。澳大利亚10个牙齿样本里，仅有一个“类似”有 点结果，英国干脆一直没有返回结果，韩国有一个结果返回，但缺少了关键的阴阳性对照，无法确定……

　　3月5日，邓亚军收到了一份来自泰国的邮件，国际DVI组织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布，以前从海啸遇难者身上采集的 牙齿样本无法检测出DNA结果，全部改为骨骼样本进行检测。

　　2005年4月5日，第三批样本从泰国发来，500份全部为骨骼样本。

　　如果不是心里有个坚持的念头，也许那些日子她早就被巨大的压力打倒了。一波三折的检测过程，也曾让极度自信的 她陷入不可名状的烦躁情绪，她得极力控制自己，否则就会哭出来。因为压力大，其他部门如果稍微配合不好，她便会对他们 又哭又闹。

　　从4月5日到6月5日，整整两个月的时间，一次一次地反复作检测。到最后，500份样本，除27份已经通过指 纹和牙齿识别外，其余473份，提交了404份数据，成功率84.7％。

　　结果发到DVI，他们认为简直不可思议，骨骼样本属于疑难样本，各个国家大概平均水平是50％左右，而邓亚军 他们不但成功率达到84.7％，跟其他实验室相比，数据返回也最快，数量最多，质量最好。

　　500，1600，2000……没有一丝怀疑，DVI将所有的剩余样本都放心交给了邓亚军。

　　2005年7月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与泰国总理他信共同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泰王国政 府移交泰国海啸遇难者DNA数据检测结果》移交仪式，在中泰建交30周年之际，这份检测结果成为两国之间友谊的象征。

　　自信和精进，让人生更加精彩

　　2006年4月，罗布泊发现干尸消息公布后，邓亚军第一时间接到任务，赶往敦煌提取干尸样本。由于干尸被怀疑 是失踪的我国著名科学家彭加木，鉴定工作受到了社会的高度关注，所有的压力集中在她身上。

　　在罗布泊的采样，发现疑似彭加木的尸体上有残留的毛发，因为时间很长，尸体风化很厉害，邓亚军他们采样了大腿 骨骨头、提取了毛发和一些皮肤组织。回到北京的实验室，鉴定工作马不停蹄地开始，5月1日之前，所有实验室数据已经完 成。“我们得到了很好的数据，现在只等着与彭加木的DNA比对，只要有样本，结果很快就会出来。”她的声音让你相信， 一切尽在她的掌握之中。

　　从害怕尸体的法医专业学生，到刑侦“战场”上冷静的女警察，从面对SARS病毒的执著，到海啸遇难者鉴定过程 的艰难，从研究成果登上《科学》杂志封面到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等一系列荣誉，邓亚军，这个依然有着孩子一样笑容 的女子，已经学会了怎样砥砺自己的内心，学会坚强，学会更加自信，如此，未来的人生还将有更多的精彩……

　　责任编辑：邱四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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