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价调控进行时

　　文-刘新平 韦桂华

　　图-ChinaFotoPress提供行政部门态度坚决

　　药价虚高，受害的是普通消费者，各地百姓一直以来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看病贵”“看病难”的愤懑和诟责。 而国家卫生部部长高强对药价虚高的关注和抨击，也在

最大程度上应和了百姓的普遍情绪：自履职以来，在许多公开场合，高 强谈起药价虚高问题，其态度之坚决、言词之激烈，都足以震动视听。

　　2004年6月，在国家发改委和卫生部联合召开的全国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工作会议上，时任卫生部常务副部长的 高强第一次公开强调，要通过降低政府定价、完善集中招标采购、健全医生用药技术规范3个环节，控制药品费用的过快上涨 。

　　2005年2月中旬，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高强又旗帜鲜明地指出，要从源头上控制医药价格，坚 决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目前，医疗服务行业不正之风的突出表现是乱收费，拿回扣，收红包，开单提成和药品价格过高。要 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坚持标本兼治。一是在医疗服务领域加强医德医风教育，大力弘扬白求恩精神和卫生系统先进模范人物的 高尚品质和道德情操，发扬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优良传统；二是严肃查处违背职业道德，违反法律法规，损害群众利益的行 为；三是改革‘以药补医’的机制，切断医疗机构与药品之间的经济联系，引导医生根据患者病情合理用药，务求将过高的、 不合理的医药费用降下来，减轻群众药费负担。”3月5日，高强与北京多家媒体的记者说起虚高药价时更是拍案而起，深恶 痛绝之情，溢于言表：“虚高药价简直就是对百姓的生吞活剥。我们绝不能让这样的状况持续下去……现在，已经到了调整药 品定价规则的时候了，要让患者看得起病，吃得起药……从目前的有关数据分析看，无论是政府定价还是市场调节价药品，都 还存在较大的降价空间，我们将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7月1日，高强出席中央宣传部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形势报告会，并 在会上发表了《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贡献》的专题报告。在报告中，高强保持了他一贯的风格，对 药价虚高的现象进行了猛烈批评，深入剖析了药价虚高的三大原因，即企业瞒天报价违规操作、医院追求药品收入诱导“大处 方”和“假新药”替代降价药的泛滥。

　　2006年3月7日，两会期间，高强与80多位来自全国医疗卫生界的政协委员坐在一起，研讨未来5年如何缓解 百姓“看病贵”“看病难”。“医生开药方拿回扣也是受贿！要结合打击商业贿赂，改变目前医疗购销体系的混乱现状，降低 虚高药价。”高强说。

　　不久前，在高强的参与下，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卫生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商务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国务 院法制办和国务院纠风办等八部门又联合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整顿药品和医疗服务市场价格秩序的意见》，提出了包括“加强 对市场调节价药品价格监管”“改进药品定价方式、选择部分政府定价药品试行从出厂环节核定价格”“对医疗器械价格进行 必要的干预”在内的八项治理整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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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次药品降价令

　　作为卫生部部长，高强的观点和言论，代表的当然是国家和政府的态度。事实上，自1998年以来，基于群众的利 益，为整治药价虚高，政府已经相继出台了18次药品降价令——

　　1998年～2000年，共出台6次药品降价措施，累计降价金额约80亿元人民币，涉及300个品种，平均降 价幅度15%。为配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的出台，有关部门还制定了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目录药品的最高零售价。

　　2001年，先后制定公布了69种抗生素类药品价格，平均降价幅度二成，年降价金额约20亿元49种中成药零 售价格，平均降价幅度15%，年降价金额约4亿元；383种化学药品、30种抗生素单独定价药品零售价格，平均降价幅 度二成，年降价金额约30亿元。

　　2003年，原国家计委制定并公布了199种共900多个规格的西药最高零售价格，按照2002年的市场销售 量估算，降价总额约20亿元。

　　2004年5月，国家发改委降低部分抗感染类药品最高零售价格。包括阿莫西林等共24个品种、400多个剂型 规格，平均降价幅度三成，最高降幅达到56％，降价金额约35亿元。

　　2005年9月，国家发改委决定降低22种药品的最高零售价格，共涉及400多个剂型规格，平均降价幅度40 ％左右，最大降价幅度达到63％，降价金额约40亿元人民币。

　　2006年6月2日，国家发改委公布，自6月12日起，67种抗肿瘤药品的零售价格将全面下降。列入本次降价 名单的67种抗肿瘤药品共涉及300多个剂型规格，根据发改委相关负责人透露，此次降价的平均幅度为23%，有些药品 下降幅度可以达到57%，降价金额总计23亿元。在列入这次药品降价范围的67个品种中，有23个品种过去是企业自主 定价，去年刚刚列入政府定价范围。发改委同时规定，医疗机构在销售67种降价药品的实际加价率必须限制在15%以内， 对于实际采购价高于500元的，最高加价额不得超过75元——与以前17次降价有所不同的是，这次降价是按照药品类别 进行调整，之所以首批选择抗肿瘤类药品进行价格调整，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解释道，“主要是考虑到抗肿瘤药品价格非常昂贵 ，一支化疗用的注射剂价格动辄高达上万元，患者经济负担沉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同类药品间替代现象的发生。 ”

　　虽然，因为某些厂商、药房和医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软抵制，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政府药品降价令的实际成 效，但我们依然可以从1998年至今的18次药品降价中，看到了政府整治药价虚高的决心、诚意和成果。即从第18次降 价的品种看，67种药品几乎占了整个化疗药物的70%，涉及的范围很广，降价幅度也很大。比如头孢哌酮钠/舒巴坦纳注 射液，原价126.2元，现价50.3元，降幅达60％；“依托泊苷”，目前该药在药店的价格为1025元，而国家发 改委本次规定的最高零售价仅为620元，降幅高达40%。而在第18次降价令出台之前，有些药店就已经“闻风而动”， 下调了药价：今年4月18日，在北京，已经有135年历史的白塔寺药店就首破降价坚冰，将1036个品种的药品价格进 行下调，其中西药405种、中成药442种、保健品189种，价格平均降幅为15％～25％，有些品种的降幅达50％ 以上。而且，降价的品种大部分是治疗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的药品，如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公司生产的感冒清热颗粒，由 原来的每盒14元降为每盒9.8元；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日夜百服宁，由原来的每盒13.9元降为每盒1 1元；北京大恒倍生制药厂生产的复方丹参片，由原来的每盒8.8元降为每盒2元……如果一味说降价令对普通百姓毫无益 处，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当然，要真正打破“药价贵，看病难”的“坚冰”，还必须要求有关部门在医疗体制改革上，在药品流通环节删减上 ，在百姓医疗保险制度建设上，在医务人员职业操守建设上，在定价机制完善上，在药品价格透明管理上，在平价药房普及上 ，在打击医疗腐败上出重拳，施高招，下真功，同时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上，放宽舆论监督与民众监督，提高违纪违法成本 ，在各个环节上，让有些人不敢做、不愿做违背职业道德的事。而这其中关键的关键，正如某些专家所言，是必须迅速完善并 且严格实施医院的基本用药制度。

　　“学术管理”的现在和将来

　　一个星期前，记者的一位朋友因为先天性耳前漏诱发感染，前往武警总医院就诊。诊断、检查、开药，一系列程序下 来，朋友总共花了59元。如此费用，让他大感惊异，因为就在一年前，因为同样的病因，在京城的另一家大医院里，他花的 医疗费，超过300元。于是询问医生。医生说，他们医院对价格昂贵的抗菌药物应用有着非常严格的管理规定，并且有一套 严格的检查、监督机制。所以，开处方时，他们的笔下就格外谨慎。

　　6月20日，在武警总医院，杨造成副院长给记者拿出了武警总医院下发各科室、各护理单元的两份管理规定，一是 《武警总医院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规定》，一是《关于试行单病种临床路径和限额付费的通知》。杨造成向记者介绍说，在 处方药中，抗菌类药物是最容易做手脚的，比如用普通青霉素可以解决的病症，但就是要开头孢三代、四代，同样是治病，因 用药不同，患者就得多花5倍甚至10倍的钱。“我们下发《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规定》，就是要给每一个有处方权的医生 提出硬性要求，能用普通抗菌素的，就不能开特效的、昂贵的。同时，我们还强化了监督机制，定期进行检查、监督。院里专 门成立了医疗质量控制办公室，人员由各科室主任和护士长构成，每个月都对各科室收治的病人进行分级、分类，对主治医生 的治疗、处方进行讲评。如果你的科里没有特殊病人，如烧伤感染等，而你使用的抗菌素又是特殊的和极其昂贵的，那么，这 其中就存在问题。”杨造成说。

　　曾有一例病人，是普通的伤口手术，在术后没有出现任何伤口感染的情况下，主治医生却给病人连续使用了两个星期 的头孢类抗生素，明显超出正常用药。院里发现后，立即责令停止用药，并对那名医生作了全院通报批评。“要降低药价，首 先要从制度上卡住药物的合理使用关；另外，最重要的是，医生的医风、医德教育，必须跟上。”杨造成强调说。

　　协和医院的副院长赵玉沛向记者介绍了他们的办法，他们很强调学术管理的功用。为了对抗菌药物进行分级管理，促 进和保障抗菌药物的临床合理应用，今年3月初，协和医院专门成立了以赵玉沛为主任的抗菌药物管理委员会，其成员中，有 院感染管理办公室主任、药剂科主任、细菌室主任和骨伤科、血液科的专家、教授，而副院长赵玉沛则是全国知名的外科专家 。从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中(没有一位行政管理人员，全部是临床各部门的专家)，记者明显感受到了赵玉沛“学术管理”的理 念和思路。对此，抗菌药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马小军有自己的领会：“前一段时间，协和在使用抗菌药物方面，特别是在一些 手术科目或预防用药上，确实存在个别问题，比如三代头孢菌素使用量过高，等等。但是，三代头孢类药物大量应用于临床， 又不能说毫无道理。如头孢曲松，其安全性高，一天只用一次，就能覆盖大部分皮肤表面的细菌。应该说，这是其使用的合理 性。与之相印证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头孢曲松的销售量和使用量都排在第一位。而其不合理性则在于，大量使用，会导致一 些耐药性细菌素的出现。医院以学术管理的方式，对待类似的情况，无疑不会在临床中造成混乱。因此，我觉得赵院长关于加 强、深化学术管理力度理念的价值和意义正在于此：它可以在一种学术和专业的氛围里，引导医生更加合理地使用各类抗生素 ，因为不是每一个医生都是抗感染专家、微生物学专家和药剂学专家，而我们这个委员会的专家和教授，可以弥补他们相关专 业上的不足。目前，委员会定期对每天发生的处方，对处方上容易产生耐药性的药物，对容易导致大量医疗资源浪费的药物， 进行学术化的评估，其专业上的权威性自然无可置疑，而对临床医生专业上的提升，也有莫大的好处。”马小军介绍说。

　　在对限制性和特殊抗菌药物的应用上，抗菌药物管理委员会也有极为学术化的使用程序和管理细则：首先，主治医生 必须开出申请单，写出诊断的意见和必须使用的理由，由科室负责人把关、签字；然后由药剂科核实，对于用药是否合时、合 适，拿出专业化的审核意见——治疗后，感染管理科还要对实际的治疗效果进行追访。

　　应该说，协和医院推行的“学术管理”已经初见成效：自今年3月中旬到6月中旬，统计数字显示，协和医院各类抗 菌药物的使用分别比上一个季度下降了20%～50%。“虽然，用药量的下降是以医院收入的下降为代价的。但是，我们不 会停止学术化管理的步伐。可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所有的患者都将因此而受益。”马小军说。

　　遵从人民的意愿

　　今年5月15日，在北京市医药行业协会成立5周年论坛上，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的一位负责人透露，国家将建立一个 两年调整一次药价的机制，“不单是降价，而是政府根据实际的医疗消费需求，调控药价。除对政府定价药品进行定期药价调 控外，对于市场调节价格的药品，政府将对其进行价格干预。目前拟施行的措施有：如果在一个月内药价上涨5%以上，必须 向政府备案，说明情况、原因，未获准通过不得涨价；如果消费者举报某药品存在价格暴利，相关部门有权对其进行调查处理 ，如属实将追究相关责任人。”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位负责人再次强调：“建立这样的机制以阻遏虚高药价，当然不是盲目的，因为我们依据的是 百姓的呼声，我们遵从的是人民的意愿……我们将依据这一机制，继续分期分批降低药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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