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在上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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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7月17日16:56 中国青年杂志 | |||||||||
文-刘导生 图-刘导生提供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已经70周年。回顾这一段历史,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和为祖国献身的精神, 仍是我国现代青年的宝贵财富。 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应运而生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三省以后,又进而攻占热河省。日寇亡我之心不死,进而逼近平津,妄图占我华北,逼迫平津 驻军29军的军长宋哲元搞所谓华北自治,建立“冀察政委会”,成为它的傀儡政权。这就首先引发了平津学生的愤怒,发动 了“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抗日救国的大游行,掀起了全国学生的抗日浪潮,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不准集会结社、限 制抗日活动的政令,正式成立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继而把抗日救国浪潮推向全国,震撼了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围剿 北上抗日红军的反动政策。 1935年12月,平津学联决定发起组织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随后派出北大学生刘江陵和中国大学学生董毓华前 往上海筹建,北大学生唐守愚在济南任教,也被邀共赴上海参加筹备工作。在中共江苏省工委王翰、胡乔木的帮助下并得到上 海各界救国人士的支持,筹备工作进展顺利。1936年3月,北平学联又派清华大学学生陆璀(女)到上海参加筹备工作, 北平、天津、上海、杭州四市代表以游西湖为名召开会议,讨论了当时的形势、任务和召开成立大会问题,通过了筹备会宣言 ,宣告全国学联筹备会成立,并决定出版相关刊物《学生呼声》,宣传全国学联抗日救国主张,由陆璀、唐守愚负责编辑。 1936年5月下旬,全国各界救国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同时全国学生联合会也举行代表大会。我当时是华北各界 救国会的主要成员,又是民族解放先锋队负责人之一,因此,我作为华北各界救国会的代表,会同华北各界救国会的秘书长刘 清扬(女)被委派出席全国各界救国会代表大会,同时作为北平学联的代表参加全国学联代表大会。 1936年5月29日,在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会议室正式召开了全国学联的成立大会,与会者有广州、南京、 上海、北平、天津、保定、济南、青岛、温州、徐州、武汉、杭州、厦门、香港、巢县、宜兴、苏州以及广西等地学联代表2 8人。经过两天的会议,大会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要求发动全民抗战。大会决定全国学联定名为 “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通过了学联的纲领、简章和宣言。这个纲领提出了学联各项救国主张:“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到 底。” 大会还通过了“派员赴各地对尚未成立学联的地方组织学联”和“加入世界学联”等提案。大会选出11个地区的代 表为执行委员,其中北平、天津、上海、广西、武汉5个代表为常委,我被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当时称总务),吴祖贻为组 织部长,陆璀为宣传部长,唐守愚为副部长。由于上海的政治环境,全国学联只能半公开地活动,这时董毓华已返回北平,刘 江陵虽已退出全国学联主席职务,仍和我及吴祖贻二人住在一起,以便共同研究学联工作。同时,由于国民党仍未放弃“攘外 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将抗日救国活动视为“有碍邦交”严加禁止,因此,我们的住址仍须保守秘密,我们虽然住在租界里 ,仍不时变换住址。我们的通讯处,只好借用沈钧儒先生的律师事务所。 紧接着召开了全国各界救国代表大会,由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出面号召,于5月31日在马相伯家召 开,6月1日正式成立,全国20多个省市60多个救国团体和19路军的代表共70余人参加,特别难得的是还有东北抗日 联军代表第四军军长李延禄参加,他从最艰苦的东北游击区到上海很不容易,据他说,曾做了半年准备,留出头发剪成分头, 西服革履,才瞒过日本人的眼睛,辗转来到上海。大会选出执行委员40余人,常委14人,他们是沈钧儒、章乃器、李公仆 、史良、沙千里、王造时、孙晓村、曹孟君等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在华北、华南、西北和南京、武汉、济南等地 相继成立了抗日救国会,旅居欧美及东南亚各国的华侨和香港同胞也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在共产党的影响和支持下,救国会活 动在全国人民中有了很大的影响。 全国学联与世界学联 全国学联成立后,除保持与各省市学联的联系指导外,主要的工作是加强中国学生运动和世界学生运动的联系。 1936年2月8日,世界学生保障和平自由文化联合会(简称世界学联)在致中国同学的信中说:“眼看着你们为 中国独立而奋斗,为民族文化发展而斗争,我们以‘世界学联会’的名义十二万分感谢你们这种伟大努力,在学生运动悠久的 历史中,没有一次比得上这次这么有毅力和勇气,没有一次运动比得上这次更统一,没有一次的领导联系得像这样的好。…… 我们也觉得十二万分光荣。”1936年2月29日~3月1日,国际青年保卫和平大会在布鲁塞尔召开,出席代表320人 ,还有23个国家派出观察员。全体代表一致通过决议,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唤起世界学生要求国际联盟对日制裁 。3月14日~15日,世界学联在伦敦召开会议通过决议和宣言,对中国学生“为保卫中国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反对日本 帝国主义的斗争而做的英勇斗争特别表示敬意!”号召全世界同学援助中国同学。 同时,世界学联给北平学联一封信中说:“我们规定自4月22日到29日为世界学生和平运动周,号召各国学联总 罢课,向各国的日本使领馆示威,向国联抗议……”同时,还拟于8月底在日内瓦举行世界青年大会,希望中国派代表出席。 1936年8月31日~9月6日在日内瓦召开世界青年大会,全国学联派宣传部长陆璀前往参加,另外还有在国外 的留学生陈天柱等人与会。当时我们处在地下,参加国际会议并非易事,不像现在坐上飞机就去了,而是要通过社会关系从上 海坐苏联的货船经远东先到莫斯科再转巴黎,经过多少艰难险阻是不难想像的,对一个刚离开大学校门的女学生来说,是要有 勇气和智慧的,我十分佩服。9月1日,陆璀代表中国学生向大会作报告,她说:“为了解放我们的中华民族,为了不能忍受 祖国被宰割,我们面对敌人的刀锯鼎镬,站起来了。”“今天的中国,关于青年的一切,都集中在一个基本问题——抗日救国 方面。”她的发言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陆璀同志经常寄发国外的有关刊物,写长篇报道,使我们了解世界学生运动的动态,她的报道收到后即登载在我们的 刊物——《学生呼声》上,我们也将国内的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情况写信告诉她。世界学联在精神上对我们的爱国运动起了鼓 舞作用。 在外文翻译上遇到困难时,如法文或德文,我就找王炳南同志的夫人王安娜(德国人)代劳,她会多种外文,并能用 中文交谈,她因生孩子才由西安到上海来的,全国学联对外宣传的材料,都经她的手译出并打字,给我们帮助不小。另外,我 也和《中国呼声》(英文刊物)的主编格兰尼奇先生有来往,该刊当时宣传红军的材料不少,有些国外抗日运动的情况,他夫 妇二人也向我们提供。可惜我的英语会话能力太差,虽然我也学过十年英语,但听力和口语没有这方面的训练,交流比较困难 。抗战爆发后,我到敌后打游击去了,便不知这个刊物的下文了。 全国学联始终站在抗日救国第一线 在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的同时,南京政府又加紧镇压抗日救国运动。1936年11月22日,全国学联为了调解全 国各界救国会领导层的意见分歧,不至影响领导集体的团结,我们便约请全国救国会的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仆 、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七人,还有一个姓潘的(名字已忘记)民主人士参加。本来我们的用意是调解纠纷,请大家交换意 见,统一分歧;不料,章乃器和这位潘某在功德林佛教馆的饭桌上,由于在抗日救国的主张上有分歧,又大吵大闹起来。就在 这天席散后的深夜,在蒋介石的所谓“危害民国”的借口下,反动军警把上述七人逮捕,即所谓“七君子事件”。接着又逮捕 了南京救国会负责人孙晓村和曹孟君,并没收大批救亡书刊。 此后,全国学联就投入营救七君子运动,11月24日和27日为七领袖无辜被捕发表《紧急宣言》和《告全国同胞 书》,驳斥了横加于救国会的莫须有的罪名,表示绝不放弃抗敌救国的立场,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释放被捕的抗日救国领袖, 公开保护救国运动。11月26日,宋庆龄发表了《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领袖被捕声明》,抗议对沈钧儒等七人的非法逮 捕。北平知名学者李达、许寿裳、许德珩等107人致电南京政府要求“即日开释”“勿再拘传”,北平学生举行两天罢课, 并派代表南下请愿,要求政府释放救国会七领袖。28日,北大、清华、燕京、东大、师大等23校学生宣布罢课,表示抗议 ,再一次形成救国浪潮。 1936年10月19日,文化界的泰斗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噩耗传来,激起全国人民,特别是文化界的悲痛。全 国学联积极为鲁迅先生送殡做准备。当时山东出席全国各界代表大会的代表张语仍在上海,由全国学联关照他们夫妇生活。他 善于书法,大家便请他为鲁迅送殡写了大幅送殡挽幛,用魏碑体写了“鲁迅先生不死、中华民族永生”,下款是“中华全国学 生联合会”,并注明代表全国23省市学生联合会。 鲁迅先生告别仪式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参加送殡的有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史良、王造时、沙千里、李公仆 、邹韬奋等知名人士。全国学联由我和刘江陵、吴祖贻等人参加,我举着大幅挽幛随大队由万国殡仪馆出发,浩浩荡荡直到虹 口公园安葬。 鲁迅在当时青年学生中有广泛的影响,我刚到北平时,就听人们谈论“阿Q”精神,谈论鲁迅顽强奋斗的精神,因反 对北洋军阀镇压爱国学生运动,鲁迅先生被迫到厦门大学任教。1927年到上海,鲁迅开始研究马列主义,反对国民党围剿 中国工农红军,成为中国文化界的伟人,1936年倡导抗日统一战线,更赢得全国人民的景仰。所以,毛泽东同志对他的评 价是:“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 奴颜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最可宝贵的性格,向敌人阵地冲锋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空前的民族英 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方向。” 全国学联住机关的人很简单,只有我和吴祖贻再加已退下来的刘江陵共三人。唐守愚住在另外的地方编缉《学生呼声 》,只是开会时才来碰头。学联只能半公开活动,因为我们随时会遭到反动当局的抓捕,所以我们变换住址是常事,例如亚尔 培路、马思南路(均为旧名)等等,我们都住过。在上海的生活费用比北平高许多,只好由各自想办法,除亲友帮助外,就是 写点小文章赚点稿费维持。所以我们三人从来住亭子间(即楼梯拐弯处或屋顶楼),那里没有卫生设备,小便靠自备尿盆,大 便得跑到公共租界去,每次还要花几个铜板才准入内,这种生活也是上海大多数文化人的生活。 我在全国学联工作到同年12月下旬,由于民放解放先锋队要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北平派遣段君毅同志到上海接替我 的工作,召我即刻返回北平参加全国民先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我当即交代完毕后返回北平。抗战爆发后,君毅同志奉党的命 令也到鲁西创建抗日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去了。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的工作至此结束。 相关专题:《中国青年》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