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我国首任商务部长吕福源

吕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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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3月，吕福源出任我国首任商务部长，与金人庆、马凯、周小川一起，被称为温家宝政府财经四阁员。

　　2003年9月，在初步查出罹患癌症的情况下，吕福源仍参加了在柬埔寨举行的第六届东盟和中国及东盟和中日韩经济贸易部长会议。紧接着，他又出席了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会议——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

　　2004年2月，为使商务部工作不受影响，吕福源提出辞去部长职务。随后，中央宣布由薄熙来出任商务部部长,免去吕福源的部长职务,但仍保留党组书记职务。

　　2004年5月18日，吕福源逝世，享年59岁。因健康原因在政府部长的位置上任职如此之短，在新中国的同级官员中恐怕很难再找到第二个。

　　吕福源的去世，常让人生出“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襟”之感。这位从基层一步步扎扎实实走上国家领导岗位的我国首任商务部长，虽在公众面前还远未“脸熟”，但他在事业上的成就却不容抹杀。北京汽车工业总公司总经理董扬在怀念文章中写道，“如果有关权威部门能在总结他一生的基础上，将他树为某种楷模，我将深以为荣、深以为幸。”董扬还说，“与我所熟悉的汽车行业的诸多学者、专家、工程师、优秀的企业家相比，吕部长对工作的责任心最强，他是以事业为己任的。在一汽时，以振兴一汽为己任；在中汽及机械部工作时，他实际上处于专职负责中国汽车工业政府管理工作的最高位置，他是以振兴中国汽车工业为己任；其后在教育部、商务部任职，他又以当时的职责为己任。”

　　学者型部长——“人是智慧生命，应以认识宇宙为快”

　　吕福源爱读书，是一位公认的学者型部长。他常说，“人是智慧生命，应以认识宇宙为快。”以这一思想为前提，他从小埋头读书，绝不浪费时间在无谓的事情上。读大学期间，“文革”爆发，同学们热衷于两派斗争、“文攻武卫”，吕福源却保持了一个年轻人难得的冷静，依然稳坐图书馆，博览群书。除专业书之外，马克思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李卜克内西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等无不涉猎，并记下了几十本读书笔记。

　　吕福源很看重个人知识体系的建立，他说，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最需要综合型人才，综合型人才一定要博大精深，通晓全面，有自己完备的知识体系。“基础学科一定要有专家水平，这样才能对新技术、新事物有非常快的反应。对于其他非基础学科，要做到广博，因为所有知识都是互相关联的。” 在日复一日的手不释卷之后，吕福源建立了自己独特而实用的知识体系。一次，吕福源在国外的一家旧书店买书时，店主忍不住上前与他攀谈了起来。店主说，他卖了几十年的书，对任何一个人都能从他所买的书中基本判断出其职业，但今天竟不能判断吕福源的职业，这让他非常好奇。吕福源说自己是一名教师，业余喜欢阅读各类书籍。店主显然不相信，但又不好多问。后来，店主对吕福源说，他有一本珍藏的绝版书，如果吕福源能说出内容，就给他当天买的书打五折。结果，吕福源不仅说出了这本书的内容，而且还给店主介绍了一些相关书籍。原来，这本绝版书是二战后出版的一本准确预测了战后经济发展趋势的著作，由于作者当时没有名气，所以发行量很小。吕福源是在一本经济书的索引中知道了这本书的存在，找了很久才在英国的一家图书馆找到。当时，吕福源还在汽车行业工作，但金融和经济已是他知识体系中重要的部分。

　　完备的知识体系赋予了吕福源严密的逻辑能力，而逻辑的力量是强大的，它必然指向超前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使得吕福源能够不受周围环境的左右而明晰地做出并坚守自己的选择。

　　1969年，吕福源结束大学学业，被分配到一个小镇上做工人。几个和他情况类似的同学对前途都很悲观，但吕福源却认为：总有一天国家还会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在大多数人还没认识到这一点时，他们应该超前一步，抓紧时间学习，以备将来之需。他还提议制定一个“三三三”计划，即利用三年的时间掌握三门技术(计算机技术、电视技术、无线电通讯技术)，三门外语(英语、日语、俄语)。那时，吕福源已经在查阅外国科技文献时“发现计算机技术近几年在欧美发展很快，一些西方学者将计算机的应用比作第三次工业革命。”“三三三”计划制定之后，吕福源和他的这3位同学每周都会聚会一两次，每次由一人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主讲一两门课程，然后进行讨论。国内形势的发展果然被吕福源言中。“四人帮”倒台后，知识重新受到重视，吕福源和他的同学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不俗的成绩。

　　吕福源常说，来北京工作的一大乐趣，就是这里有全国最大的图书馆。周末如果没有工作，他会在那里泡上一整天。这种度周末的方式，在部长中恐怕也算绝无仅有了。搬到北京后，吕福源一家四口第一次出行，就是去国家图书馆。吕福源带着儿子去阅览室看书，爱人苗老师则带着还不能办理借阅证的女儿，在目录检索室教她如何查找书籍。

　　苗老师说，“福源每接手一份新工作，第一件事都是抱一大摞那个专业的书回来。” 大量阅读，再加上卓有成效的调查研究，使吕福源虽然调动频繁，工作性质跨度很大，但都能很快进入角色，并成为那方面的专家。吕福源不好工作之外的交往，不喝酒，不吸烟。每次出差在外，他从不让地方安排工作以外的参观，有闲暇时就跑书店。刚开始，随行人员还坚持陪着去，但慢慢的，就没人“敢”陪了。底特律一位汽车界人士说，“我们最喜欢接待吕部长了，因为不开会时，你只要早上把他放到书店，然后晚上再去把他接回来就可以了。”

　　技术专家——“能在全国第一的汽车厂当工人，是非常自豪的！”

　　1972年9月，吕福源经对调进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红旗轿车分厂总装车间，成为一名冷气装配工。吕福源常对家人说，能在全国第一的汽车厂当工人，是非常自豪的！这种自豪感最直接的体现恐怕就在于，即使是被分配做冷气装配这样与他名牌大学毕业生的身份极不相称的工作，他也是全身心投入。白天，他和工人师傅抢着干力气活，晚上则埋头于资料中，对空调制冷的原理追根究底。

　　到一汽不久后的一天，吕福源就发现，在援助朝鲜的红旗轿车中汉语和英语两本说明书关于空调制冷原理的说明有根本性错误。在查阅了大量资料之后，他把修改说明书的报告交给了车间。之后的一天，他正在装配轿车的地沟里干活，忽然有人走过来大声问：“是吕福源吗？”来人是曾留学美国并在福特工作过的轿车厂总工程师、我国第一辆轿车——“东风”轿车的设计者之一史汝楫。他是看了吕福源的报告后，专门下车间来找他的。后来，轿车厂按吕福源的建议对说明书进行了修改。这个“胆子大”、外语又好的年轻人也就此进入了厂领导层的视野。

　　上世纪70年代初，为迅速恢复红旗轿车生产、提高红旗车质量，一汽从国外进口了一批高精尖设备。当时随设备带来了大批国外资料，日文、英文都有，急需翻译。1974年的一天，时任轿车厂总工程师的赵静岩找到吕福源，让他在业余时间翻译几篇英日文资料。结果，赵静岩大大吃了一惊，因为吕福源的译文水平比他找的专业翻译高多了。于是，吕福源被借调到技术科，在翻译了大量外文资料之后，又扛起了向高精尖技术挑战的重任——负责一汽从日本引进的我国汽车行业第一台三坐标测量机的安装调试和人员培训工作。

　　三坐标测量机是一种技术密集型的智能化测量仪器，用于测量汽车零部件的加工精度。当吕福源第一次看到三坐标测量机时，由于当时的历史情况，设备一直没开箱，受了风吹雨淋，机械部分锈蚀了，计算机部分已全无动作。为了调出这台受损机器的最佳精度，追踪国际上三坐标测量机的最新发展，在当时相当闭塞的环境下，吕福源抓住一切机会，去北京各大图书馆，尤其是部队、军事院校的图书馆收集资料。在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他终于掌握了关键数据，使设备投入了生产使用。

　　但吕福源并未就此止步，而是进行了更深一层的开发工作。通过自学计算机语言，利用三坐标测量机附带的美国HP 9810电子计算机，他又开发出了后桥齿轮计算程序，这是一汽历史上第一个自主开发的计算机程序。从此，吕福源在三坐标测量机方面声名鹊起，全国各地的同行纷纷慕名前来请教。而且，凡一机部所属企业要引进三坐标测量机，谈判和验收工作是必定要请吕福源参加的。

　　“文革”结束后，全国上下一派新气象，科技重又受到了重视。此时，已成长为业内数一数二的技术专家的吕福源奔走于各兄弟厂，帮助进行验收、索赔等工作，壮志满怀，意气风发。1978年，吕福源受一机部指派，赴重庆汽车发动机厂验收从日本引进的三坐标测量机。在对计算机三天三夜的考机运行中，吕福源查出此设备内存板存在故障。经过据理力争，我方向日方索赔成功。在从重庆归来的火车上，吕福源写下了一首诗，记录了与日方技术人员柴山、金田、市濑、木村谈判时的感受。

　　自嘲

　　1978年4月20日于10次特快列车

　　衣冠已旧贫穷辈,其貌不扬似愚昧。

　　却对日方纵谈笑,寸步不让针锋对。

　　柴山苦笑无言回,金田摊手向后退。

　　市濑为难不言语,木村赞同点头微。

　　谈判验收看论理,衣冠相貌却无愧。

　　胸怀祖国有正气,代表民族无亢卑。

　　1981年，吕福源顺利通过教育部的考试，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访问学者，赴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工学院进修。在加期间，吕福源不但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自己的学业，还为导师的科研项目承担了许多工作。1983年吕福源回国前夕，导师一再挽留他担当工程的领导工作，并许诺将提供优厚待遇，但是都被他婉言谢绝了。鉴于吕福源留学期间的杰出表现，在他回国两个月后，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党支部通过高教部向一汽轿车厂党组织建议：发展吕福源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3年4月，吕福源甫一归国即被赋予重任——主持从日本进口的大型底盘模拟测功机的解体、搬迁、重新安装及调试工作。底盘模拟测功机是用于测量汽车驱动轮输出功率、扭矩和转速的专用计量设备，可以模拟对汽车进行检测时的各种条件，如各种路面、风速、刹车力等，还可以进行风速风洞试验，当时全国仅此一台。1979年底吕福源出国前曾负责验收该设备的电子计算机部分，当时由于基建方面的原因，该设备被临时安装在一个厂房内。1983年初，新厂房落成了，但怎么把这个庞大的系统安装到新厂房内，成了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有人坚持认为我们自己技术力量不够，应该请日本专家，但这样需要花费25万到30万美元。在明知有很多困难的情况下，吕福源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

　　这套设备光电气、电子线路图纸就有1000多张，各类英日文说明书有近40卷。在对这个系统进行了反复分析后，吕福源自己动手重新画了分析图，理清了所有连接线路。他和十几位同事一起，全部自己动手拆，自己运，自己装，自己调，终于排除了所有故障，按说明书调出了所有精度。搬迁工作全部结束后，日方派来的专家组组长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一汽从1983年7月开始的以产品换型为中心的第二次创业中，吕福源以他卓越的工作为一汽在技术方面的改进立下了汗马功劳。1984年5月，吕福源被授予一汽“总厂换型改造功臣”荣誉称号，之后不久升任一汽轿车分厂副厂长。

　　上任之后不久，吕福源又接受了国庆35周年红旗检阅车的设计和生产任务。虽然生产检阅车对轿车厂来说并不陌生，但中央这次提出的技术要求在国内尚属空白——要有自动升降活动篷；要有调节首长检阅时高度的自动升降底板；要具有防护性——对于这些要求，当时人们既无感性认识也没有相应的技术资料，而且只有9个月时间，任务相当紧迫。一汽为此成立了工作组，赵静岩任组长，吕福源任副组长。在奋战了250个日夜之后，工作组出色地完成了国庆35周年阅兵用车的历史任务，受到了中央军委的嘉奖。

　　谈判高手——一汽的基辛格

　　1985年2月，吕福源升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副厂长、总经济师，主要负责经营和对外经贸工作。从那时起直到1990年调离一汽，吕福源辗转奔波于欧洲和美国之间，进行了大量艰难的谈判工作，促成了一汽奥迪车型的引进及15万辆捷达轿车项目的上马，为一汽以上轿车、轻型车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创业在硬件上做了充分的准备。吕福源因此被一汽人尊称为“一汽的基辛格”。

　　颇富传奇色彩的要数一汽对德国大众在美国威斯摩兰工厂设备的引进。这些生产线上生产出来的捷达等轿车使一汽在国内轿车生产的竞争中拔得了头筹。如今，一汽—大众的总装线和焊装线大部分用的仍是威斯摩兰厂的主要设备，其中焊装线有64个机械人，其自动化程度仍居我国同类设备之首。

　　1988年底到1989年春，一汽决定买下德国大众位于美国宾州威斯摩兰一座工厂的全部设备(主厂房26万平方米，有车身焊装、油漆、总装三个车间)，这样他们就能最快地拥有一座年产30万辆轿车的工厂，在国内的竞争中赢得先机。为不走漏消息，一汽派出了只有吕福源和外经处副总工程师李光荣两个人的“微型”代表团。在谈判中，德方要价3900万美元，但吕福源手上只有国家给的2000万美元外汇额度。谈判进行了21天之后，双方在2500万美元这个关口上卡住了。谈判已无法进行下去，德国人决定送客，机票也买好了。在第二天的告别宴上，吕福源听德国大众的几个人在用英语闲聊时提起：由于奥迪新车型的开发没有跟上，他们很担心当年德国大众会因为达不到保本点而裁员。吕福源立即抓住这个信息，对他们说，“我们可不可以互相解决一点困难，在未来几年，我作为最大的用户买你的车(当时国家计委有此计划)，使你的车超过保本点，但是你要把那个工厂完全给我。”对方一听也很兴奋，立刻说，那你们先别走，退掉票，我们要向董事会报告。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又一轮激烈的谈判后，吕福源把德方要求我们购买奥迪车散件的数量由20000台压到了14500台。签完合同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奔赴美国，把一汽在美国的进修生调到威斯摩兰，守住了工厂的大门。美国人看得目瞪口呆：这个工厂这么简单就变成中国人的了？!

　　在美国，吕福源又对方方面面做了大量说服工作，终于使得一汽能够把100多名技术人员和工人派往威斯摩兰，和当地的工人一起联合动手拆装设备。因为只有联合动手，一汽的工人才能得到有效培训，回国后这些生产线才能最快地投入使用，也才可能为“捷达”最快上市赢得时间。果然，联合拆装一事还是遭到了美国钢铁工会的起诉，对方认为在他们国内存在大量失业工人的情况下，拆迁设备的工作不雇用当地人是违法的。凭借之前周密细致的工作，吕福源带领一汽有惊无险地渡过了这个关口。

　　后来，一汽又将吕福源赢得的这座“免费”工厂的设备作价2500万美元，加上拆迁费、海运费等，以3800万马克的总价值作实物出资，投入到了一汽—大众的资本金中。节省下来的2000万美元则用来武装了几个分厂，使它们都变成了行业里一流的零部件厂。

　　吕福源另一件为汽车界人士所津津乐道的事是引进“488”发动机时的海损赔偿案。1986年一汽引进克莱斯勒“488”发动机项目的谈判时间长达9个月，吕福源作为项目的中方负责人，在整个谈判以及落实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发动机设备的运输过程中，货轮遭遇特大风暴的袭击，机器设备受损。因对方装箱时存在一定问题，一汽向克莱斯勒提出了索赔要求，但对方认为这是不可抗力，不想赔偿。在最关键的一场谈判中，看美方坚决不同意赔偿，吕福源便说，好，既然是不可抗力，那么我遭遇了不可抗力，两年不能投产，所有合同上的其他义务，包括我们对美国付款的义务，也就两年都不能履行了。美国人一听，无奈地笑了，因为如果我方不履行合同上的义务，他们的损失加起来，比赔偿我们的数额要大一倍还多。最后，美方赔偿了我方8%的损失，海损事件顺利解决。

　　行业指路人——

　　“以振兴中国汽车工业为己任”

　　1990年，吕福源调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任副总经理。1993年秋，新一届政府改革，汽车工业的管理职能由中汽总公司划入机械工业部，吕福源先任汽车工业司司长，从1994年春开始任主管汽车工业的副部长，全面负责起了中国的汽车事业。吕福源时常告诫自己的下属——既要了解世界经济技术的发展动态，把握世界经济技术发展的脉搏，又要吃透我们国家的方针政策，这样才能做到知己知彼，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汽车发展政策和规划。他是真真实实“以振兴中国汽车工业为己任”的。

　　20年前，国外曾有人预测，中国人永远都做不了轿车；10多年前，国内围绕要不要发展轿车的问题争论不休。吕福源在审慎分析汽车产业的现状和未来之后，坚持认为轿车进入百姓家庭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如果我们错失发展轿车的机遇，我们这个潜力无穷的大市场就会完全被国外大公司所占领。在此基础上，他说出了那句被广泛引用的“名言”：12亿人的中国搞现代化，人流比物流更重要。拉4个人的轿车比拉4吨石头的卡车有更大的生产力。

　　上任不久，吕福源即力主筹办轿车进入家庭的研讨和展示会，邀请全球主要汽车生产企业与中国政府及企业共同参加，这就是“当代国际轿车发展与中国轿车发展战略技术交流研讨及展示会(即PSE’94)”。PSE’94首次把研讨和展示结合了起来，世界各大厂商都带来了他们精心挑选的车型。这一形式新颖的大会动员了社会各个阶层的热情，为改变人们的观念，改变以公费购买和使用为主的市场结构，促进中外汽车界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历史性转折做好了充分准备。

　　1995年和1996年，在吕福源的领导下，我国又成功举办了PSE’95 ——“汽车零部件发展及世界汽车发展趋势研讨及展示会”，PSE’96——“汽车产品开发及世界汽车发展趋势研讨及展示会”。这里面，贯穿了吕福源的一个战略意图。第一步，在轿车是否进入家庭的争论仍很激烈的形势下，研讨家用轿车，引起外资对中国汽车工业的关注，保持汽车工业的旺盛发展势头；第二步、第三步，则是在对外开放成为中国汽车业发展主流的形势下，强调开发，强调零部件，避免中国汽车工业陷入单纯的制造和组装，避免成为外国大公司的附庸。

　　吕福源有一种大胸怀，大眼光。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他就不断呼吁，我国汽车行业一定要建立自主开发的能力，不能走引进——消化——吸收——落后——淘汰这条路。他的一些想法，如全国汽车行业一盘棋，我国汽车工业应尽快融入全球产业的大分工，应注重汽车的安全和环保，中国的汽车业必然要走整合合并的道路，等等，直至目前仍极具指导意义。车用汽油机电子控制技术是汽车大幅度提高节能水平和降低排放污染的关键技术。我国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筹建生产汽油发动机管理系统的联合汽车电子公司，在此过程中，吕福源提出了全国统一规划，打破部门、地区界限，高起点引进生产、开发和匹配技术等要求。为了集中资源，增加影响力，吕福源亲自向一汽、东风、上汽、北汽等公司提出参股的要求，并得到了他们的响应。在吕福源的领导与推动下，这一项目为全国陆续实施欧Ⅰ、欧Ⅱ、欧Ⅲ排放标准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汽车企业罕见的由政府主导、跨地区跨行业联合开发的成功项目，对于破除各自为政、相互封闭的旧观念，改变中国汽车工业分散、重复、小而全、低水平的现状具有重要意义。

　　到中汽总公司赴任伊始，吕福源就组织了汽车模具项目。轿车的生产一般分为三个环节，即产品开发、模具制造、生产厂家投入生产。汽车覆盖件模具厂是技术密集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在发达国家，模具厂都是独立的。汽车厂开发出产品准备投产时，即可到模具厂订货，这样100多套高精度的大型模具几个月内就能制造完成并交付生产。西方大的汽车厂家之所以能不间断地快速推出新车型，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我国的模具厂却全部隶属于汽车厂，功能只限于对模具进行修修补补。基于此，吕福源提出我国应建立一到两个模具中心，一个建议是：找一个实力较强的厂家，将模具分厂独立出来，积累一些资金，为向高层次发展打下基础。虽然大家都认为这是有利于汽车行业全局发展的大好事，应该做，但却没有哪个汽车厂愿意将自己的模具分厂独立出来，最后这一计划只能无疾而终。另外，吕福源还曾发起国内各大企业共同出资在美国成立设计公司，以近距离接触国外最新的设计技术，作为国内企业在国外实施产品开发的平台；他还主持过ABS和安全气囊等项目，但都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行。

　　但无论如何，吕福源前瞻性的眼光，必然会在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在具体的工作上，吕福源从实际出发，也有很多创举。在汽车司成立初期，时任司长的吕福源就力主建立司务会制度：重要工作由汽车司的司级领导及各个处的处长共同研究，共同决定，目的是打破部门分工界限，避免专权腐败。其时，汽车司的工作内容包括批准项目、外汇分配、进口配额、产品目录等许多重要职能。这一制度保障了机械工业部汽车司这样一个人数极少而重权在握的部门能够很好地履行它的职能，从体制上保障了工作人员不犯错误。

　　在我国加入WTO之前，为了正确制定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应对措施和相关政策，吕福源又创造性地成立了“汽车行业关税税则工作小组”，成员有汽车工业司的同志、有关专家、主要汽车生产企业的主要领导等。这一组织形式，作为一个高层次的综合决策平台，将前方与后方、政府与企业、当前与长远、理论与现实、政策制定与实施等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为中国复关谈判、加入WTO，在汽车这一敏感问题的谈判策略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保证汽车产业入世前后的平稳发展、减少冲击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吕福源以其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对汽车产业的敏锐洞察力，为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应对政策。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汽车工业并未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当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会遭遇灭顶之灾。相反，我国的汽车工业不仅成为了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而且经由健康稳步的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汽车生产国。

　　视责任重于生命的人——“回首往事全无悔，苟利国家生死以”

　　1998年，吕福源调教育部任副部长。国家的前途在教育。发展教育走强国之路，又成为了吕福源新的奋斗目标。主管基础教育时，在潜心钻研教育先进国家的经验的基础上，吕福源力主教育创新，强调培养学生学习新知识和创新的能力；强调应把信息技术教育作为整个国家科技和教育发展战略的一部分给予充分重视。主管高等教育期间，吕福源特别重视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的发展，要求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35所大学试办示范性软件学院。稍后，在示范性软件学院的基础上，又建立了36个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示范性软件学院和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的建设，对于促进我国软件产业、生命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探索新的人才培养模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002年，吕福源调任外经贸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后任党组书记。当他2003年当选首任商务部部长、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时，一位老部下打电话向他祝贺，他的回答却是：“任务很重，压力很大。”在他的眼里，职位并不意味着前呼后拥的“风光”，而是责任和义务。

　　上任伊始，吕福源几乎不接受任何采访，他的低调甚至影响到了商务部换牌子这件事。自3月18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连续几天都有记者守候在原外经贸部大门外。但一连等了多日之后，记者们却在25日一早发现商务部的新牌子已被悄然换上。许多摄影、摄像记者都因没有抓到这个历史性的场面，而感到遗憾不已。

　　商务部的许多人私下里都称吕福源为“吕二十”。这是因为担任商务部长不到两个月，吕福源就在充分掌握部内情况和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了准确的分析之后，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提出了商务部近期内的19条重点工作，后来又在东北片会上补充了一条，于是得了一个“吕二十”的绰号。这20条涉及了商务部有关国内贸易、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合作的基本工作职能，同时也对商务部的发展提出了长远规划。

　　吕福源曾说过，中国的商务部不应以善于争吵而闻名世界，而应以善于运用智慧赢得世界各国的尊重。这种智慧在解决与土耳其的贸易纠纷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吕福源曾将特殊保障措施比作世贸组织中的一种SARS病毒，并指出它必将对世贸组织所倡导的自由贸易的原则带来致命的危害。由于土耳其与我国有部分产品及产业结构相同，2003年夏，在土国内产业界的压力下，土耳其的国内贸易主管部门做出了对中国部分产品适用特殊保障措施的决定。为了解决这一贸易纠纷，防止特殊保障措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滥用，吕福源亲自带队，组成了浩荡的出访队伍。开始时，土方态度非常不好，刻意减少了外交礼节，没有保证安全的必要措施，只有一辆摩托车跟随车队前后。团队里的其他同志非常生气，纷纷劝吕福源尽快回国。但吕福源丝毫未被土方的傲慢所激怒，而是冒着近40度的高温一家一家地拜访土方的知名企业和商业团体，耐心讲解贸易纠纷对两国企业经济利益的损害。在吕福源的诚意和劝说之下，土方逐渐改变了态度。从只有一辆摩托车尾随车队，到两辆、四辆，再加上四辆轿车，直至最后进行街道戒严保障团队车辆的顺畅通行。最后，土耳其总理亲自接见了吕福源，在谈话中为吕福源的人格魅力所感动，会谈后又拉着吕福源的手要求进行小范围会谈。这时，解决纠纷已不是重要问题，而是土方要与我国商谈在更广阔领域内的经济合作了。

　　2003年9月2日，吕福源已初步查出罹患癌症，医生建议他立刻手术。但吕福源没有同意，因为9月5日至6日他要到柬埔寨参加东盟10+1和10+3经济部长会议。9月8日至18日他还要飞往墨西哥坎昆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贸易谈判。这次会议担负着对多哈回合谈判进行中期评估的任务，我国是首次以世贸组织正式成员的身份出席，对我国享受权利、申明主张、维护国家利益至关重要。为这次会议，吕福源已精心准备了5个多月，他认为这个责任别人无法代替，于是说服医生，放弃治疗机会踏上了征程。在坎昆的短短数日中，吕福源参加了近30场的多双边会议和磋商，为推动贸易谈判、维护中国和广大发展中成员的合法权益奔走努力，经常彻夜不眠。在坎昆，他让世界听到了开放的中国的声音。

　　10月2日，在因工作推迟了一个月之后，吕福源被送进医院接受手术。在手术的前夕，国庆节那一天，他写下了自己的心声：

　　2003年十月一日国庆节有感

　　战斗正未有穷期,号角频吹战鼓急。

　　身虽负伤卧病榻,心驰神往仍参与。

　　回首往事全无悔,苟利国家生死以。

　　五十三天访五国,广交朋友解难题。

　　三个代表记心头,倍感祖国有实力。

　　手术后的住院期间，吕福源的病床边仍然放着厚厚的图书和资料，每天仍在思考和研究商务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直至逝世的前一天，他还在指导秘书撰写研究报告。逝世后，工作人员整理资料时发现，吕福源住院治疗的200多天时间里，研读、查阅的各类书籍近300册。

　　平民部长——

　　“在他看来，超过实用价值哪怕是一丁点儿的东西都是非常的浪费。”

　　去过吕福源家的人，都对他家里的一对沙发椅印象深刻。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一汽的“知青厂”利用为“红旗牌”客车生产座椅停产后余下的料件，制作而成的一批汽车座椅型的特殊沙发椅。这种沙发椅骨架全是方形角铁，只是扶手上有两块木板，坐起来并不舒服。而且由于用得太久，坐垫、拉簧都损坏了，但吕福源仍然舍不得扔掉，只是让修理工凑合着修补了一下，又做了一套椅套罩起来。和这对沙发椅配套的，还有80年代我们司空见惯的一个茶几。

　　吕福源出生在一个有兄弟姐妹八人的大家庭中，一大家子的全部生活来源只是父亲的一份工资。在这样一个贫穷的环境中长大，吕福源养成了异常艰苦朴素的作风。后来无论地位如何变化，他的生活都一样俭朴。朴素已经是他血液中的一部分，一位老同事对他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在他看来，超过实用价值哪怕是一丁点儿的东西都是非常的浪费。”

　　在吕福源住院的最后时间里，女儿帮他清理那把旧得已经看不出是什么牌子的刮胡刀时，吕福源特意叮嘱她：两边的刀片不能互换，把刀片分别取下来清理干净后，还要放回原位。这样，刀片和驱动轴就不用重新磨合，可以延长使用寿命。对所有东西，吕福源都有一套类似的爱护方法。他家里的冰箱和洗衣机自从买来之后，一直用到现在，都没有出过太大的故障。

　　除了舍得花钱买书之外，其他生活消耗品吕福源都是最低标准。他几次想买一把软一点的高背椅子，可到商店看了价格，却始终舍不得买。打开他的衣橱，除了正式场合穿的几套西服之外，衬衫全是几十块钱一件的。有一次，吕福源去儿子家，由于是冬天，屋里比较冷，儿媳就拿了一双白色的毛拖鞋让他换上。可他却坚持要穿普通塑料拖鞋，并解释说，他穿的一元钱一双的袜子，买的时候不知道掉颜色，穿了以后才发现，所以不能穿白色的毛拖鞋。

　　“超过实用价值哪怕是一丁点儿的东西都是非常的浪费”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吕福源在生活上的朴素，也适用于他的个性。他不喜虚派头，不喜应酬，也不拐弯抹角地说废话。他如果说什么做什么，是一定要解决问题的。他不会用任何时间去做超出“实用价值”的事情。他到外地出差，从来都是轻车简从。每次出差前，总是一再叮嘱接待单位，在吃住等生活方面的安排要简单，不要铺张浪费，但是要处理的事情，要解决的问题必须事先准备好。到了目的地，他经常是立刻投入工作，工作完成之后马上启程返回。有一次，他头一天从北京飞到广东，下了飞机后立即会见省有关领导，研究工作；第二天在广东办完事，又立即驱车直奔码头，中间只在路边的一个小饭馆吃了个午饭，乘船赶到海口时已是下午近四点，他又马不停蹄地召集开会研究问题，一直工作到夜里；第三天一早天还没亮，他就乘坐首趟航班赶回了北京。

　　后 记

　　最初对苗老师的印象来自编辑《吕福源与中国汽车事业》一书的过程，在大家的描述中，这是一位默默在背后为丈夫奉献的女人。

　　为了敲定书的封面，我们终于见了面，与我之前想象中的“柔弱”形象不同，苗老师的声音响亮而愉悦，个子很高，梳着已经很少见的齐耳直发，就是大学里老师的样子，让人油然生出亲近感。

　　在给她转述了我们社里一位平时寡言少语的权威校对在看了书稿之后情不自禁说的一番话后，苗老师感动至哽噎，重复了好几遍这位同事的名字，并坚持要把他写入后记的感谢名单中。

　　见过苗老师后我告诉主编，她人极客气，一点小事谢个不停。主编停顿了一下，说：夫妻之间，时间长了是相互影响的。

　　他们两个，初中同桌，高中同学，大学快毕业时开始约会。12岁时第一眼，是在长春二中大礼堂看新生分班榜。她在前，看到了自己，初一1班5号。这时后面一个声音说，“我在1班，7号！”她回头看到的这个人后来成了她的同桌，12年后又成了她的另一半。苗老师说，不知为什么，她对那一眼印象特别深刻。

　　大学时，他们周末常在吉林省图书馆相约读书。那时，吕福源只有一套衣服。每次约会的前一天晚上，他都会把衣服洗干净。但有时衣服干了，兜还没干，他就把兜翻出来，站在图书馆门前看书，一边等，一边让风把兜吹干。有一次，他看书入了迷，忘记了把兜翻回去，苗老师远远地看着感到很奇怪，那个白白的是什么东西？

　　结婚后，夫妻俩坚守清贫，在借来的只有9平方米的小屋里一住就是10年。吕福源赴加拿大学习的两年时间里，两人的通信居然有百余封。

　　吕福源是那种典型的中国传统家庭中的长子，他尊老、克己、俭朴、勤快，关心他人，爱恨不形于色，有强烈的责任感。他对儿子非常严厉，但他在西装革履之下，经常穿着一件已经洗得很薄而且破了好几个洞的短袖背心，却只因为那是儿子的三好学生奖品。当年在一汽时，作为领导的他和年岁较大的李光荣一起出差，都是他帮李光荣提兜拎包，上下飞机时搀上搀下。后来贵为部长，和老同志一起出国，他都是找各种借口，把头等舱的位置让给老同志，自己则在普通舱一坐一天。在他最后说话已经很费力气的日子，老部下李宗毅去看他，在探视结束对方已走到门口时，他突然说：“宗毅，不要再拖，尽早把胆结石做掉！”吕福源自己就是肝胆管上长的石头处发生了癌变。

　　吕福源是个很注意身体健康的人。女儿上初中时，他和苗老师坚持走路送女儿上学；平时工作间隙，他也喜欢在单位院子里散散步。也许是出于中国人都有的对看病的畏难情绪，也许是工作太忙，虽然有几次因工作强度太大导致胆结石发作，吕福源疼得都晕了过去，但他却一直没做手术。2003年9月2日，吕福源赴柬埔寨参加东盟会议，在上海转机时顺便检查了一下身体，却发现胆结石已有癌变。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坚持去了金边，接着又去坎昆参加了世贸组织部长会议。回国后，在有条不紊地处理完手头的工作之后，他才第一次让苗老师陪着，去了上海，这一去，就再没从医院里出来。

　　很多人都说，如果吕福源当初不去坎昆，而是早点做手术就好了。但董扬却认为不然。他说，“吕部长是个极认真的人，对工作的态度、对疾病的态度，是他自己深思熟虑后决定的，别人是难以左右的，他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他按照自己的信念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是留下，还是去坎昆？相信这个问题，吕福源自己是认真权衡过的。而在没别人可替代他的情形下，出于强烈的责任感，后者，似乎又是他必然的选择。

　　2006年3月15日，近200名政界企业界精英人士齐聚人民大会堂，参加《吕福源与中国汽车事业》一书的首发式。这本书由李岚清题词，何光远作序，凝聚了3个行业90多位作者深深的景仰和怀念之情。大家的即席发言高潮迭起，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数次落泪。苗老师做最后的发言时，又再一次的全是感谢。

　　2006年5月18日，吕福源逝世两周年，谨以此文向他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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