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夫人：李昭(连载)

　　十五

　　胡耀邦回京不久，中央办公厅安排他去北戴河休养了一段时间。李昭见他病情好转，气色越来越好，心情也好多了。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以后，胡耀邦的心情又沉重起来，他不无忧虑地对李昭说，困难时期刚过去，形势刚开始好转，又要大搞运动了。

　　果然，1966春，北京的政治空气日益紧张。林彪控制的《解放军报》5月4日发表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文章，5月8日发表了由江青主持撰写的以高炬署名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文章。5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著名的“五·一六”通知。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就这样燃烧起来了。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帮分子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被揪出来打倒了，北京市委被砸烂、被改组。身为北京市纺织局副局长的李昭在劫难逃，受到冲击，挨批、挨斗，被置于隔离审查之列。

　　李昭看见离开课堂的青年学生上街游行，相互串联，闹事打人，担心负责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的团中央将要受到牵连，更担心身体刚有好转的胡耀邦因此受到影响。

　　事实正如李昭所料，“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很快烧到了团中央，每天到东交民巷正义路三号大院(团中央机关所在地)的学生络绎不绝，上访的，告状的，贴大字报的，看热闹的，超过万人，团中央机关大院车水马龙，挤得水泄不通。

　　正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李富春代表党中央于8月13号突然宣布改组以胡耀邦为第一书记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好端端的团中央机关顿时变成了修正主义的“黑窝”。胡耀邦戴上了修正主义黑帮头子的帽子，不分白天黑夜地被揪出来挂牌示众，挨批挨斗，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不能回家。

　　李昭被隔离审查的时间虽然比胡耀邦早，但允许她回家。可家里已是今非昔比了。自从胡耀邦被打倒,他的秘书、司机、

　　李昭年过七旬的母亲高慧兰被视为地主分子。老人为了不增加女儿、女婿政治上的负担,毅然回了安徽宿县老家。

　　胡耀邦的母亲，年纪更大的刘明伦老人，被造反派、红卫兵打砸抢的野蛮行径吓呆了。她怎么也想不通他们为什么要打倒九伢子(胡耀邦)？为什么要斗他打他抄他的家？九伢子是14岁就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呀！为什么连她14岁的小孙女都不放过？老人想不通,病倒了。

　　被造反派的专政组关在“牛棚”里的胡耀邦，除了被本单位的造反派提审、批斗，还被外单位拉去批斗。有些工厂的造反派、学校的红卫兵，常常动武，胡耀邦被打得遍体鳞伤。

　　李昭对胡耀邦的处境早有所闻,她惦着身体还在恢复中的耀邦,惦着老人和孩子。可是她自己也在挨批挨斗,造反派哪能允许她照顾家?这个被抄过两次,被砸得一片狼藉的家，全靠14岁的小女儿满妹在操持、在维护。

　　按湖南人的习惯，排行最小的女娃，通常被家里人亲昵地叫作满妹子。满妹的学名叫李恒，胡耀邦、李昭按延安干部提倡男女平等的不成文的规矩：男孩跟父亲姓，女孩跟母亲姓，让她姓李。若不是“文化大革命”，满妹正是在父母和哥哥面前撒娇的年龄呢，一场风暴袭来，她却不得不顶着“狗崽子”的帽子，操持起全部家务，还要照顾病倒在床的奶奶。父母的工资被扣发，仅靠发的生活费连最低的生活水平都难以维持。

　　正在叫天天不应、呼地地无门的时候，外婆意外地出现在她面前。原来，外婆回到宿县老家，找到当地政府，当地政府证明，解放前，她家的高公馆就是个没有田地的空壳了，解放后她的成分定为城市贫民。外婆拿着城市贫民的成分证明，回到富强胡同六号，理直气壮地说，李昭再也不用为她背地主成分的黑锅了。

　　外婆的归来，使满妹有了主心骨。有外婆指导，满妹很快学会了洗衣，做饭，有条不紊地收拾房间，打扫院子，照顾病重的奶奶，按时探望父母、哥哥，分别给他们送急需的日用品。

　　这年初夏的一天，患了脑溢血的奶奶突然从床上掉下来，满妹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镇定的外婆让她马上雇来一辆三轮，就近把奶奶送到公安医院抢救。可是奶奶再也没有醒过来。满妹马上用电话向北京市纺织局和团中央机关造反派报丧，通知父母赶快回来。

　　李昭最早赶到公安医院，她站在太平间门口，默默地悼念老人。从北大“牛棚”回来的胡德平雇了三轮车，把胡耀邦接到医院。胡耀邦下了车直奔太平间。他悲痛不已，在母亲遗体面前，深深地三鞠躬后，突然放声痛哭起来。这是李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见胡耀邦失声痛哭。李昭曾听胡耀邦说过，老人是个善良、朴实、慈祥的母亲，在大革命时期还当过乡妇女会主任。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起早贪黑，辛勤劳作，为抚养耀邦他们兄弟姐妹，为送耀邦上学吃尽苦，受尽了累。好不容易熬到了解放，才随儿子、儿媳去川北、到北京。1954年，胡耀邦的父亲胡祖仑在北京去世，失去老伴的母亲和岳母全力操持这个家，胡耀邦、李昭才没有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谁想到，操劳了一生的革命老人，晚年遭此不幸，带着为什么要斗争她九伢子这个不解的谜团，离开了人间。

　　全家人默默地流着泪向老人志哀、告别……

　　胡耀邦见李昭身体单薄瘦弱，被折磨得颜容憔悴，十分难过地说：李昭，你受苦了，是我不好，连累了你和孩子们……

　　李昭十分感动，强颜作笑说：不要这样说。孩子们和全家人都理解你。我们都互相理解。

　　自从她和胡耀邦受到冲击，被打倒以来，李昭多次对孩子们说：你们受到家庭的牵连，父母连累了你们，但你们的父母是清白无辜的，没有干过任何使党和国家丢人的事情，你们的父母问心无愧。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干出格的事，不要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的事情。她告诫孩子们，无论是对你们的父母还是对别人，无论是对待名利，还是对待功过，都要实事求是，历史是最公正的法官。是的，十年动乱，李昭一家人没有干过一件出格的事……

　　十六

　　比奶奶多活了六年的外婆于1973年春节也离开了她难以割舍的女儿、女婿和孙辈们，驾鹤西行，全家人十分悲痛。老人家自己也没有想到能活到78岁高龄，如果还有什么遗憾，那就是没有看到孙辈们成家、立业、生子。

　　令老人宽慰的是，1971年李昭被任命为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又回到了纺织局的领导岗位。胡耀邦也在这一年从河南黄湖干校回家了,虽在家赋闲,倒也平静。老人的朴素想法是,一家人没灾没难,平安度日就好。老人当然不知道胡耀邦是经过几度沉浮才选择在家赋闲的。

　　1968年10月，两名解放军突然把他从团中央关牛鬼蛇神的“牛棚”里接到京西宾馆，参加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江青、康生都曾向他示意，只要他做个检讨，表个态，就可入选中央候补委员。胡耀邦没有按他们的意愿顺竿爬，拒绝检讨。他给毛泽东写信说，他对“文化大革命”认识不上去，请不要选他。他推荐了江西苏区少共时的战友谭启龙，这大概是没有参加九大的谭启龙，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原因之一吧！

　　不买江青、康生账的胡耀邦，自然不会被他们放过，开完九大，就被发配到河南潢川黄湖团中央“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去了。李昭这时早已被发配到通县土桥“五·七”干校劳动。

　　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蒙古摔死以后，政治形势慢慢开始好转，邓小平复出后，胡耀邦也于1975年6月复出，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党组实际负责人兼副院长。他到任后，忘我地工作，三个月写出了《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受到邓小平的表扬，却被“四人帮”诬蔑是反党的三株大毒草之一。工作了一百天的胡耀邦第二次被打倒了。“四人帮”还恶狠狠地说，邓小平、胡耀邦都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针对他们掀起了批判“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李昭坚信胡耀邦的《汇报提纲》是正确的，但为他揪着心：“文革”以来，耀邦受的苦太多了，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还经得起折腾吗？她企盼着耀邦能挺过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一关。

　　1975年冬天，“四人帮”疯狂地掀起了更加激烈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群众被激怒了！1976年4月5日清明节，借着扫墓活动，每天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有近十万之众，火药味越来越浓。有的高呼反对“四人帮”的口号，有的发表演说，抨击“四人帮”的恶行。“四人帮”惊恐万状，他们或公开或秘密地抓捕反对者，还下令各基层单位约束本单位职工，不要去天安门广场，及时掌握汇报本单位的动态，注意可疑现象……

　　纺织局分管党务和政治工作的党委副书记李昭，早就暗暗地与“四人帮”对着干了。半年前她大胆地接纳了北京市公安局系统的一名领导干部舒广生，并委以化纤机械厂党委书记的重任。舒广生非常感动。因为“四人帮”砸烂了公检法，并诬蔑公检法的干部都是坏人，因此他们“名声狼藉”，分配不出去，李昭顶着压力安排了他的工作。“天安门事件”发生的前一天，她向舒广生打招呼说：化纤机械厂的青工很多，干部子弟也不少，一定要提醒他们，不要出事，不要被抓住。“天安门事件”后，李昭还以各种名义保护了纺织系统在“天安门事件”中受牵连的人，保护那些上了“四人帮”黑名单的所谓危险分子……

　　打倒“四人帮”以后，那些被李昭保护过、关照过的人，带着感激之情，常常提到李昭，李昭总是淡淡一笑说，别提这些，是党的干部都应该这样做。

　　是的，凡是与干部政治生命和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事，她都十分关心。早在20世纪50年代，她担任北京国棉一厂厂长时就是这样做的。

　　1958年浮夸风盛行，一天等于二十年、夺高产、放卫星，厂里有的“先进分子”不顾实际情况，提出下机布一等品率要达到95%、机器效率达到95%。工程师卢荣亚经过认真测算，提出不同意见，说两个95%根本达不到。在那以夸海口搞冒进为先进，实事求是为保守落后的环境中，“先进分子”认为卢荣亚是给“大跃进”泼冷水，给工人喝倒彩，是右倾，和卢荣亚争论不休，一直争论到后半夜还相持不下，最后把问题提到了李昭面前。李昭为了保护卢荣亚，对他们说，你们各说各的理，最后还得看事实，不要吵了，回去睡觉。捏了把冷汗的卢荣亚暗暗感谢李昭放他一马，庆幸自己没有被打成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

　　财务科的会计柯鉴明在党的生活会上发言说，“大跃进”、大炼钢铁不合算，是得不偿失，劳民伤财。没有想到个别领导认为他反对“大跃进”、大炼钢铁，严重右倾，不适合在财务部门工作，把他下放到车间劳动。柯鉴明想不通，情绪很低。但党委书记李昭居然调他去党委当秘书，列席党委会做记录。“大跃进”的风刮过之后，又让他重回财务科。柯鉴明担心李昭因此背上同情、重用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的黑锅,李昭很平静地说:我也没有重用你,总得让你工作吧！

　　在李昭看来，安排舒广生、柯鉴明的工作，保护知识分子卢荣亚和一些上了“四人帮”黑名单的青年人，这些只是一个党员干部责无旁贷的义务。

　　横行了十年的“四人帮”，终于在1976年10月被打倒了。1977年3月末，胡耀邦复出后，先后出任过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常务副校长、中组部部长、中宣部部长、中共中央秘书长，一直到党的最高领导——中央委员会主席、总书记。他自己曾多次说，没有想到，自己会担任这么高的职务。

　　无论担任什么职务，胡耀邦都全心扑在工作上，恨不得把耽误了十年的光阴一下子抢回来。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冲破了个人迷信的禁区，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勇气，在平反冤假错案时，贯彻了几个“不管”：不管什么年代的案子，不管是哪一级定的案子，不管是谁定的、谁批准的案子，只要是冤案假案错案，一律推倒重来，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面貌。他那共产党员的伟大胸怀，求真务实、追求真理的精神，赢得了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正直人们的尊敬和拥戴。1981年6月，胡耀邦被全党推举为中共中央主席,是历史的正确选择。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曾有人多次提议说，李昭是纺织专家，早该去纺织部当部长了；还有人提议，为了胡耀邦工作方便，让李昭去中共中央办公厅当副主任，都被胡耀邦立即否决。北京市委认为李昭是从延安来的老同志，德才兼备，在局长的位子上已有二十多年，早该来市里工作了。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按组织程序征求李昭本人的意见，她说，她还要为她所热爱的纺织服装事业出力，不想再挪动了，更不想沾胡耀邦的光。胡耀邦也说，我当总书记，不一定非要把李昭提起来。

　　确实，李昭一直在纺织园地默默耕耘。经过她不懈的努力，没花国家一分钱，终于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民办服装协会——“北京服装协会”和第一家服装专业报纸《服装报》，她被推举为“北京服装协会”第一任会长和《服装报》社第一任社长，架起了一座与国内外服装界相互沟通、交流的平台。

　　十七

　　胡耀邦担任党的最高职务以后，李昭没有陪同胡耀邦出国访问过，没有以夫人身份出过镜或参加社会活动。

　　李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以总书记夫人身份出现在外交场合，是1984年3月24日在中南海设家宴招待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一家。胡耀邦1983年访问日本，中曾根首相曾设家宴招待过他。国际上的外交活动都是礼尚往来的，这次中曾根来华访问，胡耀邦理所当然地要偕夫人及子女、孙辈设家宴招待中曾根首相一家人。类似的家宴，实际是国家对国家的一种外交活动方式。

　　李昭第一次出国，是1980年以全国妇联执委的身份应日本妇女组织邀请出访。完成了访问任务，她利用空隙时间，请我驻日使馆的商务处联系并陪同她专程去日本东丽化纤公司所属的自动化程度较高的涤纶长丝厂参观、考察。从纺织机械的性能、价格、操作原理到设备保养、使用年限等，她都做了全面的了解，学到不少东西，收获很大，还带回了该厂出产的一些样品，她高兴地说：不虚此行。

　　李昭不尚浮华，拒绝一切不属于她的虚荣。

　　一次，在上海参观纺织科技展览，有的记者为了让她说话，发表意见，一直捧着录音机跟着她。摄影记者为了更多拍到她的照片，把她包围得寸步难行。后来，她无论去哪儿都拉着毛纺专家戴秀生作“挡箭牌”。

　　1984年她以玩具协会副会长的身份和会长宋汀出访香港。这次访问，外国媒体误传她是黄美华，山西左云县人，来港时改名叫李昭。境外的摄影记者更厉害，为了拍她的照片，紧追不舍。她处处退让，老躲在宋汀的身后。有个摄影记者直接问她为什么躲躲闪闪，不愿意上镜头，老把宋汀推到前面？她指着宋汀说，她是会长，我是副会长，你们应该多拍她的照片，我又没有特殊的地方，拍我的照片干什么？

　　1983年，《人民日报》名记者金凤要采访李昭，李昭说，我一个老太太，平平常常，采访什么？有什么好写的？她把毛纺专家戴秀生介绍给金凤，请金凤多写大知识分子、大专家。后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报告文学《一个女工程师的道路》就是采访戴秀生后写成的。

　　李昭这样做，是她的性格和人品使然，也是胡耀邦思想言行对她无形的影响。胡耀邦当了党中央主席以后，特别注意家人、亲属在外面的影响。他当党中央主席的当天，就让秘书给浏阳老家挂电话：不准敲锣打鼓庆祝他当了党中央的领导人；不准挂他的像；不准修缮他家的老房子；不准他的亲属来北京找他办事……

　　一位长期在胡耀邦身边工作的同志说，胡耀邦、李昭对子女和亲属的要求，严格得近于苛刻。李昭的小儿子胡德华关心妹妹的学习，希望父母在妹妹考大学时找找人(其实满妹学习很好，凭成绩考取了医学院)。胡耀邦不仅没找人，还上了纲，批评他说，为这种事找人的思想是腐朽的世界观，不要说共产主义，连进化论都不如。胡耀邦有句名言,在他那里要特殊化，走后门，没有！要马列，有！湖南老家一位认识胡耀邦的干部，见胡耀邦在家务农的侄子生活上有困难，就主动安排他去国营单位当了一名职工。胡耀邦以为是哥哥胡耀福打着他的牌子托人安排的，哥哥来北京看他，一见面就吵了一架，兄弟俩不欢而散，好长时间没有往来。当地政府按胡耀邦的指示，把他的侄子退了回去，还将那位“主动帮忙”的干部硬是降了半级。

　　工作中廉政，生活上简朴，这个家庭依然有着浓浓的亲情和温馨。

　　奶奶和外婆去世后，李昭自然就是家里年龄最高的女主人。平时，一家人都是各干各的，很难团聚一次。胡耀邦当了总书记，搬到中南海勤政殿，吃住在办公室，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不要说团聚，见面都不容易。但骨肉之情、天伦之乐谁没有？谁不向往？胡耀邦决定每周六与全家人共聚晚餐，共享天伦之乐。李昭非常重视这顿晚饭，她希望这一天儿孙们都能回来。在延安那艰苦的岁月，每逢节假日与耀邦、儿子相聚，她都能安排得让大家轻松愉快，其乐无穷，何况有了今天这样的条件。每当全家团聚，首先让孙辈们随意表现。胡耀邦见了他们就能诱发童心，像回到了儿时，这就会缓解疲劳，调剂、放松紧张的情绪。把爷爷当作保护神的孙辈们，看见爷爷回来，自然是尽情地跳、尽情地唱，和爷爷一块玩，一块笑。爸爸妈妈在爷爷面前，不批评，更不呵斥、打骂他们。爷爷总是护着他们说，还小嘛，总得让他们把过剩的精力发挥掉。孙辈们不知道爷爷当过共青团的书记，是全国青少年的朋友，只知道爷爷是最亲最爱他们的人。见了爷爷都问爷爷身体好，祝爷爷健康。爷爷总是说：你们应该问问爷爷的工作好不好哇？还要祝爷爷工作好呀，光身体好，工作不好怎么行呢？听他们祖孙有趣的对话，乐滋滋的李昭比谁都开心，她不愧是这个场面的总导演啊！

　　十八

　　相濡以沫，共同走过了四十八年人生里程的李昭和胡耀邦，都互相生活在对方的心灵里。胡耀邦的思想、情绪、心理，李昭是最清楚最有发言权的。“光明磊落，无私无愧”是李昭在胡耀邦墓侧石头上的题词，是对胡耀邦一生的概括，也是她自己生活的写照。

　　李昭知道的耀邦，是个心胸坦荡、性格直爽、脾气倔强的人，没有私心没有权欲。

　　1956年，41岁的胡耀邦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心里极不平静。他觉得有些资历比他深，功劳比他大的省委书记、大军区的领导没有入选中委，他入选了，心里不安啊。大会酝酿名单的时候，他就多次提出，如果工作确实需要，选个候补中委就可以了。他给毛泽东写信，十分诚恳地说了自己的意见，但毛泽东没有接受。

　　1969年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本来可以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但他放弃了。打倒“四人帮”后，他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一个名叫罗 的青年朋友来看他，祝贺他当选政治局委员，他说，他只干十年，超过十年就是野心。胡耀邦多次对李昭说，他非常欣赏孙中山做大事不做大官的名言。他认为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着眼，教育至关重要，是决定国家、民族未来的大事，他做梦也没有想过出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只想过把毕生精力献给党的教育事业。党中央领导层酝酿让他出任党中央主席，他根本没有思想准备，而且深感不安，邓小平和一些老同志跟他谈了不下十次，他都认为不合适。邓小平最后说，这是组织决定。他看没有退路了，才服从组织决定，走上党的最高领导岗位。

　　胡耀邦的职务不断提升，别人都以为他家的经济条件很优越，可他是只升官不发财，他不让提高自己的工资级别，工资待遇一直没变，数十年一贯制。家里应酬多，开销大，常常是入不敷出。1973年，李昭的母亲去世，居然没有钱办丧事，李昭只得通过纺织局财务处长柯鉴明从互助金里借了700元。因此，有人以为李昭管家理财“差点火候”，其实，胡耀邦和李昭的生活非常俭朴，只有在帮助家庭生活困难的同志、支援困难亲友、做公益活动时，才慷慨大方。上个世纪70年代初，胡耀邦从“五·七”干校回京，在家养病期间，一个原北京市公安局系统的干部，遭“四人帮”迫害，被开除公职，走投无路，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在胡耀邦的开导下，终于挺了过来。一天，胡耀邦和李昭得知他的女儿得了急性肾炎，无钱住院，李昭一下子拿出400元支援他。在那每人每月只有三四十元工资的年代，这可不是个小数啊！

　　“无私无愧”，以天下为己任，对李昭和胡耀邦说来并非是廉价的空话。三年困难时期，1961年冬天，将要停工倒闭的房山棉织厂的工人们为了找饭吃，寒冬腊月出来修公路，又冷又饿，营养不良，好多工人都病倒了。纺织局副局长李昭得知后，要了一辆吉普车，和局办公室的干部张平，冒着风雪直奔房山县政府，几经周折，终于找到管棉织厂的部长，经过长时间的交涉，李昭答应纺织局为他们提供一定数量的原料，县里答应让他们开工，才解决了两百多名职工的生活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房山棉织厂一拨老工人，到纺织局静坐请愿，要求纺织局直接管理该厂，要求像李昭这样的干部来管理他们。

　　1992年，有人向李昭反映，江西宜春一个棉纺厂因管理不善，技术落后，濒临破产。李昭想帮他们一把，找来纺织局的总工程师卢荣亚，请他伸出援助之手。卢荣亚和另一个高工去考察，发现这个厂对设备的使用不当，规章制度不严，管理松散。卢荣亚回京后，派了两名高工在那里常驻两年，改变了这个厂的面貌。宜春的有关领导多次表示感谢李昭，感谢北京市纺织局的工程师，李昭说，不用感谢，对国家有益的事，我们都应该干！

　　十九

　　1987年1月16日，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消息传遍全球，震动了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北京市西城区北长街会稽司胡同25号胡耀邦家里，因为事先知道，没有被新闻震动，却被接连不断的电话铃声震动了：从边疆、从草原挂来的；从南海渔村挂来的；从城市、从农村挂来的；有干部、有青年学生、有科学家、文艺工作者挂来的……都是问候、安慰，有的对着话筒哭出了声，说什么的都有，说得最多的是：要保重身体，我们永远支持耀邦，我们全家感谢他，全村感谢他，老干部感谢他，知识分子感谢他，祝他健康、长寿……

　　李昭更没有想到，除了接不完的电话，第二天又增加了慰问电报和快递问候信，有的还要求直接来家里慰问、探望。李昭告诉家人和胡耀邦身边的工作人员：接到电话首先要谢谢大家，电话上说谢谢就可以了；对所有的问候电报、慰问信只收不回，要求来家看望的婉言谢绝……

　　现在李昭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帮助胡耀邦把情绪调整过来。她知道胡耀邦几乎没有娱乐的习惯，除了看书没有其他特殊爱好，脑子里装的都是党务、党风、廉政。他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群众，常常念叨的是：什么地方的公路要加快建设，让群众早日走出大山；要尽快解决什么地方群众饮水困难的问题；什么地方的水库雨季前要加固维修，等等。

　　在李昭的记忆里，令胡耀邦最高兴最激动的事是：什么地方的粮食丰收，农民的收入增加；中国又发现了新的大型矿藏，大油田、大气田；科研人员攻克了难关，解决了关键性的技术问题，不再依赖外国……

　　然而这样的新闻消息都不是经常有的，李昭沉思着，突然脑海里出现一个念头：耀邦最愿意深入群众，和群众交朋友、交流思想，他把掌握群众脉搏、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看成是党的事业，是党生存发展的条件。无论是担任团中央书记，还是担任党政重要职务，他都认为保持和各种不同人群的联系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活动，是一种快乐。如今在家赋闲，不妨走出去接近大自然，接触群众，丰富精神生活。在以后的日子里，李昭特意陪同胡耀邦去了山东、湖南和广西等地观光疗养。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里，胡耀邦始终生活在群众中。记得在河南黄湖“五·七”干校劳动时，他收到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那是一名从北京去北大荒垦荒的老队员写给他的。为避免蚊虫叮咬，在闷热的夏天，他坐在蚊帐里写了一封两千多字的回信。他认为书信往来是沟通思想、交流信息最便捷的方式。

　　他曾对好友于光远说过，他有两个没有想到：一是没有想到他在党内担任这么高的职务；二是没有想到他辞职后得到党内外这么多人的理解。

　　一天，李昭收到一封从西北边疆寄来的信，拆开一看，是一位解放军女军官写给胡耀邦的。热情洋溢，激情澎湃。李昭看了非常感动。本来说好了，这段时间胡耀邦不接电话，不看信。但这是一个患了癌症，不久于人世的西北边陲女战士的绝笔，也许是她最后一次向人世间倾诉心声，李昭考虑再三，还是把信交给了胡耀邦。胡耀邦看了果然激动不已，不久，写了首情文并茂感人至深的诗。诗是这样写的：“世事匆匆各浮沉，风云叱咤多女英，死神面前犹奋笔，君是巾帼罕见人。”是答谢，也是回敬。

　　辞职一年零三个多月后的1988年4月，胡耀邦在河北保定易县农村调查研究了9天，回到涿县一家宾馆休息。当他离开时，宾馆所有的工作人员和周围群众四千多人列队为他送行，不少群众围上去要和他握手，要求合影留念。谁也没有料到会出现这样热烈激动的场面……

　　1988年11月，胡耀邦回湖南疗养，在原省委书记万达陪同下，游览张家界。那天从宾馆出来，被在那里开森林会议的代表发现了，全体代表列队不断地齐声高呼：“欢迎胡耀邦同志与我们合影！欢迎耀邦同志与我们合影！”接着是雷鸣般的掌声，胡耀邦只好在热烈的掌声中走入他们的行列。另一次，在游人如织的风景区，又被人认出，所有游人都涌向他，同他握手，向他问候、致敬，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挤得水泄不通，交通被堵塞！原中组部副部长李锐为此写了首诗，记下这感人的场面：“天下奇冤一扫清，神州莫再有冤灵，此情此景张家界，活在人心是永生。”

　　有这两次经历，胡耀邦和李昭从湖南到广西南宁以后，顾及影响和大局就再也不在公众场合露面了，只有少数干部知道他们在南宁的住处和行踪。他想见见几位和他有过联系的农民，也是邀请农民到宾馆来见面的。

　　二十

　　1989年4月15日7时45分，胡耀邦在北京医院停止了呼吸。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悲痛欲绝的李昭，凝视着耀邦安详的遗容，眼泪哗哗而下。然而，泪水怎能冲洗掉她无穷无尽的悲痛？怎能冲淡他们四十八载的夫妻深情啊！

　　她回到北长街会稽司胡同的家，来吊唁的社会各界群众已在门口排成了长长的队伍。灵堂设在长形的不大的客厅里。这灵堂、这院子，全北京、全中国也承载不起十多亿人民的悲痛啊！李昭支撑着身体，坚持守在灵堂，接待来吊唁的人们……

　　络绎不绝的群众，连续吊唁了好几天。儿孙们再三劝她注意身体，去卧室休息，他们代她守在灵堂就可以了，但她还是坚持到了最后一天。

　　胡耀邦走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一举一动，永远刻在了李昭的心上。1947年秋，胡耀邦从前线来信说过的那句话：要是他在战场牺牲了，她要挺得住，永远做生活的强者，成了她刻骨铭心的座右铭。胡耀邦去世后的第八天，1989年4月22日，全世界都瞩目的追悼会开始前，率领儿孙和家人从休息室走出来的李昭，在聚光灯下，庄重、沉稳、刚强，衣着朴素、大方。尤其是卓琳走到她面前，和她拥抱后，要她节哀、保重，李昭说：小平同志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这像电影上的特写镜头，给人的印象那么深刻，让人那么难忘。

　　胡耀邦去世以后，李昭代表家属向中央提了两点建议：一是追悼会挂他生前最后拍的照片。那是胡耀邦去世前几天，老摄影家杜山在会稽司胡同家里给他照的，他身着西装，虽然显得有点苍凉、消瘦，但他那智慧的眼睛仍那么炯炯有神。第二个建议是，胡耀邦的骨灰不入八宝山，安葬到江西德安共青城，让他回到他热爱的青年中，回到大自然中去。两条建议都被中央采纳了。

　　胡耀邦去世一年零八个月后，1990年12月5日，李昭率领子女，在当时的中办主任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陪同下，把胡耀邦的骨灰送到江西德安共青城安葬……

　　在胡耀邦墓前，李昭率子女向这位为中国人民奋斗了一生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深深地三鞠躬，决心继承他的事业，为实现他的理想而奋斗。

　　(《一个不平凡的女性——胡耀邦夫人李昭传》正在撰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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