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顾问团团长崔可夫在华使命

崔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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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肯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不仅于此，苏联还派遣了数百人的志愿飞行员来华作战，并为中国提供军事顾问团，帮助中国军队指挥和作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才有了本文主人公崔可夫的在华使命。

　　崔可夫的全名是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1900-1982)，曾经在伏龙芝学院东方系学习汉语，因此曾在1926年、1927年和1929年三次作为外交人员来华工作，能够说一口比

较流利的汉语，对当时中国的情况有一定的认识。

　　1940年底，崔可夫被苏联领导层相中，作为第四任，也是苏联最后一任顾问团团长来华。在此次来华之前，崔可夫曾是中将、集团军司令员，因为在苏芬战争中作战失利被解除职务。崔可夫来华之前受到了斯大林的亲自接见，斯大林对他的任务做了明白的布置：“崔可夫同志，您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紧紧束缚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恶化，暂不要去管他们”，“苏联的援助只能给予蒋介石国民党而不能给予中国共产党。” 这当然就是苏联远东外交的目标和指导思想，也是崔可夫在华活动的外交和军事行为准则。

　　修补中苏关系的使团

　　其实苏联这个时候派出崔可夫使团，除了正常的军事顾问团团长一职的交替之外，还肩负着一个与其他顾问团团长不同的而且也是经常被人忽视的独特使命，那就是修复中国和苏联的外交关系。

　　此前，由于发动了对芬兰的战争，苏联在国际上被空前孤立。在讨论把苏联开除出国联的提议时，苏联把投反对票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国身上——因为苏联是当时唯一肯向抗战中的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中国和苏联的友好关系也是中国必须认真考虑的事情。可经过仔细的考虑后，中国最终还是投了弃权票。

　　苏联被国联开除之后大为光火，认为这个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的“背叛”导致的。苏联和中国的外交关系从此跌入低谷，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不断减少。可是苏联的“报复”行为实际上也严重损害了它利用中国拖住日本的战略利益，苏联和中国的外交关系必须改善。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才有了崔可夫的来华。

　　苏联方面之所以选择崔可夫，一方面是因为他有在中国工作的经验，另外一方面崔可夫苏芬战争期间苏联将领的背景，也是对中国方面的一个提醒。

　　1940年12月，崔可夫告别重病中的刚刚出生的女儿伊林卡，带着一份厚礼——150架战斗机、100架轰炸机、300门大炮、500辆吉斯5型卡车以及其他一批相应的装备和备件来到了中国。苏联援助的飞机和大炮对当时已经山穷水尽的中国空军和艰苦抗战中的陆军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这样一批军事物资一方面支持了中国的军事斗争，另外也向各方表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正在改善。

　　皖南事变后的苏联调解人

　　然而，重庆迎接崔可夫的还礼却是皖南事变。崔可夫刚到重庆后不久，就收到了皖南事变爆发的消息。皖南事变使各方面感到了中国发生内战的危险，也使崔可夫的中国之行面临了第一个严峻的考验。毫无疑问，中国爆发内战是苏联和其他的西方大国所不愿意看到的。对苏联而言，如果中国发生内战，就会破坏苏联利用中国来牵制日本的战略目标。因此苏联和其他的西方国家一起对国民党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外交压力。

　　与其他的西方国家相比，苏联在中国还有一张王牌——崔可夫顾问团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和影响着苏联援助物资的分配，因此崔可夫的行动相当有分量。崔可夫在会见国民政府国防部长何应钦的时候婉转地问到：“你们是否在和新四军的冲突中使用了我国提供的武器？”这样开门见山的提问，在当时的条件下，实际上就是威胁：如果中国发生内战，将很难保证苏联的援助。接着崔可夫又会见了包括白崇禧在内的其他国民党官员，表达了苏联的严重关切和不满。同时崔可夫也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会见

　　皖南事变的后续发展让国民党陷入了内政和外交上的被动，不得不表示以后将不会再有军事上的行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统一战线的维持，也保证了中国战场的相对稳定，让日本白白高兴了一场。在事变的整个处理过程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崔可夫军事顾问团的影响，崔可夫的动作无不是以将中国继续作为一种主要的对日牵制力量留在抗战中为目的，他的军事顾问团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其他的外交手段所扮演不了的调解人的角色。

　　《日苏中立条约》的功臣

　　和在华游说人

　　皖南事变带来的冲击刚刚结束不久， 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签署了《日苏中立条约》，人们的视野里出现了斯大林亲自到莫斯科车站送别松冈洋佑并且热情拥抱的景象。

　　有关这个条约的签署不能不提到崔可夫军事顾问团的情报收集作用。在中国，他们可以直接得到日本军队在中国的人员和部署情况，也可以直接对日本军队的兵力部署、战斗力变化和后勤情况进行观察，对判断日本的侵略动向有着重要的作用。

　　崔可夫注意到,当时的中国军队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现象：贪污、腐化,官兵矛盾十分严重；士兵生活困难,不得温饱，健康状况十分恶劣,例如,102师曾有50%以上的人员患有疟疾，却得不到医治。这种情况对崔可夫来说是震撼性的。他甚至发现连中国参谋总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300多个师的庞大编制里究竟有多少人!而且得到中国军力方面的类似情报几乎没有任何困难,因为压根就没有人认真管理这样的事情。他认为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十分可疑,仅能进行防守,而不能进攻。崔可夫从此对中国军队印象恶劣。甚至在1969年中苏冲突的时候,作为苏联红军总监到前线视察的崔可夫也在相当程度上抱有这种印象。

　　其实国民党政府对苏联顾问团还是有戒备的，尤其不希望他们和别的国家的使团建立密切的关系。国民党甚至故意安排苏联顾问团与崔可夫在重庆的官邸被轰炸之后住进前法国大使的官邸，以借此挑拨。然而这样拙劣的安排几乎立即被法国和苏联所识破。崔可夫不仅拒绝了这样的安排，反而因此同法国武官伊·冯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

　　通过中国和法国的情报网，崔可夫已经得知日本正在中国南方和印度支那广泛地进行着军事准备，大约600架战斗机已经集结，大亚湾周围已经修建了大型的军事基地，海南岛的军事部署也在迅速展开。到1941年3月，日本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演习的数量和质量都在提高。

　　1941年年初，日海军一架飞机坠毁在广东境内，飞机上有关日本军队在东南亚布防和军事设施修建的重要文件被中国缴获。为了得到这份文件，崔可夫亲自拜访了蒋介石，并在《日苏中立条约》签署之前几天将这份重要情报的摄影复印件用飞机送往了苏联。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份文件对该条约的签署起了多大作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份情报绝对进一步坚定了苏联签订这个条约的决心。

　　《日苏中立条约》的签署对中国的抗战产生了重大冲击，套用当时日本外相松冈洋佑的话来说，“在冷却中苏关系这一点上，中立条约对我有利。”

　　但苏联在努力将冲击降到最低点，它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对中国表示条约的签署不会影响中苏关系。崔可夫这时也在中国四处奔走，接二连三地会见神经高度紧张的中国高层，同时也与各国在华使团保持密切接触，及时准确地传递苏联的意图。经过了最为紧张的几天之后，到4月22日，蒋介石发表讲话，称“苏联对我的军火接济如故”。所以应该说，《日苏中立条约》对中国抗战的冲击在军事意义上来说并不大，有限的影响更多的是体现在政治层面，毕竟苏联签订条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放开日本南进的手脚。

　　卓越的情报收集者和分析员

　　然而这场风波过了仅仅两个月，苏联的卫国战争就爆发了。苏德的开战使中国国民政府感到，苏联有可能会加入到对日作战中来，这将大大减轻中国战场上的负担，而这也正是中国抗战4年以来所梦寐以求的。然而，同时对德国和日本两线作战是苏联在10年以来的外交斗争中所极力避免变成现实的噩梦。不过，发动战争的主动权不在中国和苏联手里，而是掌握在日本手里，苏联能做到的事情就是，尽量利用中国战场拖住日本陆军，努力搞清日本的主攻方向，以在日本陆军不断增兵中国东北的情况下，能够及时合理地调整苏联在远东的军事部署。苏联在中国战场上这一战略的直接执行者就是崔可夫顾问团。

　　由于自身战争的需要，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日渐减少，到1941年10月就基本停止了，这样顾问团在中国开展工作的资本就越来越少。而且在祖国被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蹂躏的情况下，苏联顾问团的成员在心理上承受着沉重的负担，大家都迫切希望能够回国参战，作为团长的崔可夫也不例外。但是他明白他们现在的工作是出于苏联战争的需要，于是要求苏联驻华顾问团加倍努力工作。

　　在这样的条件下，苏联顾问们全力投入到了宜昌战役的准备中。崔可夫专门对前线进行了为期3个星期的视察。在途中他处处感到燃料的缺乏，因为中国已经丧失了几乎全部的对外通道。而且沿途崔可夫还亲眼看到了前线农民的苦难和士兵的痛苦。苏联顾问团的工作条件相对要好一点，陈诚把最好的住房提供给他们使用。经过精心的准备，到八九月间，宜昌战役的准备已经基本完成。恰在此时，日军发起了第二次长沙会战，苏联顾问也参与了会战，到9月底，中国军队转入反攻。宜昌方面也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10月，战线基本上回到了战役开始的状态。不仅如此，其实整个1941年日军在正面战场上发起的进攻几乎全部无果而终。用崔可夫自己的话来说，“中国战场上的战线已经僵持不动了。”

　　这时，崔可夫作为一个军事外交家的特色表现了出来。会战结束后，他严格禁止苏联顾问抛头露面，不让他们抢中国高级军官的镜头。不仅如此，在平时，为了让中国的指挥官们接受顾问团的意见，崔可夫和他的团员不惜先对他们千疮百孔的计划肉麻地吹捧一番，在中国的指挥官们飘飘然的时候，再将自己的意见全部塞进去。崔可夫发现这种小手段通常都会奏效。在战时，崔可夫要求顾问团的成员仅仅做一个“顾问”，而不要让中国的大小军阀感觉到苏联人在控制他们。因为崔可夫对当时中国政治的认识实在是太深刻了。

　　日本是南进还是北进？苏德开战之后，日本北进的调子高了起来。尤其是刚刚签订了中立条约的外相松冈，公开积极鼓吹北进。不过7月2日日本还是做出了同时进行南进和北进准备的决定。在南方进驻印度支那，北方则进行代号为“关东军特别军事演习”的大规模军事调动，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关东军的兵力就增至70万人(到1942年时甚至达到了110万)，苏日关系空前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最高当局要求崔可夫顾问团提出报告，判断日本的动向。在这个问题上，顾问团的成员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一些人指出日本的主攻方向是北进，而崔可夫和其他的一些人却在研究中国和远东的局势并分析了占有的第一手情报之后得出了“南进”的结论。

　　他们注意到，由于日海陆军的割裂，如果要入侵苏联，日本主要还是依靠陆军，但是日陆军的主要兵力都被拖在了中国战场，而且这些军队还是日本的精锐部队。在整个的1941年里，事实上日本不可能从中国抽出大批兵力支援其他战场。同时由于在张鼓峰、诺门坎冲突中领教过苏联机械化部队的威力，日陆军在苏联远东部队没有大幅度削弱之前不敢轻举妄动。政治上，日本也在等待苏德战争的明朗化，想以最少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获。由于苏联军民的浴血奋战，德国攻击的破灭也让日本进一步放弃了北进的念头。正如崔可夫所说：“日苏之间的和平取决于我国军民在战场上的结果。”当然，公平地说，应该是取决于中国和苏联以及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努力。崔可夫还指出，日本海军在战争中“不可能老是闲着”。对日本而言，在北进行不通的情况下，获取已成囊中之物的南方的资源成了必然的选择。而且有赖德国的帮忙，拖住了苏联，彻底化解了苏联对日本的威胁。

　　在当时正确得到日本主攻方向改变情报的，不仅有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团，还有苏联在日本的著名间谍佐尔格。不过佐尔格的情报是从日本高层直接得到的，而崔可夫的判断是结合中国战场的日军动态、战局的发展方向以及各种点滴的信息，分析后得出的。由此已可见崔可夫高超的军事判断力。

　　功成身退的苏联军事顾问

　　1941年年底，崔可夫因长期工作积劳成疾，到成都休养。12月初，崔可夫在报纸上看到了珍珠港事件的消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终于摆脱了长达10年的单独对日作战，苏联也基本摆脱了日本侵略的威胁，崔可夫“已经成功地完成了预定的任务。”

　　1942年，在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后不久，崔可夫在给苏联共产党中央的报告中暗示，苏联军事顾问团已经圆满完成来华使命，在中国已经不可能再发挥积极作用。同时由于美国的参战，史迪威即将来华，与史迪威做顾问之间的竞争是不适当的。终于在1942年2月，早已急于回国参战的崔可夫收到了返国的通知，结束了自己十个多月的在华使命。

　　我们来对比一下崔可夫和史迪威。崔可夫在回国之后，指挥英勇的第61集团军参加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终于有机会表现自己骁勇善战的猛将本色。史迪威也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员，在缅甸战场上显示了他的军事才华。不幸的是，史迪威上将是被毁在了中国，他的来华基本上是失败的。而崔可夫则自称是成功的。

　　崔可夫和史迪威两人都会说比较流利的汉语,都曾多次来华,对中国都有一定的了解；两人手里都掌握着援华物资的分配；甚至两人来华时的军衔都一样——中将。但是结果却差别这么大，为什么呢？

　　首先，二者的目标不同。崔可夫的目标有限，那就是利用中国战场拖住日本，防止苏联两线作战。史迪威作为中国战区的参谋长，他的目的首先是利用中国减轻美国的压力，这一点是相同的。然而史迪威还肩负着控制中国政府、夺取中国军队指挥权以及战后将中国变成美国远东战略支撑这样深远的战略任务。尤其引起双方冲突的是对军队指挥权的争夺。一方面军队是国民党的命根子，不可能交给美国人；另外一方面这样的要求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感。双方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次，两人对中国官僚习俗的认知不同，这与两个人的性格有关。崔可夫深知中国军阀的行为风格，能够妥善地处理人事关系，讲究做顾问的技巧，是一个真正的公关人才。在中国工作期间，不仅与中国的大小官吏关系良好，与其他国家外交官的相处也很融洽，为自己的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史迪威则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军人，说话办事直截了当，与当时腐败不堪的国民党军阀的作风格格不入。此外史迪威为人尖酸刻薄，这一点在美国就有名，在中国更是吃不开。而事实上，能否与中国的同僚合作是来华顾问工作是否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还有一点非常有趣，身为共产党员的崔可夫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非常之差，认为中国共产党消极抗日，积极准备内战，而且从一开始就不打算给予帮助，甚至还在1969年的中苏冲突中不顾年高体弱前去为苏联军队助阵。来自美国的史迪威则同样对中国下层劳动人民充满同情，不仅于此，他还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是真正在努力对日作战。他曾努力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接触并试图援助，不过没有成功。

　　总之，在当时复杂多变的局势中，作为苏联最后一任顾问团团长，崔可夫所面对的挑战最大，情况最复杂，但是最后却取得了成功，这显示了他个人作为军事外交家高超的军事和外交技巧以及苏联外交的老辣。在战场上崔可夫是骁勇善战的猛将，在谈判桌上则是手段高明的外交家。在行动原则上，崔可夫和他的顾问团处处以苏联的国家利益为自己行动的出发点和目的，无论什么事都干扰不了这个中心。然而在具体事件的处理上，又表现得身段柔软，处事世故圆滑，即使在中国这样复杂的人际环境中也游刃有余。

　　崔可夫回国之后，立即参加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准备，并且在准备不充分的条件下，将自己的部队带到了斯大林格勒参战。在那里，崔可夫一战成名，所部也改编为近卫第六集团军，从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一直到国境线一路连战连捷，最后胜利攻入柏林。

　　战争结束之后，崔可夫出任苏联驻德军队的司令，再次干起了军事外交家的老行当。1955年崔可夫晋升元帅，达到了自己人生的最高峰。虽然在中国的活动不是崔可夫一生最感自豪的，但是通过他在中国的活动，已可看出崔可夫作为一个军事外交家的优秀品质。而且崔可夫的活动也确实极大地帮助了中国抗战，值得中国人民尊敬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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