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妮·莫瑞森：首位黑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图)

女作家托妮·莫瑞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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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将当年的奖项授予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瑞森，这是多年来该奖首次授予一位黑人女作家。此举标志着黑人的地位得到了承认，更肯定了托妮·莫瑞森对文学的贡献。

　　托妮·莫瑞森(Toni Morrison, 1931— )生于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附近的罗伦。儿时恰逢经济大萧条，父亲要做三份工，母亲还要给人家帮佣，全家才能勉强糊口。托妮的父

母都是极有个性的人：父亲会在他参与制造的船上刻下自己的名字；母亲曾把收租人赶出了家门。小托妮是在父亲的故事和母亲的歌声中长大的。从小身处的种族歧视环境，加之父母的熏陶，使她具备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浓厚的文艺兴趣，这为她后来的写作种下了第一颗种子。

　　托妮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学毕业后，进入当时专门为黑人学生开设的位于首都华盛顿的霍华德大学。她因能歌善舞曾被选为校花，但看到同学们那种一心要做“高级黑人”的架势，她心中感慨万千。她在暑期到南方的巡回演出中，得以亲身体会到被美国黑人视为故土的南方生活，并汲取了作为黑人根基的南方文化,由此坚定了要为黑人大声疾呼的志向。

　　后来托妮赴康奈尔大学深造，以论述福克纳和沃尔夫作品中的自杀主题的论文获文学硕士学位。她与来自牙买加的黑人工程师莫瑞森结婚后，定居在一座小城。在抚养第一个儿子期间，她和几位女友组织了一个小小的文学俱乐部。大家定期聚会时，每个人都要读一篇自己写的小作品。有一次，托妮实在没东西可写，就讲了一个黑人小姑娘想有一双美丽的蓝色大眼睛的寓言，这就是后来她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的雏形。

　　评家指出，托妮从一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就独特地“把神话色彩和政治敏感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她写作和发表《最蓝的眼睛》之日(1969)，正是美国黑人权利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一些人针对“黑人丑陋”的言论，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黑人是美的”的口号。但托妮却指出，“不错，我们是也很漂亮，但这种提法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和我们的境遇，无非是对一个白人概念的反其道而行之，而把一个白人概念翻转过来仍然是白人概念。身体美的概念作为一种美德是西方世界最不足道、最有毒害、最具破坏性的观点之一，我们应该对此不屑一顾……把问题归结于我们是否美的症结来自于衡量价值的方式，这种价值是彻头彻尾的细枝末节并且完全是白人的那一套，致力于这个问题是理智上无可救药的奴隶制。”而《最蓝的眼睛》中的那个黑人小姑娘认定她的家门不幸完全是因为自己家人丑陋，便日夜祈祷能够有一双白人那样的蓝色眼睛，在如愿以偿地获得了一双美丽的蓝色大眼睛之后，却两次遭到生父的强奸并怀上了一个乱伦的孩子，最终招致更大的不幸。托妮身为黑人女作家，不惜暴露本民族的阴暗面(原始的性行为当年在黑人中确实时有发生)，形象地说明了她上述的这一鞭辟入里的“精神奴役制”观点。该作品的发表，为她确立了“当代美国黑人社会文学观察家的地位”。

　　4年后，托妮发表了她的第二部小说《秀拉》(1973)。这部篇幅不大的小说甫一问世，便引起了轩然大波。原因就是书中的同名女主人公，作为一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黑人女性，一反过去的文学作品中黑人对白人既恨又怕的形象，把黑人的原始性观与争取做人的斗争结合了起来。作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女权运动的先行者，她放纵自己，以性解放来冲破固有的理性世界，做出了白种男人不一定有胆量进行的对偏见和习俗的挑战。类似的勇敢女性，在标榜自由的美国，却向来不为人所容——这在文学史上早已屡见不鲜，如亨利·詹姆斯的苔茜·密勒、西奥多·德莱赛的嘉莉妹妹，等等。令人始料未及的是，那场争议反倒使《秀拉》这部小说吸引了更多的目光，并使它被提名参加1975年美国书籍评奖的小说类评选。托妮·莫瑞森也由此声名大振。

　　在写过一个女孩和一个姑娘之后，这位把文学创作视为“一生中所尊重的事业”的女作家才开始谨慎地写男人，这就是发表于1977年的《所罗门之歌》。该书在评选过程中击败了两位名家的作品——约翰·契佛的《鹰猎人》和麦克尔·赫尔的《派遣》，以1977年度最佳小说赢得了1978年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和全国书籍评议会奖。其中一版就发行了7万册，并被译成外文在11个国家出版。在这部小说中，作家通过一个在北方富裕黑人家庭中长大的黑人青年回南方探亲访祖而获得新生的历程，指出了美国黑人在经受了身体奴役制，又遭到白人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诱惑之后，只有发扬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才能抵制白人的精神奴役。《所罗门之歌》后，托妮蜚声美国文坛，之后的每部新作都益发引人注目。

　　从1966年起，托妮作为兰多姆出版社的高级编辑，平均每年都要编辑六七本书，其中有囊括三百年间美国黑人史料、被称为美国黑人史百科全书的图文并茂的《黑人之书》，以及《拳王阿里自传》等。尤其是前者，使她接触了丰富、翔实而系统的美国黑人历史和素材，为她后来的观念和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此后，文学创作上的成功使离异后独自带着两个儿子生活的她勇敢地辞去了编辑职务，成为专业作家，并先后在纽约州立大学、耶鲁大学、巴尔德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等院校讲授黑人文学及魔幻现实主义。随后，1981年，托妮发表了《柏油孩子》。这一次，托妮写了一男一女两个黑人：女的是法国时装杂志的封面女郎，男的则是地道的传统黑人。作品通过他俩只凭“身体美”相互吸引的并不和谐的爱情及必然的分道扬镳，揭示了不同的道路会导致黑人内部分裂的令人堪忧的前景。1987年，她又发表了一部长篇小说《宠儿》，以惊心动魄的故事痛诉了美国黑人的不幸：一个女黑奴在偕女向北方逃亡的途中，为使女婴免遭毒手，重新沦为奴隶，便狠心将她杀死；18年后奴隶制废除，女儿还魂归来，却对母亲加以报复。如此令人痛心的母女反目显然不是“代沟”两个字所能涵盖的，其中年轻一代黑人应该如何看待本民族的悲惨历史及体恤先辈的痛苦经历的命题令人深思。

　　这期间，托妮担任了美国作家协会主席，并曾来华访问。

　　1993年，由于她“在小说中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富有诗意的表达方式使美国现实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充满活力”,托妮·莫瑞森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无论从哪个方面评价,她获此殊荣都是当之无愧的。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美国黑人文学的历史,就不难看出她的重大贡献了。

　　美国黑人所写的第一部小说是威廉·威尔士·布朗的《克洛泰尔》(或《总统的女儿》)，该书于1853年在伦敦出版，依据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传闻写成：书中的总统和他的黑人混血女管家生有两个女儿，后来都被送到奴隶市场上拍卖，并经历了备受折磨的一生。之后，美国黑人小说的发展大体上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为早年的低声下气的“辩解阶段”，那一时期的作品都在竭力向白人表明，黑人中的幸运儿并不比白人逊色，但用作陪衬的大批愚钝的黑人群像和充斥书中的对白人的哀求令人难以接受。如詹姆斯·威尔登·约翰逊的《曾经的有色人》中的主人公就曾利用自己的肤色不黑而冒充白人，并经商成功。第二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的“哈莱姆文艺复兴”，当时涌现了一批以津津乐道黑人的落后生活方式来满足白人猎奇情趣的作品(哈莱姆是纽约的黑人聚居区，当时有许多黑人文学艺术家以那里为生活和创作基地，也吸引了一些属于“垮掉的一代”的同气相求的白人作家前往)。无论如何，那种“浪漫的倒退”终归是洋溢着黑人的自豪感的，也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如图玛的《甘蔗》(亦有“支撑”或“扎根”的隐喻)，就表现了南方的黑人生活，并讴歌了美国黑人对南方的家乡式的眷恋。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抗议阶段”，美国黑人文学成为左翼文学的一个方面军，以理查德·赖特为代表的美国黑人作家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他本人的《土生土长的孩子》(中译名为《土生子》)被公认为德莱赛的《美国的悲剧》的黑人版。其主人公无心杀人，有意避祸，最后却被处以极刑，就因为他被诬陷为犯有强奸白人妇女罪。而这一罪名之所以必杀无赦，还不仅仅出于种族歧视，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强奸说明黑人是人，这可是那些白人种族主义者所绝对不能容忍的。美国黑人文学经过上述的曲折发展，二战后进入了数量骤增、倾向复杂、内容和风格都极纷繁的新阶段。其中成就最大的应首推被誉为存在主义第一部文学作品的拉尔夫·埃里森的《看不见的人》。书中的黑人男主人公不但丧失了自我，而且连姓名都没有，因此成了一个“看不见的人”。作者虽然把种族压迫感升华为社会压抑感，使作品具有了更普遍的意义，但那个猥琐的所谓“当代人典型”的主人公却处处患得患失,令人反感,被进步批评家一针见血地指斥为脱离了黑人的现状和应有的奋斗目标。近60年来,美国的黑人小说——从严格意义上讲,应该是由黑人作家创作的以黑人为题材的作品——中表现种种极端情绪的并不鲜见。但莫瑞森一贯冷静地坚持认为，黑人应在接受主流文化的同时保持自身的优秀传统，与其他民族一起共建美国的多元文化。在她的近作《天堂》中，就写了一个与周边的白人社会不相往来、竭力保持纯净黑人血统的“孤岛”无法继续生存的故事。

　　如前所述，在《最蓝的眼睛》中，托妮为我们展开了1940年一座北方小城中黑人区的阴暗面。博瑞德拉渥一家“虽然世代受穷，简直不名一文，但不只他们一家如此”，“不过他们长相奇丑却是独一无二的”。父亲绰里酗酒成性，是个“行为丑陋”的黑人，闹得家宅不安，大儿子不堪忍受，离家出走；小女儿则备受折磨。作家在美国黑人是“怎样”一个现状的明处落墨，却在“为什么”会如此的暗处着笔，为我们勾勒出美国种族压迫的大背景。原来，绰里出生即遭遗弃，靠姨婆将他养大，14岁那年，姨婆去世，他在心情恍惚之中同一个女孩发生关系，恰被两个白人撞见，他们便用枪逼迫两个黑孩子为他们表演。正是这次刺激使他变态、堕落。与之前的黑人小说相比，莫瑞森在暴露黑人阴暗面的同时，也指出了其根源所在，更指出冒充白人的道路绝不可取。在《秀拉》中，秀拉生长在“天堂的底层”，自幼便有反抗的意识，在她12岁那一年，她们几个黑人小姑娘在回家路上遭到白人男孩的欺负，她当即掏出小刀，以不惜同归于尽的气势吓跑了他们。她的这种勇气，在长大后四处闯荡发现“到处都一样”时，便发展成向旧习俗主动出击的个性，使一味逃跑的土生土长的先辈黯然失色。

　　当年那个“看不见的人”为了摆脱南方欺压黑人的环境而奔向北方去谋求出路，却四处碰壁，最后只能住进一间地下室里，逃避世界。而《所罗门之歌》中的主人公生于北方的有钱黑人家庭，沾染了一身坏毛病，在姑妈的一步步诱导下，才踏上了到南方寻根访祖的征程，并最终实现了飞跃。两部作品中这一北一南相反路线的对比，分别代表了美国黑人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价值取向，其深远意义，令人回味不尽。

　　从艺术技巧上看，托妮·莫瑞森同样是对前辈作家兼收并蓄，加上生动的黑人传说、浓郁的黑人色彩，使她的小说既是地道的美国文学也是典型的黑人作品。

　　除去随处可见的黑人民间故事、黑人的比喻和习惯用语，在她的小说中，辛克莱·刘易斯那种连香烟牌子都准确无误的“真实”，德莱赛那种对悲剧元凶的挖掘，惠特曼惯于使用的列举、叠句、递增的层次和突兀的比喻随处可见。尤其是由美国一代文学大师霍桑开创的象征手法，更是比比皆是。《最蓝的眼睛》开篇便展开了一个亦真亦幻、朦朦胧胧的梦一般的境界；《秀拉》以年代作为每一章的名目，且都与死亡相关，以寓意新旧交替；《所罗门之歌》以黑人会飞的传说作为贯穿全书的线索，用意深刻又明显；《柏油孩子》的书名来自一个南方的动物寓言，指的是立于地头用来诱捕野兔的假人，在美国社会中谁在诱惑谁不言自明；《宠儿》中的魂兮归来，自然不是真实的，却半虚半实地映射出时代的变迁造成的两代人的对立乃至冲突；《天堂》中那个黑人世代相传的大炉灶及上面刻着的神秘文字，都蕴含着深刻的喻理。至于人物的姓名、物品、动作举止，无不具有或明或暗的寓意。值得我们仔细玩味。

　　获诺奖前后，托妮始终笔耕不辍，创作了数量可观的长篇小说，而且不断在写作手法上进行探索和创新，以致评论家们认为她的作品越来越像福克纳。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为福克纳是美国南方文学的第一人，而黑人小说又多以南方为背景；实际上，莫瑞森在创作手法上兼收并蓄，除去上述的众大家的种种写作技巧，她吸收最多的还是福克纳的“多角度叙事法”(这是由亨利·詹姆斯的“辐射式叙事法”发展而来的，即对一件事情由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分别叙述，最终让读者获得全貌。)用这种手法叙事，可以达到不读到最后，难以了解故事全貌的引人入胜的效果，但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阅读时的晦涩感。当然，托妮首先还是一位黑人作家，纵观她的作品，不但内容上始终关注黑人，尤其是黑人妇女的命运，而且在写法上也总是以黑人的传说作为线索，从而烘托出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使之成为地道的美国黑人小说。托妮的成功又一次证明了，只有首先是民族的，才能最终成为世界的。

　　其实从她作品的思想内容上看，又并不仅仅局限于美国黑人。托马斯·艾略特在评价莎士比亚时曾经指出：莎翁的戏剧可以雅俗共赏，最浅层次的，可以为其故事情节所吸引；再进一步，可以欣赏其栩栩如生的人物；而更深入的，则可以思索其诗的语言及哲理。托妮的作品也是如此。她的小说情节曲折，人物生动，不像某些现代派作品那样人物晦暗，甚至没有情节，令人难以卒读。通观她的作品，在关注本民族的命运及前途的背后，其实还在探索文学中经常涉及的一个哲理：失去的天真。传统文学中常常表现敏感而具天才的孩子在受教育过程中的悖论：他们为增加了智慧却失去了天真而感到痛苦，也就是说，他们在思考中看到了世界或自身的邪恶，并因此苦恼茫然。恰如18世纪中叶法国启蒙主义先驱卢梭所指出的：原始社会是人类的黄金时代，自然形态中的人类具有遗传而来的美好而纯真的品德，而文明社会则是腐蚀人类的因素。富人在恶浊的环境中变坏，背离了自然状态，因此需要教育；穷苦的劳动者朴实自然，掌握劳动技能，仍保持着人类的天性，故毋庸教育。他的哲学主张及文学创作的特色开创了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和美国的超验主义文学家有感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的城市的喧嚣和罪恶，转而去崇尚湖光山色的大自然之美或发掘古老的东方题材。但托妮·莫瑞森面对的是美国的现实社会，黑人民族的问题是不能也不应回避的。因此，对于本民族的问题，她在“哀其不幸，怒气不争”的同时，一心要“抹去蒙尘，还其璞玉”。因为她坚信，黑人是最接近于自然状态中的人类的，他们只要“返璞归真”，必能以强者的身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年来，有一种“绿色文学”的提法，托妮·莫瑞森堪称是这一文学主张的身体力行者。由此看来，她的作品即使对于我国读者也同样具有启迪的功效。

　　今年2月18日是托妮·莫瑞森女士的75岁华诞，仅以此文向她献寿，并祝她取得更大的成就。(注：本文所提及的作品均有中文译本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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