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上海女医生的救灾日记:用帐篷支起临时医院

上海医疗队队员在帐篷中治疗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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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医疗队员在唐山“帐篷医院”前合影(本版照片由黄女士提供)

　　这是一段让所有中国人都感到心痛的记忆。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8秒，一场7.8级强烈地震如恶魔降临。顷刻间，位于东经118度11分、北纬39度38分的我国北方重镇唐山变为人间地狱——24万人丧生(包括天津等灾区)，16万余人重伤，7000多个家庭绝户……

　　大地震发生后，10万余名解放军、5万名医护人员在第一时间从全国各地赶赴唐山。而那段岁月，对于上海医生黄女士来说，是生命中一段独特的记忆。

　　几周前，一篇《唐山大地震幸存者来沪寻找当年上海医疗队员》的报道打开了黄女士的记忆阀门。她主动联系本报，送来了一本自己的“抗震救灾日记”。

　　唐山大地震发生当天，上海市卫生局就紧急组织了56支抗震救灾医疗队883名队员，于1976年7月29日清晨乘专列前往唐山市区、丰南县抢救伤员。

　　经过近一年的援救后，第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队陆续撤离唐山，而唯有上海派出的第二批医疗队继续在当地救治伤员。1977年9月至1978年2月，上海市卫生局直属医疗机构帮助唐山设立了4座临时抗震医院，先后派出医疗队员1384人，累计诊治病患41万人次，手术2.3万例，抢救危重病人1514人。

　　当时，我是作为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医疗队队长第一批前往唐山。

　　记得那时乘的是火车，开始的前半程跑得飞快，后来过了山海关，许多路基都被震裂了，车不得不慢了下来。到达唐山的第二天，我们就开始了抢救工作。

　　医疗队住在简易棚里，夜晚睡觉时候常会被震醒——5级以上的余震在那些日子习以为常。到后来，我们躺在地上，闭着眼都能从地面晃动程度估算出余震级别来。与次日报告对比，准确率相当高。由于城市原有医疗设施全在地震中被毁，我们只能自行架起帐篷作为野外临时医院。木板当床，铺上自带的油布，点上汽灯，喷点消毒水，手术就在这种环境下开始。

　　全体队员露宿在机场跑道边

　　1976年7月29日

　　今天，我们从上海出发前往灾区。天气十分炎热，火车车厢里更闷，估计有40℃左右。我们乘坐的卧铺车厢简直就像蒸笼一样，不能睡人……

　　火车到达天津杨村火车站后，由于铁路受到地震的破坏，我们改坐飞机。天津和唐山之间飞机往来频繁，不少同志刚下飞机就恶心呕吐。但想到灾区的同胞，他们没有躺倒，硬是挣扎着起来，还背起三四十斤重的行李踏上了抗震救灾的征途。

　　当晚，我们还不能进入市区，全体队员露宿在机场跑道边。大家把器材、药品围在中间，然后又让女同志睡到里圈——机场跑道边上都是一人多高的青草，也许里面有蛇、毒虫之类。

　　北方夏夜很凉，露水很重，一夜下来，同志们盖的被单都湿了。

　　没有水洗脸，大家就在青草上撸一把露水洗洗。

　　喝一口冷水就一口干粮，大家打趣道：“以前真不知道压缩饼干味道还这么好。”

　　30年前，25岁的黄女士刚刚走上医生岗位。满目疮痍的城市和腐尸的刺鼻气味，让她一辈子都无法忘记。“想不到自己还能活着回来，和家人团圆。”

　　黄女士是上海第一支医疗队中的一员，去唐山之前，黄女士去过的最远地方是崇明农场。“当时去唐山，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只知道那边发生了地震。”由于消息闭塞，对地震毫无概念的她踏上了北上的火车，而迎接她的，却是一种从未看到过的惨烈景象。

　　1976年7月29日上午6时45分，上海派出的第一支医疗小分队踏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包括黄女士在内，共有32名队员。时间紧迫，甚至没来得及和亲人告别，黄女士带了几件简单的衣物，离开了上海。

　　“现在想想，其实自己那时候同样生死未卜。”黄女士感慨道。

　　整座城市像一个巨大的伤口

　　1976年7月31日

　　我们被分配到唐山市路南区红星街道，这里正处地震中心。整座城市仿佛一个巨大的伤口，到处是东倒西歪的房屋，满地狼藉的废墟，地面裂开一二尺宽，空气里弥散着阵阵腥臭味，血淋淋的尸体看得人触目惊心。

　　没有地方可以搭帐篷。唯一的一条比较空的小胡同，路面底下是开滦煤矿的巨大排水沟，深二三米。路面上只铺着一层薄薄的水泥板和柏油，有些地方已经塌陷，露出一个黑黢黢的大洞。余震还很强烈，人站在地上就像在火车上一样，如果在这上面搭建帐篷，也许会与地面一起塌到水沟里去。小胡同边上摆满了尸体，已经腐烂发臭，血水流到路上，没有水可以冲洗。两边倒塌的房子不高，中间路比较低，一下雨，雨水就会流到路面上来。在这里，除了被余震压死的危险，还要冒着被瘟疫夺去生命的危险。

　　“在唐山的日子里，和家人只通过一次信。出门在外，虽然只有25天，但比在农场的那2年还要想家。救助工作一忙，连想家的时间都没有了。当时的我们，都很单纯、朴素，满脑子治病救人，别说恋家了，有时就连自己的命都顾不上。”说到这里，黄女士动情了。

　　十几个医疗队员分享一盆水

　　1976年8月3日

　　今天开始了清扫以及抢救工作。搬运尸体时，路崎岖不平，人走在上面摇摇摆摆，一脚高一脚低，像踩高跷一样。

　　抬着100多斤的尸体，血水淋漓滴在衣服上，又没有办法清洗，刺鼻的臭气令人发昏。但是想到这些遇难的同胞至今还没有埋葬，想起腐烂的尸体会引起各种传染病，大家就不顾危险和几天来的疲劳，抢着干。

　　我已经四五天没有刷牙洗脸了，十几个人分享一盆水，大家连喝水都谦让着。身上的污垢一层层厚厚的，用手轻轻一搓就会掉下来。而盐就更宝贵了，大量出汗，每个人衣服和裤子上都结了厚厚一层盐霜，变得硬邦邦的。

　　进入市区前，大队部只给我们32个人发了500克盐，平均每个人只有15克。而这些盐，除了吃，还需要用来做盐水棉球，给伤员清洗伤口。大家谁都舍不得吃，只倒一小点在行军水壶里……

　　黄女士提供的第一部分日记到这里已近尾声，而仔细算算，那时离他们回上海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的日子，艰苦的情形可以想象。

　　采访间隙，黄女士拿出一本照相簿，翻开其中一页，黑白泛黄的照片上，一名留着齐耳短发的俏丽女孩站在简陋的帐篷前，和几名同样年轻的女孩一起，笑容灿烂。黄女士说，这是当时和队员一起的合影以及在帐篷里救治伤员的照片。

　　几年来，黄女士心头一直萦绕着一个愿望，那就是再去一次唐山，到自己曾经住过、救助过的地方看一看。

　　重回唐山，于黄女士而言，也许看到的不只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更能品尝到一种沧海桑田的人生况味。

    口述者：原上海市卫生局局长、上海赴唐山抗震救灾医疗队队长王道明(本报记者厉苒苒 实习生蔡子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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