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未遂的中产维权行动 | |||||||||
---|---|---|---|---|---|---|---|---|---|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16日11:56 时代信报 | |||||||||
一次未遂的中产维权行动 信报记者 罗乐 实习生 曾兵/文 记者在朋友所居住的小区,从多种角度看,都应该属于典型的”中产阶级小区“。当然,在该小区中,也许还夹杂着一些大隐于市的准富豪阶层——不过大体来说,这个别墅小
这个位于主城区一个山巅上的联排别墅式小区,自从其建成以来,在4年多的光景中,发生过两件极具轰动效应的事:一件是该小区的一户人家在某一个阳光普照的大白天,全家人仓皇出逃,具体原因不祥,各种说法也很多;总之这家人再也没有在小区内出现过,房子随后被查封,被拍卖。而另外一件,就是该小区业主在发现自己遭遇开发商欺骗的时候,曾经酝酿过一次极有“创意”的集体维权行动,让开发商受惊不浅。 任何骗局的发生,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初购买这个小区的业主,在购房前都得到过这样的承诺:这是一个容积率仅为0.98的纯别墅小区,绿化面积超过50%。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随着小区环境的完善,开发商不动声色地把原本设计成空中别墅的两栋楼改建成了一栋有5个单元,总共100多套房子的普通楼房。随后,开发商又得寸进尺,把原本设计好的一块用于建设运动设施的场地,改建成了一栋33楼的高楼。 于是,那些本来自以为买了“纯别墅小区”的中产阶级们愤怒了。他们开始私底下商量如何才能向开发商讨个说法。此时,几乎每一个人都坚信:他们的斗争起码比那些普通市民集中的小区,更具“话语优势”。 从理论上说,这种优势是存在的。比如小区集中居住了好几位律师,这些律师在重庆都有很高的知名度,他们拥有丰富的法律知识,某些律师在买房子的时候,甚至比其他购房者多做了大量的防范工作。比如,把开发商所印制的用于促销的宣传单全部作为购房合同的组成部分,并要求开发商加盖了公章。比如合同的条款增加了很多对自己相对有利的条款。最后的结果让人啼笑皆非——所有的举措都没有任何意义,当开发商单方面更改小区容积率等指标的时候,他们遭受的损失和其他不懂法律的住户一样多。 看起来,这场维权行动的开头是比较有声势的。这个小区的住户有钱有车,需要集资用于维权活动的时候,几乎没有费什么周折,每户人家就主动交纳了该交的钱。他们甚至决定,如果在重庆无法获得可信的答案,就包一架专机到中央的有关部门讨说法,以此引起高层关注。当维权小组决定用自己的力量阻止开发商继续侵权的时候,一些住户主动把自己的私家车停在施工车辆的必经之路上,阻止施工设施的进入。 但是后来,事情的发展远远脱离了我们的想象。 当这群中产阶级像上访者一样,用整天的时间到处投诉的时候,在有关部门眼里,这群中产阶级太无聊了——你们吃得好穿得好,有车有房,还是好车好房,还闹啥子嘛闹?!你们这群人根本不值得同情。和那些吃不起饭的下岗工人相比,你们受点损失也是应该的! 那天,当一个官员在维权现场露了一面之后就消失了。接下来,这群中产阶级就只能傻呆呆地坐在接待大厅里啃饼干喝矿泉水。甚至几分钟后,当保安人员要把他们从这个房间里驱逐出去的时候,他们也只能自己扛起还没有喝完的矿泉水纸箱,鱼贯走出接待大厅,虽然嘴里仍旧骂骂咧咧,但是他们的骂声甚至还不如那些拆迁户的声音响亮——中产阶级啷个丢得起这个脸嘛! 在政府官员组成的协调小组前来小区了解情况的时候,这些中产阶级使用手提电脑,委派小区内最优秀的电脑专家制作了PPT幻灯片,用于向有关官员说明情况;他们还用数码摄像机从电视广告上定格了开发商的欺骗性广告,却依然没能获得他们所期望的任何结果。 最终导致小区维权行动流产,是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事情—— 首先,一个领头的企业主发现,自己的企业突然迎来了几拨有关部门的检查人员,不管自己怎么找关系疏通情况,总是如此含糊其词的回答:“其他忙都可以帮,这次事件确实水太深了,你最好现在收敛一点”。 另外一个参与行动的公务员则被单位领导警告了。单位领导个人对这个下属的处境深表同情,但是却希望下属“你各人不要去闹噻,小区恁个多人,让他们去闹嘛,你在背后支持一下就可以了。” 当这种事情扩散到小区某一些人身上,并且这个消息扩散到每一个参与维权的人那里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还有抗争的勇气和动力了。他们人人自危,每个人都在担忧自己的饭碗还保不保得住。 于是,这群曾经自认为比其他小区更有优势的中产阶级不得不偃旗息鼓,眼睁睁看着其他小区的维权行动取得空前的成功。 在这种事情上,中产阶级真的经不起折腾,他们远远没有弱势群体那种光脚不怕穿鞋的勇气和决心。 我们现在看到的中产,只能这么说,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最不容易出事的一群。 对既定的社会秩序抱有一种幸福感,过着舒适的生活,有安全感,有尊严,不奢望自己的财富在一夜之间剧增,也不会担心一夜之间都失去所有。中国中产似乎达不到这个要求。 中产阶级的形成必须依赖于两方面的稳定,其一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完备;其二是对私有财产的尊重和法律保护。 中产概念是个伪命题? 思齐/文 梁漱溟在晚年自述中,对美国记者艾恺说了这样的话:这个世界会变的更好吗?我愿意借用在这里做我们的开篇之语。 采访中产阶级,在我们的这个时代的这个时期,是一件多么重要和必要的事情。说实话,在采访之前,我对所谓的中产阶级是否存在于我们的社会充满了偏执狂一般的不信任甚至一种厌恶。这个时代,还有农民靠卖血为生,还有不少人没有自己的房子,得了重病也不敢去医院。我们还要去寻找中产阶级? 可是问题就在这里,后来我觉得我找到了这样的中产阶级的存在,为了避免在当下的社会里,我说他们是中产阶级会给他们带来困扰,我尽量都用一个虚拟的名字来称呼他们。 果不其然,曾经接受过我们采访的几位中产,有几位在采访过后纷纷打电话来,交代我们还是不要说他们的真名了,单位也不要写了。都问我,那天我接受采访的时候,是不是太炫耀了?! 可不是吗?他们事业有成,声称自己有充分的安全感,我们希望他们就此成为社会的稳定分子,但听到我说他们是中产阶级,他们的头摇得就跟拨浪鼓似的。跟他们聊开了,他们愿意告诉我们一些他们的经济状况。一位从事自由职业的女士说,自己实际上是“负婆”,欠着银行的钱在炒楼,希望不会输吧;一位本该有着充足的安全感的公务员先生不无忧虑的告诉我们,自己其实也担心万一打仗了,自己的这份安定就没有了。 的确,我得承认,我找到了我预想中的中产阶级,他们既不同于那些坐在空荡荡的冷气房间里一个人吃海鲜鲍鱼的大款,不同于那些交不起医药费的穷人,也不是我们惯常意义上的小资,他们比小资有钱,尽管不屑于去买红木家具,但是他们买的起,所以不会去买小资们喜爱的宜家。他们身上带着强烈的身份意识,的确,这些人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中间层,我们现在看到的他们,只能这么说,是我们的这个社会中最不容易出事的一群。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的记者魏城最近也在做一个中国的中产阶级调查,我和他通过电邮取得了联系。获准引用他的一些“调研成果”。在谈到这种中国社会的断层现象和中产阶级的安全感的时候,魏城用“躲在城堡中的中国富人”来形容。 他在文章中说,中国富人住宅区的“城堡化”,是西方媒体谈论中国社会时颇感好奇的一个话题。例如,美国《地方志》杂志一篇署名内维尔·玛尔斯和萨斯基亚·温德尔的文章,这样分析这一现象:“这种新型小区就像是现代化的城堡,业主们拥有私人物业,享受个性化服务。一扇扇庄严的大门和站在门口的警卫,正是中国社会出现层化现象的征兆,这无疑对中国的城市布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时代信报》记者走访了很多重庆的小区。它们宛如一个个城堡,从这些小区中走出就回到了现实的重庆社会。我们采访的对象,大多已经开始培养出城堡意识。比如一位女士已经养成了就连买菜都要换上漂亮旗袍才舒服的中产心态,虽然这种心态大概只能让她在所在小区或附近区域才能舒展。在重庆的其他社区,大家都是光着膀子去买菜然后回家做饭,穿着旗袍买菜的女人大概会被视为异类。 城堡里和城堡外,是两个彼此联接却又陌生的世界。 中间阶层还是中产阶级? 尽管做这个中产阶级的调查很重要,但是到底什么是中产,其实我们也没有弄清楚,它的标准到底是怎样的?我们一开始开出的标准是年收入10万以上,但很快自我否定了这种界定。 中国国家统计局去年曾把家庭年收入在6万元到50万元人民币之间定为中产阶级家庭的标准,但仍有许多中国人,包括收入在这个标准之内的中国人,并不认同这个标准。 在龙湖采访的那些中产阶级家庭,一听到这个标准,马上会反应说:6万?不可能吧,一个家庭一个月才收入5000块? 这样的回答起码透露出一个简单的信息,他们的收入肯定不止这个数,或者至少是这个数字的几倍。而且最关键的,所有最后默许了自己就是中产阶级说法的人,心目中其实都有一个简单的判断,觉得中产阶级嘛,起码还是应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产权房吧,有的人说,假如你是银行按揭的,那可能还是不该算中产吧。开始的时候,所有的人们都不认为自己是中产,因为在他们的头脑中,中产?应该是住在对面的湖边别墅里,开的车最不济的也是宝马、奔驰,旅游要去西欧、北美的吧。 瞧,就是这么一个模糊的概念。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晓虹。2003年1月至2005年6月,他领导的课题组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进行了这次有关中国中产阶层的大型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有些令人惊诧,85.5%的中国城市居民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 听听周晓虹的解释才会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结论的产生,估计是调查人员诱导的结果要么就是媒体的误报,周的意思是:我们作调查,用的是中层意识的概念而不是中产阶级的概念,当前中国的“中层意识”占据了社会主流,也就是说,多数中国人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结构的中层,但在中国人心目中,“中层”与“中产”这两个词并不相同。 据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中产阶级国家。早在1940 年,《财富》杂志在美国作过一项调查,就有8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但《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危机》一书作者理查德·隆沃思指出:“这些声称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人不一定拥有相当的财富……餐厅服务员、工厂工人、企业主管、股票经纪人等都坦然以中产阶级自居。” 问题大概就出在这里,在英语中,middle class 是中间阶层的意思,中间和中产事实上也就差在一个“产”字上面。所谓6万到60万的中产阶级的标准,所谓厉以宁说的,只要你有两套房子就是中产的概念,实际上,无非就是,想要在中国打造出一个“中间阶层”的概念来。 中间阶层对于我们的社会真的那么重要吗?是,非常的重要。尤其是我们这个贫富差距还很大的社会中,强调中间阶层,实际上就是在强调社会的稳定。6万到60万只是一个虚幻的中产阶级的概念,但是这一下就把我们这个社会基本上能过的去的绝大多数人都囊括进去了,我们都中产了。 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这样的,中间阶层占据大多数,穷的人非常的少,国家有能力给他们提供充足的福利,他们中的一部分想要富起来,能够找的到合理合法的公平路径,富的人也不会太多,巨富的人在临终的时候,都把遗产捐献给社会,像是打游戏打了通关,重新归零,整个社会重新再分配。大多数的人们是中间阶层,过着自足的生活。他们就像是伍迪·艾伦的电影里面演的那样,对这个既定的社会秩序抱有一种幸福感,过着舒适的生活,有安全感,有尊严,不奢望自己的财富在一夜之间剧增,也不会担心一夜之间都失去所有。 痞子蔡在他的书里面写:假如能把太平洋的水全部倒出,也浇不熄我心中对你爱的火焰,太平洋的水能够全部倒出吗?不能……所以,我并不爱你。 我们可以套用一下这个句式:假如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都变成中产阶级,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好了,但是,我们可能都变成中产阶级吗?不可能,所以,我们的世界在数十年之内,不可能变得更好。 就是伍迪·艾伦的片子里面的中产阶级,过的其实也不舒服。 别怪我悲观。你有更好的主意吗? 怎么才能产生真正的中产? 笔者看了《金融时报》的“中产阶级”的调查,发现事实上,一些读者来信中有着比记者观察还要独到的认识。 一位叫做仇里的财经评论家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 “综观世界各国,中产阶级大多是安于现状,对社会主流价值与现存秩序有着较强的认同感的群体;换句话说,他们是现存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们不愿破坏这个社会秩序。但是,在中国社会阶层的既得利益者总是与权贵和善于把握政治机会的人相伴。如果以旁观者的眼光来看,假如真有所谓的中国中产阶级,则这个中产阶级绝大多数应集中于中上层和上层,具体来说也就是部分高层领导干部、部分大企业经理人员、部分大私营企业主、部分高级专业人员、中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及中小企业主。” 他认为,中产阶级即使有,也是不稳定的,“即使这个群体划入了中产范畴,他们也很少有对社会的认同感:很多专业人员和企业主都生活在一种紧张和不安的状态中,政策的变化、工作的变动、身体疾病困扰、住房以及子女上学就业等压力都集中在他们身上;一旦有了天灾人祸(医疗费用的天价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往往迅速从中产跌落到赤贫。很多人对社会的稳定充满了不信任感,有了钱也千方百计转移到国外,根本没有发挥中产阶级的稳定的作用。” 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一个传统农耕社会的快速解体和重新定位过程中,阶层的迅速分化和快速重组尚未完全实现,不敢轻言中产阶级,最多也只能是有中产者而无阶级,社会主体仍然是权贵阶层及其附庸为主。 他的这个判断在某种意义上,是值得认同的,在今日的中国,确实还没有产生一个成熟中产阶层的能力,理由很简单,我们的社会系统不是为产生这个阶级而生的。 所以,简单的推论是:只有整个的社会机制都朝着产生中产阶级的机制来安排秩序了,中产阶级做为一个社会产出的产品,才有可能被生产出来,并且发挥它的稳定器的作用。 也许正像这位财经评论人士说的那样:中产阶级的形成必须依赖于两方面的稳定,其一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完备,包括社会职业制度、社会救助体系、医疗住房养老体系的基本完善;其二是对私有财产的尊重和法律保护,这种尊重和保护不应该仅仅是一纸条文,而应该落实到社会行为的各个方面。因此,中国的中产阶级才有生存的土壤,富裕的人也不会将子女和财产托付到国外,社会的未来才有希望。 我们究竟是要建立一个怎样的社会,是让穷者更穷,富者更富,还是应该改变这种现实,建立一个富人可以再富、穷人不能再穷的世界?这其实是一个民族或者是国家必须在人类发展史上交出的答卷,也是一个路径选择的问题。假如现在中国人认准了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更稳定富足的社会,那么我们就应该探讨一下中产阶级的社会产生机制到底是怎样的,欢迎读者讨论,给出您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