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之鉴

　　9函36本的《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在大陆出版，如此的大部头凝聚了柏杨的多重历史观

　　-本刊记者/杨东晓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真是大部头，9函36本！在这个市场为先的出版时代，出版

它还真是需要些勇气，要有对 这套书深入认知，更要有高瞻远瞩的眼光。

　　在上世纪80年代，柏杨曾以《丑陋的中国人》风靡华人世界，《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则凝聚了他多年的心血，也 蕴含了他曲折的人生经历。

　　柏杨就是当年台湾《自立晚报》的编辑郭衣洞，1949年从大陆到台湾后，先是写了10年小说。这10年的生活 犹如他在大陆时一样，时常是朝不保夕，尽管当中有过几年一家四口的幸福时光，但他最后还是闹到了众叛亲离的程度。于是 他开始寻求新出路。

　　替平民百姓写史

　　上世纪60年代，柏杨以杂文为剑，刺向不公与腐败，也因此被国民党当局送进了监狱。1968年3月4日到19 77年4月1日期间，开始了自己此后的狱中“十年通鉴”。

　　柏杨对这10年怀有别样的感情。

　　他把入狱的那天当作自己的重生日，柏杨说：“仅仅以《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2006年在北岳文艺出版社再版、 与大陆读者见面一事来说，不但要归功于牢狱之灾，也使我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新的起点。”

　　他认为没有这场牢狱经历，自己只能是个写幽默杂文的专栏作家。坐牢9年26天，使他潜心读史，“对中国绵长历 史的爬梳工作”、“建立我自己对传统中国历史观点的批驳”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柏杨曾被派到看守所图书馆当过一年多“外役”，这是被他称为“监狱生涯中最愉快的一段日子”，“我坐拥一两千 本图书，而其中有一套就是《资治通鉴》，使我开始着手写狱中第一部著作-《中国历史年表》”。柏杨走出监狱时，并没有 像其他重获自由的人那样，把自己的狱服烧掉，而是带着这件标有自己代号“297”号狱服和3部书：《中国历史年表》、 《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袭录》、《中国人史纲》。

　　“译写”一套《资治通鉴》的想法，也正是在监狱里诞生的。柏杨最初的历史观就是在此确立的：为小民写史，而不 是为帝王将相理家谱、记嘉言懿行。于是，柏杨便拿出了农村老太太浆鞋底子的功夫，每天早上剩点稀饭，把报纸一层层地黏 起来，当这个纸板坚如铜板时，那就是柏杨的写字桌了。

　　无独有偶，持这一观点的，还有柏杨的好友，历史学家唐德刚。唐德刚曾在1999年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办的 “柏杨思想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说“若不是蒋介石关他个十年，他那派花言巧语还能说多久呢？”唐德刚更进一步说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就是他在文化转型史上的牌位！”

　　把死书盘活

　　出狱后，柏杨一开始的想法是，只要“柏杨”二字允许出现在报端就行了。但是一部历代推崇的史书《资治通鉴》， “却几乎成为死书”，成为升学考试中的填空题，成为一种文史概念，是史学的荣耀还是遗憾？

　　1983年柏杨向远流出版公司董事长王荣文谈起自己的想法，想把《资治通鉴》释译成现代语文并且在“臣光曰” 后，加上具有现代史观的“柏杨曰”，这是柏杨通读史书的心得。

　　待到1983年9月，第一册《战国时代》出版，王荣文暗自叫苦：“糟了，这种书卖给谁？”

　　无独有偶，北岳文艺出版社在引进这套《资治通鉴》时，也面临着同样的市场考验。策划方“邦道文化”负责人告诉 《新世纪》周刊，虽然这套书应该有广大的读者市场，而且接受它的读者一定会爱不释手，但是一看到这么一大部头(9函3 6本)，也会令人望而生怯。

　　这部书当年在台湾市场反应却良好，最小的一位读者是一位叫林卓汉的10岁四年级小学生。他还由父母姐姐陪着到 台北总督餐厅参加读者与柏杨的对话，并把自己在柏杨亲手绘制的地图上发现的错误一并带来。策划方希望在大陆也能出现当 年台湾那样热心的读者，毕竟“引进这套书很有意义”。　　　　

　　这部宏篇巨制的工作，事前没有人估计过文言文白话后的“膨胀系数”，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柏杨的自述，这无异于又 一个“十年牢狱”：“平均下来，我每个月至少都要阅读4万字左右的文言文(包括标点和注解)原文，写出7.5万字左右 的初稿，和交出15万字左右的校稿，以及所必需的地图、附录。十年如一日，没有星期天，没有例假日，没有阴，没有晴… …”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既然是写给百姓看，他的突破也就不再只是观念上的。首先，百姓得知道自己看的是“哪一 出”，每一出戏都有一个特点的历史舞台，这个舞台不仅有时间坐标，还有地理坐标。每出戏都得有今天的地址、今天的官职 、今天的纪年，只有扫除了这些疙瘩，戏文才能明白晓畅，

　　因此，宋神宗赵顼为司马光《资治通鉴》所作的序，现在看来就是这样的开场白：“我知道，高级知识分子差不多都 很熟悉前代所发生的事情，用以砥砺品德。”

　　“我父亲(宋王朝五任帝赵宗实)一向重视古籍，留意图册，虽然每天处理千万国家事务，但一有空暇，仍沉湎阅读 。曾经委托龙图阁常设皇家文学侍从官(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研究历代君王和官员们的事迹，就近向秘阁御用图书馆搜集 资料，由政府供应全部经费。”

　　“至于有的荒谬狂悖，我们可从他看到前车之鉴；有的恶毒奸诈，可从其中得到反省和启示。《诗经》说：‘商王朝 子孙，应以夏王朝的覆亡，作为借鉴，不必远求。’所以，我特地为这部书取名《资治通鉴》，显示我的盼望。”

　　狱中柏杨在构思“他的”《资治通鉴》时，曾经有过顾虑，这种不仅违反传统、而且另立观念的写史，“一定会招来 老传统的反击，可能体无完肤”，但是柏杨听到了这样的声音后说：“管什么传统？应该只管创新，能不能够站得住脚，由读 者决定。”那时每天放风查房的监狱官，看到出自柏杨之手的都是历史，并没有一点“现反”的迹象，因此柏杨在狱中的这项 “盘活历史”的工作，并没有被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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