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保卫战”中的城管员之死

　　发生在城管员和“小贩”之间的猫鼠游戏越来越像一场“战争”，因此有人成为了“烈士”。至于这场持久“战争” 何时结束，最终需要政府运用足够多的“智慧”来解决

　　-本刊记者/张凡

　　一群身着防刺背心、钢盔、防割手套的执法人员出现在闹市中，他们并非军人、也不

是警察，而是城管队员，他们的 目标大多是摆地摊的小贩，这些小贩手里经常会拿着水果刀。

　　这一幕并非想象，从2008年开始，北京市城管队员将会配备这样的装备来进行城市管理。城市秩序的维护者们竭 力想把“美观”、“文明”、“舒适”等标签贴到城市的每一个地方，但“不幸”的是，在任何一个角落里，他们都会遇到赶 之不尽的小摊点。

　　“武装”城管后的难题

　　37岁的北京市城管执法队员李志强在8月以身殉职，在查处一个卖烤肠的小贩时，激愤之下的小贩刺倒了他。一周 之后，他被北京市政府追认为烈士，这是北京城管成立8年来第一位殉职的城管执法烈士。

　　八月被警察们称为“黑色八月”，在这段时间人们心情比较烦燥，各类案件最容易发生。而城管队伍似乎也掉入了这 个“陷井”。深圳曝出城管员打城管员，并且“当街脱裤”示众的事件，深圳福田市的另一批城管则面对组织义卖捐助抗洪的 人群直呼“我就是土匪”。8月4日，河北省

　　在打人之外，城管员被打的新闻同样多不胜数。据北京市城管局统计，北京今年以来发生暴力抗法78起，几乎平均 每月都有十几起。海淀城管分局李志强被刺，让这些冲突达到了一个顶点。

　　百度网站关于“城管打人”的相关网页约151,000篇，而“城管被打”的相关网页也有约149,000篇， 数量相差无已。

　　暴力执法与暴力抗法，几乎在每一个城市不断上演。城市管理部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北京市先行一步，8月9 日，北京市城管部门按照刚刚出台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装备技术规范》(以下简称《规范》)对城管执法队伍进行装备 ，“PDA终端、防刺背心、头盔、防割手套”，将成为城管队员日常的行头，2008年前装备齐全。

　　这些被民众称作造就“铁甲城管”的做法，引来了众多非议。有学者认为这是把普通老百姓当作了“敌对者”来实施 的一种方案，更令人担忧的是执法问题，有了全副武装后，滥用权力的情况将更加严重。众多评论认为将城管队伍“武装到牙 齿”并不是唯一的解决方式。《新快报》评论说，不要把人民当“假想敌”，这些“明晃晃”的“武器”背后，其实是一种病 态和野蛮的治理思维在作怪。

　　但是，反对声音在北京城管海淀分队副队长李志强被刺后顿时弱了下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亲 自到李志强的家中，向遗像鞠躬致哀，并对其家属表示慰问。北京城管局的一名工作人员说，城市管理监察大队成立8年来， 没有哪一回像这次这样受人瞩目。这被认为是对城管工作的高度肯定。

　　刘淇指出，城管干部职工为加强北京的城市管理做了大量工作。北京将要举办奥运会，要建设宜居城市、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首善之区，必须不断加强城市管理，必须坚持依法治市、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必须得到尊重。

　　在刘淇对北京城管工作作了肯定之后，北京市政府也迅速反应，将李志强追认为烈士。这在全国首开先例。有分析人 士认为，2008奥运之前，北京城管队伍面临着巨大压力，此举无疑在精神上给了他们巨大鼓励。显然，北京在全国的示范 效益相当明显，追认烈士对其他城市将会起到引导性的效用。

　　城管成为了一种高危行业，李志强事件发生后，北京朝阳区的双井城管分队甚至请来士兵训练城管队员的擒拿格斗技 术，也有一些政协委员开始呼吁扩大城管执法权，给城管以刑事执法权。城管工作似乎突然被发现处在一个极度危险环境之中 ，以至于他们必须随时准备应付暴力冲突。

　　但是来自舆论的声音却呈现出另一种思路，在为失去的生命惋惜时，更多的人都试图探讨这一事件背后的成因。他们 对城管执法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对城市居民生存与城市管理二者之间存在着的断层进行讨论。

　　进城与“城禁”的冲突

　　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显示，每年进入城市的人口超过了1000多万。其中流动人口选择摊点经营人员占6. 78％，其中绝大部分属于无照游商。和城管员比起来，他们才是真正的“群众的汪洋大海”。

　　“我不恨他们，怕他们。”王会鹏说，这个在中关村海龙大厦附近卖红薯的小伙子，在这儿已经待半年多了，了解顾 客的爱好和躲避城管的路线是他最大的工作经验。

　　王会鹏甚至没用人教，就学会了见城管员就跑的本领，原因是“见识过他们打人，抢东西的历害”。所以，当他第一 次碰到城管员的时候，跑得比兔子都快，以致遭到老乡“也不打声招呼”的埋怨。这个来自安徽农村的小伙子最大的心愿是赚 钱回老家盖一座房子，在北京三个月找不到工作后，他接过了一个老乡留下的红薯摊儿。“反正能挣个吃饭钱，还能剩一点。 ”王会鹏嘿嘿笑着。

　　王会鹏身后，是30万名北京流动商贩的身影。他们大多来自各地农村或者小城市，愿望是能在大城市里找到一个饭 碗，挣点钱。因为这里要比他们家乡的生活水平高出很多。

　　“到处都不让你卖，这儿不行，那儿不行，就没有个行的地方。”王会鹏最初是想找一个固定的地方，扎扎实实地干 自己的小本买卖。但是这座城市却不给他任何机会。

　　“不准随地摆摊，禁止小商小贩进入”，进入城市的人首先面对的是城市的重重禁令，执行“禁令”的城管部门不可 避免地要和王会鹏们发生冲突。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教授毛寿龙认为，城市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两个“饭碗”是相互冲突的，小商小贩保 住了“饭碗”，城管人员就会丢了“饭碗”，反过来也一样。面对生存，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难免产生过激的情绪。

　　“城市不断发展，不断扩大。如果不允许他以这种方式存在，你允许他以什么方式存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 授李路路说，“当政府制定这个规则的时候，应该考虑它的可执行性，考虑这个规范所面对的对象，人们能不能在这个规范下 生活，如果对象不能按照别的生活方式生活，也不能按照这个规范的要求生活。那立再多法则也没有用。”李路路认为，如果 不解决这些问题，这些规范就不可能得到支持，执法者与被执法者的冲突就会继续。

　　“我们也没办法，有规定就得执行，有法必依，他们违反规定，我们只能照章办事。”海淀区城管队员李伟说，当碰 上骂人的和围攻的情况时，“不强硬一点能行吗？”

　　今年5月，海淀区马连洼城管分队曾尝试过和外来经商人员举行座谈，进行沟通。北京城管局的数据显示，目前北京 市城管执法系统有5000名工作人员，按照北京城市人口比例配比，每10000名市民配备的城管队员不足3名。让城管 执法人员和所有的小商贩们谈心显然并不现实。

　　李志强死后接受采访的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宣教处处长郭勇说，“发生这样的事，一点也不意外，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就在李志强被授予烈士后不久，8月23日，在北京海淀区大慧寺路上，一名卖西瓜的女商贩拿着水果刀挥舞着对前来查扣 的城管队员大喊：“谁敢上我的车，我就捅死谁。”

　　尽管没有造成新的流血事件，但这一幕代表着，李志强事件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总理的“卖桃令”之后

　　“城市管理要搞，也要让农民进城卖桃。”今年6月份，在视察河南时，温家宝在洛阳市农村考察期间，询问农民有 什么意见和要求，一位农村妇女直言不讳地告诉总理，桃子成熟了不能进城卖是最大的苦恼。

　　为了创建文明城市，洛阳市在今年出台了一个规定，对卖桃的农民设了“禁令”，没有固定摊位和证件的果民就进不 了城。“偷着进来的，城管员逮住就罚款200元。”对大多数农民来说，200元钱的罚金足以让他们对城市望而却步。

　　温家宝的话在洛阳市很快得到了实现，洛阳市政府改变了原来的决定，在城区原有农贸市场的基础上，增设62个瓜 果直销点，免费发放果农进城直销特别许可证，让果农进城搞直销。

　　洛阳市的事情并不偶然，全国其他城市依然有类似的壁垒，2005年南京市规定农用车不许进城，由此导致农民无 法进城卖瓜。郑州市也规定从2005年起全面禁止农用瓜车进入市区，市政府还规定，农用瓜车强行闯入市区将被处以15 00元的罚款，瓜农还有可能遭受拘留15日以下的处罚。今年，合肥市提出创建“无摊城市”设想，据此禁止农民当街卖瓜 。

　　“也要让农民进城卖桃”的讲话在媒体上得到了宣扬，有些城市悄悄地放松了禁令。但还有一些城市仍然把农民拒之 城外。显然，国家总理不可能四处奔走处理“让农民进城”的问题，但这样的思路应该会给政府部门以更多的启示。

　　“从我个人观察看，大部分游走于街巷间的商贩所经营的品种多是蔬菜、水果、简单日用品等。他们之所以长期存在 ，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满足或方便了市民的需求。从这个角度看，这类游商与市民之间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关系。”北京社科院冯 晓英研究员说，“我们需要反思的是现阶段市场分布是否能完全满足或方便市民需要。”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强制性的执法已经不适应当前的城市管理，建议进行区域分类管理；对一些区域 限制小商贩，而有些区域则限制性开放。”　　

　　在“饭碗”的背后，是社会秩序面临的重新调整的困难。“重建一个社会秩序、一个规则，首先就是规则要有合法性 。”李路路说，要让人在这规则上有活路，这样的规则才会被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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