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主播古巴见闻：贫困但是快乐

　　去年年底，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女主播徐俐随中国新闻界高级代表团一起，应邀访问了古巴。在回国后写就的系列游记中，徐俐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真实、生动、饱满的古巴。本刊刊发了徐俐古巴之行的部分文章，以飨读者

　　-徐俐

　　现在想去美国、欧洲都不难，去古巴倒是不容易。古巴遥远，同中国不直接通航，虽然同属社会主义兄弟阵营，但近20年令人瞠目的发展变化，使中国同封闭着的兄弟之间已经有了巨大的不同。不仅封闭，古巴还一贯地特立独行，加上加勒比海迷人的热带风情，还有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过往遗存，这一切，都会引发人们巨大的好奇和热情。

　　我们从加拿大多伦多起飞，三个半小时后到达哈瓦那的国际机场。临近降落的时候，听见同行的成员说：这就像中国南方某个偏远地区的小机场嘛！机场的建筑规模不大，不是老建筑也谈不上现代，四周的椰子树或棕榈树都不高，那种感觉的确同上世纪80年代的海口机场很像。

　　在机场过关，我们一下子意识到时间变得缓慢了。在随身行李通关口，站着六七个工作人员，他们神情木然，懒散散地做着手头的工作。以工作量论，两个人足够了，所以多数人都闲站着，有一句没一搭地慢扯闲谈。已经习惯了国内的快节奏，又刚从加拿大过来，大家对古巴这样的状态很是不习惯。但仅是眨眼的功夫，每人的心态就变得调侃起来，多是四十岁以上的人，对这一切是何等地似曾相识，大家说笑着，无关痛痒地议论着，跟着古巴人的节奏，懒懒散散地过关了。

　　古巴人到底有多穷

　　由于是中国新闻界高级代表团，古巴配给我们的翻译曾经是卡斯特罗的贴身翻译。翻译的中文名字叫陆海天，他1992年至1997年和妻子一起，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回来以后夫妻双双都在古巴国务院工作。陆海天说，给老卡当翻译很辛苦，而且挣得不多，父母都是退休教授，工资很低，人老了要吃营养品没钱，当儿子的就得想办法。他于是要求调离翻译岗位，来到直属国务院领导的这家旅行社，专门接待中国的政府代表团。放着最高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不做，去当专职导游，在现今中国人的眼里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但老陆认为他的选择很正常：他认为人得要吃饱吃好！

　　老陆(我们都这么叫他)是古巴社会制度的受益者，因为公派，他先后

　　古巴流通两种货币，一种是比索，一种是我们中国人熟悉的兑换券。他们把政府发的比索叫老比索，把兑换券叫新比索，而100美元才兑换80新比索，24老比索才能兑换1个新比索。换句话说，像老陆这样的人，除了导游小费，政府每月发给他的工资只相当于15美元，也就是12新比索。

　　和中国20多年前一样，古巴的基本生活供给全部凭票，凭票供应的物资价格很低，但数量极其有限。以一个家庭的一月供应为例，食品油、洗衣粉都是一瓶或一袋，除此之外，每人大米6磅(古巴人主食大米，大都是从越南进口的鸡米)，面包80克，鸡蛋8个，黑豆2磅，鸡肉2磅，白糖2磅，咖啡65克，巧克力70克，七岁以下幼儿有少量奶粉，肥皂、香皂、火柴都是一块或一盒。这些配给都可以使用政府发的工资老比索购买，除此之外不够的，可以去自由市场，而自由市场只收新比索，一个鸡蛋需要2个新比索。老陆说他父母想吃的奶酪一类的营养品，只能用新比索去自由市场购买，价格奇贵。老陆说，还有一些东西无论配给店还是自由市场，人们都是绝对看不到也买不到的。比如海鲜和牛肉，这些东西稀缺，禁止买卖。我说古巴四面环海，怎么会缺海鲜呢？他说海鲜主要用于出口换外汇，加上捕捞设备短缺，捕捞量本来就不多。

　　走在古巴街头，看不到因为供应不丰富而导致的面黄肌瘦，古巴人的脸是饱满的，更是快乐的，这点同朝鲜完全不同。

　　古巴这块大陆，在1492年由哥伦布发现，16世纪初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现在的古巴人绝大部分是梅斯蒂索人，他们是欧洲、非洲和土著先民的混合体，白人占古巴人的35%，大都是西班牙后裔。

　　古巴人一周工作五天，老陆说，古巴人喜欢玩儿，到周末，经常举办家庭Party，唱唱歌，跳跳舞。要不是因为经济原因，古巴人更愿意出门旅游，而家庭聚会是他们现在最好的选择。看古巴人的穿衣打扮，和通常概念里的贫穷毫不沾边：首先他们很时髦，和国际潮流几乎同步，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身体给人一种强烈的自由开放的印象——想怎么穿就怎么穿，完全没有禁忌。古巴女人

　　前面提到朝鲜，是因为同样只有有限的配给，朝鲜人的状态则完全不同，尽管他们在醒目的建筑物上写着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但在他们脸上我丝毫看不到幸福。面对外国人，朝鲜人通常没有表情，黑青的面色加上灰暗陈旧的穿着，让人迅速感到时光的倒流。我去的时候，朝鲜还没有自由市场(至少现在有了中国人开的小商品市场)，除了配给，在物资需要上人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相信面随心生的道理，相对于朝鲜，至少在外在印象上，古巴确实自由开放得多，人民也快乐得多。除了民族自身的差异，政府在观念和做法上的差异，大约就不是民族差异那么简单了。

　　谢谢你们的“炮弹”

　　和古巴同行交流，要首先矫正一下自己的心理时间，他们的很多说法于我们已是久违的了。

　　我们参观了古巴四家国家级媒体，分别是广播、报纸、电视和通讯社。光看他们的办公条件，确实同我们上世纪80年代初期差不多。古巴缺电，在他们的国家电台——起义电台参观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狭窄的过道，总是昏暗昏暗的，显得很压抑，抬头一看，房顶的灯光隔几盏才亮了一盏。墙体和门窗都已严重剥落，长久没有粉刷过，而这种景象在古巴的城区街头随处可见。

　　和古巴同行交流，彼此有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任何问题都是点到为止，钻牛角尖就有失厚道。尽管他们的姿态很开放，因为他们说过愿意回答我们的所有问题。难忘的是他们负责人对我的邀请，不是客套，也不是没话找话，他们是真的希望我能去他们电台工作一段时间。他们的语气既热情又骄傲，好像对于我这是一个特别值得考虑的建议。不知为什么，虽然我不太知道他们的用意，但我喜欢他们的那种心态：面对你们可能的先进，我们没有什么可扭捏的，我们这里也不错，很不错，是吗？

　　古巴人并不打听中国人的先进，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我们用什么设备制作节目、用什么方式设计排版等技术性的话题。他们不问，我们自然也不说，这不问不说里就有心照不宣的默契。

　　尽管交流应该是双向的，但古巴同行好像对我们确实没有什么好奇心，仅在一个时候，在我们同所有部门的交流临近结束的时候，我们被问到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你们一个月挣多少钱？

　　那天是在古巴记协，我们代表团向古巴记协举行电脑赠送仪式。

　　我们给参观过的每家媒体带去了几台电脑，统一在记协举行赠送仪式，各媒体的负责人都在。一通客套之后，仪式进行完了，记协的一位负责人真诚感谢中国代表团的心意。他说，由于美帝国主义的封锁，古巴现在确实物资匮乏，他们的记者平均24人共用一台电脑，中国朋友送来的电脑，就好比及时送来了炮弹，激励他们继续同美帝国主义战斗。

　　古巴人对美帝国主义的痛恨铭心彻骨，那天在《格拉玛报》——相当于中国的《人民日报》，老陆翻译的时候听错了，把我们团长说的“纪律”听成“妓女”了，报社社长以为我们想了解古巴的妓女问题，在承认古巴有妓女的事实之后，社长说：这是美帝国主义的一个阴谋，他们想办法影响教唆我们的女孩子，让她们从事这种不光彩的事情，这是他们的阴谋。

　　只要把心理时间调整一下，这样的说法听起来甚至是亲切的，这就是兄弟之间的好处。我们走过相同的道路，我们保持过相同的思维，我们至今还彼此关照，再多的不适只需在心里幽上一默就无影地过去了。

　　待气氛稍微轻松之后，也就是交流临近结束的时候，古巴通讯社的社长问我们：你们一个月的收入是多少？

　　就当时交流的感觉，我知道他们问出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大约是太想知道了。团长耍滑头，把这个问题抛给我，也许我这个职业的收入他也同样关心。我在具体说出自己的收入状况，包括大家的平均状况后，用了一个普遍的说法——世界各国都一样，新闻业者发不了财，小康生活没有问题。尽管如此，古巴同行的反应告诉我，相对于他们，我们已经是富翁了。他们的表情有点震撼的样子，这点他们没有掩饰。那一会儿，房间里有点热闹，大家都在议论，古巴人在议论中国人的，中国人在议论自己的。尽管老陆说，他已经把《邓小平文选》翻译成西班牙语，而且半认真地说，古巴上层都在看，但古巴兄弟似乎并不了解也不认同中国的社会主义，这点和朝鲜的普通人完全一样。但是，我们所说的收入分明已经撼动了他们，就像我们向朝鲜兄弟赠送食品他们格外高兴一样。毕竟，日子是最实在的。不知什么原因，古巴通讯社社长没有去过中国，一个国家通讯社社长没有去兄弟国家串过门儿，实在有些说不过去。我们被授权向他们发出真诚的邀请，他们都矜持地回应了。

　　兄弟之间谈完了收入这样私密的话题，就多少有些不分彼此的味道了。主人拿出他们的朗姆酒，我们就着小甜点适量尝了一些。媒体头头们大都是白人，都是西班牙后裔，借着酒的助兴，他们眉目之间开始释放属于加勒比海的热带风情，那是我们这样含蓄的民族喜欢又欣赏的。关键是，那种风情跟炮弹和战斗一类的词汇无关，欣赏风情我们不需要调整心理时间。

　　其实，他们当中也有到过中国的，是在1992年的时候。

　　古巴汽车招手就停

　　大街上跑的古巴汽车的牌照有几十种颜色，乍一听我们都不信：分得那么细谁会记得住？古巴人当然分得清，不管什么样的道路，路边上总有各色古巴人在候车。

　　古巴政府鼓励搭车，只要你的车里还有座位，别人招手你就得停车。除了涉外车(我记得涉外车的牌子是黑色的)、官员车(部长以上的车有特定的颜色)，其他颜色的没什么禁忌。招手蓝牌车可以不付分文费用，因为不管什么车型，蓝牌车一定是普通公家车。黄的或桔色的归个人所有或者个人使用，这种车得酌情给车主费用。无论什么颜色的，在古巴搭便车都比较安全，这是制度的好处。

　　古巴的车通常很旧，见得最多的小轿车是拉达，在中国早已见不到了。说旧还不太客观，说破旧似乎更准确些。古巴人开破车让人看了触目惊心，就车壳而言，仿佛哪里都会随时滑落，哪里都在丁零当啷。有些车外表的破损程度只能在印象中的废车场才能看到，而古巴的大街上到处都跑着这样让人胆儿颤的小车。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些车外表虽破，里面的东西全换过了，翻译老陆家的车就是如此。他家在1959年老卡和格瓦拉革命以前的一些私产，现在仍归他们所有。除了一所房子，他爷爷留下的一辆老爷车仍在马路上跑着，外表是“老爷”，里面的芯儿全换了。听老陆的口气，很为他家的这辆老爷车自豪，在古巴社会，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辆车都是身份的标志。古巴革命打碎了许多东西，比如古巴现在没有种族歧视，但对自我身份的定位和认同怕也是一种几近与生俱来的需要。在我们中国这群所谓的媒体精英面前，老陆小心地也是不露痕迹地维护和保持着自己的尊严。虽然他现在仍为满足自己每天吃两个鸡蛋的嗜好而万分辛苦，但他曾是老卡的贴身翻译，他曾游学多国，他是教授的孩子，家里还有一辆老爷车，他拥有的这一切现在的中国人都认。现在的中国不就是四处涂着尊贵、遍地叫卖着上层的社会景象吗？有多少人冥思苦想在自己身上贴一层与众绝然不同的富贵标签呢？

　　因为车和油的缘故，古巴虽然四面环海，但城市空气并不好，尤其哈瓦那，空气里时刻有种劣质的化油气味，很呛鼻子。尽管如此，只要你招手，那些破玩具似的小车都会在你面前停下来。偶尔会看到奥迪A6或者帕萨特1.8T，挂着黑色的涉外牌照；还有赤红嫩绿的POLO，黄菊色的牌照显示，那是私人所有。

　　说起制度的好处，老陆很骄傲地说，古巴有一样比中国好，那就是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一律免费。有关教育人士说，现在古巴小学生和教师的教学比例是15比1，中学生是20比1，这点确实比中国强。古巴还在进行一项教育改革，小学阶段学生只有一名老师，中学阶段也如此。具体做法是，所有课程由电视教育完成，老师都是全国最好的，用他们的话说，哪怕最偏僻的地区，只要有一名学生存在，政府就会为他专门配备电视机。电视教学以外，那一名老师承担所有课程的具体辅导。这样做的目的，可以让教师最大限度地同学生熟悉了解，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我们不解的是，一位老师怎么可能承担所有课程的辅导，以为翻译理解错了，经过再三确认，事实就是如此。这样的教育改革已经进行了三年，教育人士说起来的时候相当自豪。

　　古巴的住房也是国家分配，一个四口之家大约120平方米到140平方米，房租只要三毛五老比索，大都是类似海边别墅似的小楼房，尽管看上去非常破旧。除了老城(老卡革命的时候把它们保护得很好，现在有三处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古巴新城的破败有时看着让人伤心，只是因为没有钱，其实稍稍粉刷整理就风景大不同。

　　因为天气炎热，加之缺电，老卡准备向他的人民推广使用由中国特别生产的低耗电冰箱，已经开始向年长的居民发放(我没有听错，是发放)。除此之外，老卡还需要他的人民每周都参加政治集会，哈瓦那的集会广场就设在美国代表处的旁边，老卡高兴了就去冲美帝国主义做几小时的讲话。

　　在古巴的特区里

　　古巴的使馆区就在哈瓦那海滨大道的延长线上，过去这一带是古巴的富人区。道路的两边生长着各色棕榈树，有些棕榈很柔软，一副风情万种的造型。这里的建筑多数藏在树里，是独立的中型别墅，别墅的外墙大都被繁复的石雕石刻包裹着，遗留着浓重的巴洛克痕迹。这一带过去纸醉金迷，是西班牙富人的天堂。现在，那些独立的别墅分属各个国家的使馆，给人的印象，那别墅家庭居住合适，当一国使馆似乎小了些，再看门匾，大国确实不多，仅就我们那一眼看到的，有越南，还有几面阿拉伯地区的旗帜。

　　我们代表团下榻的宾馆，就在这片使馆区。宾馆叫“望海宾馆”，推开房间的玻璃窗，确实一眼望到了海。宾馆是四星级的，醒目的黄蓝海滨色调，房间宽大，设施可心，装饰透着自然的意趣。这种地方的诱惑在于，人进去了就会意志涣散，一心只想着度假。而使馆区连同涉外宾馆，构成了古巴的鲜明特区。

　　因为是设施先进的宾馆，进出的都是外国人，加上服务生操英语，给我们的第一感觉和在外面看到的东西完全不同，先前树立起来的有关社会主义国家封闭贫穷的印象一扫而光。这里不仅房间舒适，西式自助餐也花样极多，葡萄酒和啤酒足量提供，还有海鲜和牛排。对比古巴人均六磅的月粮食配给，那种奢侈的感觉会非常强烈。

　　大堂的酒吧区，从黄昏七点开始就有小型乐队在演奏，想象中大约是西班牙和黑人音乐揉合而成的古巴特有的节奏感，会迅速催人对世俗生活的享受欲望。不仅是音乐，演奏员也极养眼。一位女长笛手，就是一副模特儿的身架子，是加勒比海模特儿的身架子，黑长发，黑莱卡背心，露着肚脐，细致凹突的下腰部挂着翠绿的丝织短裙，脚下一双细高跟的全露趾凉鞋，着实醒目漂亮。随着音乐的演奏，她圆润丰翘的臀部会优雅适度地扭摆起来，眼神也配合着，景象煞是撩人。宾馆其实提供了一整套发达世界对物质生活的各色需求。

　　还有，在古巴著名的巴拉德罗海滩，几十公里的海岸线散落着数家西班牙为主开办的高级宾馆(中国的正在兴建)，一进宾馆，宾客的手腕上就被栓上记号，凭这个记号，宾客可以随处享受宾馆提供的各种服务，吃喝随便。巴拉德罗海滩海沙细腻，两公里进深的海水没不过人的头顶；临近冬季，海水依旧温暖，即使在清晨下海也没有丝毫不适。这里曾经向全民开放，由全民享用，现在是涉外特区，普通公民禁止进入。在这个特区里，古巴人忌讳提起的妓女问题基本合法化，世界上许多富豪来这里品尝古巴处女的鲜味儿；95美金一场的热带风情舞也热辣辣地上演着；阳光，海滩，恰恰恰音乐，还有空气中漂浮着的朗姆酒味，一切都在昭示着两个字：享受，享受！

　　朝鲜也有特区。那是在平壤一个临水的湾区，当局允许澳门人开了一家规模很小的赌场。也许朝鲜人针对的就是中国人的嗜赌成性，在赌场里玩的大都是东三省的生意人。大街上还有几间酒吧，灯光影影绰绰，都只能外国人进入，赌场连同酒吧构成了神秘朝鲜的特区。朝鲜特区里的工作人员也以外国人为主，从这点上说，朝鲜确实比古巴还特别。

　　在一本书上看到这样一段话，不妨摘录如下：

　　从理论上来说，科莫多罗这类娱乐场所只是用来迎合外国人的需要。但在酒吧里却有许多古巴大学的教授们。他们四十多岁，极为现实，他们之所以在这儿，是因为他们正确的政治立场使他们获得了一笔奖赏。他们用舞会的赠票就可以进来喝上几杯，为自己的孩子买上两听

　　可惜，没有就这些问题同当地民众聊过，我接触最多的古巴人就是老陆。老陆从老卡身边离开的时候，当局怕他心怀不满，内政部的人盯了他两个月，老陆的言谈自然是谨慎的。老陆不是共产党员，他说他的父母教育他的，做个好人就行了。好人老陆的妻子正接替老陆继续在卡斯特罗身边工作，妻子的父亲还是在役将军，老陆自然不敢造次。

　　在古巴的中国人

　　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到古巴的呢？有资料显示是在19世纪中叶(或者更早)，他们从广东被运到古巴，主要当佣人，社会地位同黑人差不多。以这种方式去古巴的中国人大约有10多万。

　　在哈瓦那街头，我们看到了一座纪念碑，碑文的一面是中文，上面写着：旅古华侨协助古巴独立纪功碑。纪念碑立在两条街的交叉地带，像一把利剑插向空中。在参观古巴国家博物馆的时候，老陆特别提到华人在19世纪古巴独立事业中的英勇作用，老陆多次强调说，华人很勇敢，非常勇敢。

　　从老一辈香火延续下来的纯正中国人现在古巴已经很少，当年中国人社会地位低下，多和黑人通婚，他们的后代已经很不“中国”了。

　　在古巴国家电台参观的时候，主人很热情地告诉我们，他们的职员中就有中国人，我们欣喜地一看，原来是一张混杂着黑人血统的被改变了很多的广东人的脸。她的祖父是中国人，她是第三代，已经不会说一句中国话了。这张脸使我们情感复杂，她是同胞，却又让我们那么陌生；我们想亲切地拥上去，却只是矜持地打了个招呼。她见到我们的时候也很客气，甚至有些窘，面对这群来自她祖籍国的同行，不知如何是好。

　　一天晚上，在哈瓦那的一个旧城堡，我们观看已有几百年历史的西班牙点炮仪式。这个仪式是为了威慑海盗和侵略者而设。到每天晚上九点，士兵们会在炮台上先用唱歌般的调子喊道：城门关闭，灯火熄灭，各路……然后向海面发射一枚巨响的炮弹。现在古巴政府依然把这个仪式保留着，一年365天风雨无阻。士兵们都身着西班牙统治时期的军装，看上去极英俊，这已是当地一个很有特色的旅游项目了。

　　仪式结束的返回路上，老陆向我介绍他的一位同行，一位年轻的中国人。小伙子面貌清瘦，为人很热情，刚来古巴一年，在哈瓦那大学主修西班牙文学，业余时间带团当导游，挣点生活费。我问他为什么想到古巴来留学，他说来古巴留学手续简单，食宿和学费全免，古巴的西班牙语也正宗，何况哈瓦那大学很不错。我说古巴现在生活比较艰苦，平时吃得饱吗？他说虽然学校安排了他搭伙的地方，但光那么吃不行，他经常自己做点，一个月三十美元够了。他全年的花费大约控制在两千美元以内，他反复说，两千够了，完全够了。像他这样的中国留学生有多少，我问。他说很少，哈瓦那大学里没几个。“哎呀，我住的地方看不到中国电视，真是太遗憾了。”小伙子不无惋惜地摇头叹道。

　　真正见到续了父辈纯正“香火”的中国人，是在哈瓦那的一家中餐馆。那家餐馆叫“平安餐馆”，餐馆的招牌都是用汉字写的。餐馆主营上海菜，主人就是一位70多岁的中国人。老人见有中国人来非常高兴，他稍微有些驼背，走路已经不太利索，颤巍巍的，热情招呼着大家落座。一位古巴女士向我们介绍，老人的两个儿子都在餐馆工作，菜做得很好，我以为她要把儿子介绍给我们，但是没有。我看她的做派很像主人，就问她是谁，她说她是这一带主管对外工作的。女士又继续说，这是一家国营餐馆，主要用于政府部门的接待。说到这里的时候，我看见老头退到了他平素站的一张不大的柜台前。

　　虽说主营上海菜，但上来的几样菜已经看不出是哪家菜系了，不过味道还不错，尤其同古巴餐相比，已经堪称美味。我们在宾馆里吃的古巴餐，看似丰盛漂亮，但味道极其一般，总怀疑革命把美味都革掉了，厨子已经丧失了制作美味的能力。

　　老人通过翻译问我们谁会广东话，可惜我们当中没有一人会说。老头会说的中国话就是广东话，普通话不会说也听不懂，而我们又听不懂他的广东话，那一下我发现老人非常失落。

　　老人似乎不甘心，在我们吃饭的过程中，他开始写字，汉字。老人会写汉字大出我们的意料，在一张不大的纸片上，老人写他很高兴，居然是简体汉字，有点歪斜。伏在那张简陋的柜台，老头写得很慢，很长时间才写好几个字，然后颤颤巍巍拿过来给我们看。

　　颤颤巍巍地，他来回好几趟了，每趟都是三五个字，像个做游戏的孩子，乐此不疲。缺了几天的中餐，我们很想大肆饕餮，吃兴正浓，老人又走了过来，拿出头两天收到的名片，告诉我们深圳的谁也来过这里。看他那样精心收着各路人士的名片，像宝贝似的，我赶忙提醒大家，把各自的名片都拿出来，都送老先生一张。在新华社、中央台这一类的名头当中，他最熟悉新华社，因为有派驻当地的记者；中央电视台听说过，没见过，我告诉他宾馆里有，有我主持的节目，说完才突然意识到，宾馆那地方他是进不去的。

　　午餐时间很短，大约一小时后，我们同老人告别。老人站在餐馆门口，慈祥地笑着，多次挥着手，和我们道再见，直到汽车开动，他依然站在那里。过后，不知团里谁在说，看见老人觉得心酸，总觉得在这加勒比岛国，老人太寂寞了。

　　小心翼翼写古巴

　　面对朝鲜和古巴，中国人是极易得意的，我们玩过的东西他们还在玩，我们正在玩的他们还不会。就是这种得意，使我时时提醒自己，真的要不得，人家并没有做错什么，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不能因为人家穷就看不起，否则，着实太浅薄了。

　　其实，不是我们走在前面就一定比他们幸运，我们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正在为自己的尝试付代价，如果这个代价是他们不乐意接受的，他们仍旧可以坚持自己的道理。对这点，我们只能尊重。

　　古巴和朝鲜依旧在坚持着他们的革命理想，在话语言谈里，革命一词还经常出现在他们嘴边。古巴只要坚定地反美就行了，朝鲜人民还多一项任务，就是话语言谈里还必须把他们的领袖时刻挂在嘴边。同朝鲜人喝酒，先要听完他们三句固定的祝酒词。先祝伟大领袖金日成如何，然后祝革命的领导人金正日如何，再祝由鲜血凝成的朝中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然后他们才开始喝酒，当然这是正式的官方场合。即使非官方，慈父、领袖、将军的说法也是随时听得到的。听到这样的东西，让中国人不心生荒诞是不可能的，这种跟柴米油盐和真实思想都全不相干的八股调，中国人已经领教够了，再也不想听了。朝鲜人说得越神圣，中国人就越想解构它，好像唯有解构才能让自己心平气和。

　　有一个心理历程不容回避，这也是导致我小心翼翼写古巴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是从加拿大进入古巴的，在加拿大一周多，我们充分领略到加拿大人民富裕、安定、美好、和谐的生活。在我的感觉里，加拿大处在欧洲和美国的氛围之间。没有欧洲精致，但远比美国恬静和安逸；没有欧洲保守，也远不是美国那样随心所欲。在这二者之间，加拿大拿捏到了一个很好的分寸。

　　加拿大是西方发达国家，我们正试图走上和她同一的富裕发展道路，正按照他们一贯遵循的许多游戏规则行事，按照他们认定的许多标准判断和审美。而在这样的规则和审美面前，我们还是个新手。新手在老手面前，是难免会心存忐忑的。于是，在他们的面前，我们下意识地矜持着，保持着审慎的笑容，我们那样做的目的，是唯恐自尊心在不留神的疏忽中受到伤害。

　　而到古巴，一切就变得完全不同。我们比他们富裕，我们超过他们的见识，我们正成为他们的样板，我们的成就就是他们的标准。事实是，虽然我们身处异乡，面对完全陌生的文化，我们真的没有任何不适，我们完全放松，自由自在。

　　当我意识到这个心态变化的时候，我有点瞧不起自己。为什么，不就是一个比你穷、一个比你富吗？无意间，我竟成了欺弱怕强的人，这是多么本质的不幸啊。我如此审视自己的结果，把自己吓了一跳。在这个强者逻辑的世界里，贫穷和落后招致的最佳结果就是被帮助，最不幸的是被欺负，最无可奈何的是被怜悯。我们穷过，也没有真正富裕，面对强者，我们接受哪一种？

　　中国被欺负过，至今也未必被真正瞧得起，尚不到得意的时候，否则，此时的得意就一定丑陋不堪。

　　国如此，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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