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仪三：“留一点东西，让后代去发扬”

　　阮仪三：“留一点东西，让后代去发扬”

　　撰稿／汪 伟(记者)

　　老街区和现代化矛盾吗？

　　《新民周刊》：阮先生熟悉南京吗？

　　阮仪三：1950年代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父亲在南京工作，一放假，我就去南京，骑着车，拿着地图，南京所有的地方我都跑遍了。当时童寯老先生每天到东南大学的资料室里去，我去请教过很多和南京有关的问题。

　　很多人认为，经过抗战，南京已经没有好房子了。什么是好房子？这里面有一个观念问题。很多房子不是重要的建筑，但却是文化记忆。一群房子、街区、地段在一起，反映了城市特色的历史风貌。一幢房子体现不了历史线索。上海人有里弄情结，北京人有胡同情结，要知道，只有建筑的群才能形成情结。南京的门东门西地区反映了明清历史的风貌。中华门是国宝，世界罕见，大家都知道，但是门东门西的历史地段正反映了与城门共生的生活内容，两者般配，城门才有背景。

　　《新民周刊》：老城区往往建筑陈旧，基础设施也比较差，生活不方便，大家都觉得，它们和现代生活之间是一对难以解决的矛盾。

　　阮仪三：老街区和现代生活根本矛盾吗？欧洲的卢森堡非常现代化，人均收入很高，街上跑的都是漂亮车子，房子里面全是非常现代化的东西。但是城市的外表风貌非常古朴。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是如何理解，如何保护的问题。

　　中国民居大多是砖木结构的房屋，大多木朽墙危，如何长期保护它的传统风貌，又能继续为居民使用，确是一个难题。多数居民因为长期居住条件简陋，渴求改善，传统生活环境不符合年轻人的要求，向往现代化的设施和环境。旧城地区一般缺少现代的基础设施，改善居住环境需要资金和技术的巨大投入，房产开发商一般不肯承担，政府拿不出足够资金，居民改造又不愿保留传统形式，要解决这些矛盾，需要一整套适合的政策。

　　但是这样的政策不是没有。以浙江乌镇为例，我刚开始去和居民说，希望他们把老房子保下来，他们和我吵，阮老师你觉得这个房子好，你跟我换一换，你住到乌镇来，把上海的房子给我。但是经过几年工作，现在乌镇没有人这样说了。

　　《新民周刊》：有人说，欧洲都是石头的、砖的房子，我们都是木房子，不好保护。

　　阮仪三：中国木构的房子，只有四五十年寿命，所以维修是很重要的。三五年一小修，十年八年一大修，三十年一翻修，不修就会破烂，有的老房子因为产权不明，或者产权是公家的，从来没有修过，能不破破烂烂吗？

　　还有，现在老房子普遍存在不合理使用的问题。以前一个大宅子一家人住，我家从前在苏州的房子，三楼三底，前后两进，现在七家人住，厨房里都住了人，客厅里七个液化气灶，房子全烂掉了。加之整个历史环境变了，城市建设一开始就没有将老房子的风貌考虑在内，所以显得格格不入。

　　有朝一日，旧城复新，旧地更新，要采取保留好房、改造烂房、内部更新、人员安置的路子。这是有现成的经验的。在德国，哪些房子属于国家保护，哪些属于地方维修，哪些归个人维修，规定明确。国家对个人维修的房子有补贴，技术有要求，7年一修，如果个人不修，国家就替你修，但是国家要拍卖产权。法国就更加严格，有国家技术规范，只有执业者才有权设计维修。

　　文化越先进

　　城市越多样

　　《新民周刊》：大家常常疑惑，已经保护了有文物价值的古建筑，为什么要把老的街区也保存下来？

　　阮仪三：现在很多政府从发展旅游观光、卖门票的角度看保护建筑和历史城镇，紧跟着就是破坏性建设，迎合商业操作，拆真古董，建假古董。这和世界遗产要求唯一性、原真性的原则恰好相反。唯一性、原真性靠什么来体现？靠民居群、街巷体系来表现。

　　随着地理环境文化因循的不同，建筑的形态也不同。中国的建筑形态本来差别很大，北京是胡同，上海是里弄，武汉是里坊，云南是四口天井，福建是土楼；北方民居讲究四合院，江南是厅堂建筑，苏州前街后河，扬州是鱼骨式的，南京是棋盘街道加鱼骨式，到了1980年代，从窑洞到厅堂，全部变成了联排式的楼房。以前的建筑有特点，城市风貌有地方特色，现在全部一样。

　　文化越先进，就越多样，现在城市全都一样，是一种文化的堕落。大家都在求快、求急、求多地赚钱。可是在欧洲我们看到，各个国家至今还是各有特色，古城都保留下来了，显示出强烈的民族特征。

　　我们说要留存一点古建筑、历史地段和古城镇下来，是要为后人留存一点历史文化遗存。总有一天，中国人还是要建筑有中国历史文化特点和风格的城市，要是找不到这些老东西，未来的建筑师无从领悟。

　　举一个例子说，丽江是大地震之后被定位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木建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处在地震多发带上，木构是为了防震。石头是刚性的，一地震，砖石的塔都裂缝，法门寺的塔就是地震倒掉的；而木建筑用木梁木柱木斗拱，应县木塔所以能经地震不倒。

　　我不是说今天全部去建木建筑，而是说，这里面是文化，是科学，有待研究。我们今天全拆光了，后人想研究都没有地方。木建筑讲究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是很时尚的。我们留下来，让后代去发扬，期待能够长出新东西来。

　　《新民周刊》：城市历史街区的保护在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体系中居于什么位置？

　　阮仪三：1986年，国务院提出，“对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较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落也予以保护……核定公布为地方各级‘历史文化保护区’”，同时明确将“具有一定的代表城市传统风貌的街区”作为核定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准之一。

　　我国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始于对文物建筑的保护，然后发展为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历史街区保护的内容，形成了重心转向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多层次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

　　《新民周刊》：从单体建筑保护到保护历史街区，这种思路是如何形成的？

　　阮仪三：西方自文艺复兴开始，一批著名的匠师，创造了一大批不朽作品，比如达·芬奇，比如米开朗基罗，不仅留下了大量雕塑绘画精品，他们也是著名的建筑师，大家意识到，这些重要的建筑物也是艺术品，因此把它们作为重要的财产保护起来。人们对保护一个城市，保护一个建筑群，一个完整街区的认识，非常晚，到二战后，才全面认识到这个问题。法国1900年前就公布了第一部历史建筑保护法，1962年又公布了《马尔罗法》，规定除了建筑物本身以外，对建筑物周围的环境也要进行保护，重要建筑物的外面要划定80到100米的范围，这个范围之内的所有建筑，不得随便拆除，拆除要经国家批准。所有国家规定保护的街区建筑，都是国家财产，个人仅是管理者。《马尔罗法》公布实施以后，对世界造成了很大影响，欧洲所有先进国家，陆续公布了自己的城市保护法。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关于历史文化保护的法律法规非常完善。中国没有，有一本薄薄的文物法，里面就一句话，“要保护历史文化名城”，说得不清楚。世界上评价中国是法制建立最快的国家，但是城市保护法却并不完备，这跟我们文化保护意识比较差有关。

　　历史街区的“变”与“不变”

　　《新民周刊》：我国的历史街区保护面临哪些主要的挑战？

　　阮仪三：1980年代的城市建设主要是以扩大城市规模和建设新的开发区为主，1990年代以后，因为城市规模过分扩大、开发区过多过滥，国家出台了调控政策，严格控制占用耕地和开发区审批，旧区才成为城市管理部门和房地产商新一轮的开发热点。

　　我国历史城市是以旧城为中心慢慢发展形成的，城市的旧区一直是城市的生活和经济中心，有很好的区位优势，旧城区就是房地产商争夺的黄金地段。同时旧城区又是居住条件较差的地段，居民有着改建的迫切要求。两者结合形成了很大的力量，对历史街区的保护提出了严峻挑战。

　　《新民周刊》：历史街区在历史上也是变化而来的，当代要保护历史街区，就不允许城市变化了吗？

　　阮仪三：变是必然的，也应该变。实际上，我们也并非对所有的城市都提出保护要求。中国有4个直辖市，282个地级市，374个县级市，18800座城镇，历史古城镇大概有2000个，这其中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只有104个。从18800座城镇中，国家选出104个城市来保护，不算多。即使在100多个历史文化名城中，也不是什么地方都保护。在第一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中，南京排在很前面。历史地段、历史街区，规划都做好了，保不保得住，还很难说哩。

　　现在有一种“提倡积极保护，反对消极保护”的说法，这不恰当。保护就是维护保护对象的原有价值不受损害，无论对文物建筑还是历史地段，都应该有明确的保护要求。如果要利用，就一定要符合保护的前提。将历史街区仅作旅游资源，将保护作为开发旅游的手段本末倒置，导致拆旧建新，或者将居民全部迁出，导致历史街区失去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也就失去了“生活的真实性”。-

　　相关专题：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