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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搞之风愈演愈烈 专家呼吁红色经典不容恶搞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9月03日11:31 民主与法制时报

  ●对经典的轻蔑、歪曲与亵渎是一种文化病象

  ● 肆意颠覆和解构经典易造成社会生活粗鄙化

  □特约撰稿 曹建文

  近来,有关“红色经典”改编及其引发的话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雷锋和漂亮姑娘搞对象”、“黄继光是摔倒了才堵枪眼的”……恶搞盛行之下,红色经典中的英雄人物一再被调侃、戏弄甚至丑化。

  针对当前的“经典”改编热潮,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温儒敏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对经典解构与颠覆的倾向不可等闲视之。对权威与传统的轻蔑、歪曲与亵渎,并和商业操作结盟,导致社会‘恶搞’成风,是一种文化病象。”

  “红色经典”的正确普及与改编如今确受欢迎。然而,在一项关于经典改编的调查中,有超过60%的受访者认为,利益驱动和盲目跟风是近年来一些“经典名著改编”的主要原因。

  名字还是那个名字,故事已非那个故事,情节亦非那个情节,更重要的是精神早已背离。“恶搞”之风愈演愈烈。从视频到文本,从网络到电视,从流行歌曲、热门节目到古典名著、标志性图像、主旋律影片、英雄人物等,都有“恶搞”染指。

  改编不能“恶搞” 戏说不能“胡说”

  网民胡戈制作了《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用以调侃商业娱乐片《无极》,曾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之后不久,名为《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和《铁道游击队之青歌赛总动员》两部短片,在网上广为流传。

  与胡戈制作《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调侃商业影片、娱乐大众迥异的是,网民“胡倒戈”所制作的《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调侃的对象是公认的英雄人物,改编的著作是公认的“红色经典”影片。

  在《参赛记》中,小英雄潘冬子变成了一个整日做明星梦希望挣大钱的“富家子弟”,潘冬子的父亲变成了“地产大鳄”,而潘冬子的母亲则一心想参加“非常6+1”。整部片子,甚至还夹杂一些不健康的对白。

  实际上,对“红色经典”影片的“恶搞”和对英雄人物形象的“颠覆”早已有之。譬如被改编的一部作品中,杨子荣变成了一身江湖气的伙夫;红色娘子军的故事被改编拍摄时曾宣称是一部“青春偶像剧”,吴琼花与洪常青之间的情感纠葛成为主要卖点。

  针对这些现象,温儒敏教授表示:“对民族文化经典的拆解、拼贴、戏说或者改写,使之平面化、商品化,消解了其原本的意义深度,张扬了感官刺激和情绪宣泄。颠覆经典者在冒犯常规、调侃正经、亵渎传统,希望由此获得一时快感,往往不过是‘愤青’泄愤、网民玩乐、痞子把玩,而某些商家传媒正好乘机而入,吹捧炒作,于是颠覆或者‘恶搞’经典的风气就酿成了文化领域的沙尘暴,越刮越凶。”

  改编不能“恶搞”,戏说不能“胡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余开亮博士表示,“红色经典”是一种伴随中国革命而产生的独特文学样式,具有特有的文化背景、叙事方式和社会功能。“红色”和“经典”的双重特点使得她具有独特的地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红色”和“经典”的解构与颠覆不能听之任之。

  “恶搞”之风可能摧毁人们的历史记忆

  如果说,对“红色经典”中人物的戏说只是可能“颠覆”英雄的历史形象的话,那么,对英雄人物的英勇事迹进行肆意“恶搞”,甚至毫无根据地“否定”,则可能彻底摧毁人们的历史记忆,颠覆社会的基本价值准则。

  经过当年目睹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老兵们的情景回忆和细节描述,董存瑞举着炸药包炸桥的事迹不容置疑,然而一些人还要“胡说”和“恶搞”。不久前,某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董存瑞〉:“真实”创造的典型》的访问记,居然写道:“在事实中,董存瑞死后并没有立即被评为烈士,仅仅是通知家人他牺牲了。更重要的是,没有谁亲眼看见他托起炸药包的情景,这完全是事后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推测出来的。当时董存瑞没有带架子,桥肚上也不能放炸药。战斗结束后,从地下挖出了董存瑞媳妇为他做的袜底来,于是军事专家就认为董存瑞极有可能是举着炸药包炸桥的。”云云。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温儒敏教授不无忧虑地表示,对民族文化经典做深入浅出的阐释和传播,是非常有必要的,但这不应该以歪曲或者调侃、拆解经典作为代价。现在一些“戏说”或“恶搞”的作品,虽然很搞笑,能吸引人,但往往也带有虚无主义和商业气息,对年轻人没有任何益处。

  “红色经典”作品怎么改?

  “红色经典”,是围绕着革命历史创作、具有永恒生命力的一些优秀作品。但红色经典作为一种历史的坐标,总会带有特殊时代的烙印,总会与现实有一种距离感,甚至还会包含一些与现代不尽相同的精神成分。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考虑到今天观众的欣赏习惯,对红色经典进行适当的“改编”,甚至进行大胆全新的演绎,也就具备了现实的可能。

  “红色经典”允不允许改编?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事实上,许多优秀革命题材作品正是经过改编才能延续其生命。问题的关键是究竟该如何改编,怎样才能实现主流文化认可与观众认同之间的“双赢”。

  “红色经典凝聚着革命时期的特殊情感,包含着珍贵的历史记忆,已经积淀为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改编者有责任敬畏这种情感、尊重这种记忆、保护这种财富。”余开亮博士在采访中强调。

  温儒敏教授强调说:“经典都会带有特定的时代烙印,甚至可能有局限性,有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成分。我们接受经典,既要有感情,还要有理性,对经典的某些不适合时代要求的部分,当然可以采取客观的态度。现在那种随意颠覆甚至‘恶搞’经典的做法,我看就根本没有这种感情和理性。所以对经典是珍惜、尊重,还是功利的消费、利用甚至亵渎,既是检验改编者价值立场的重要标尺,同时也是改编的边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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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搞的六大类型

  恶搞又被称作“Kuso”文化,是一种以爆笑、搞怪、恶作剧为主要特征的另类创作风格。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网上“恶搞”之风愈演愈烈,且越来越离谱。从视频到文本,从网络到电视,从流行歌曲、热门节目到古典名著、标志性图像、主旋律影片、英雄人物等,纷纷被恶搞。

  古典名著、诗词被恶搞。《西游记》被一些人炮制出《春光灿烂猪八戒》、《童话西游记》等数十版本。恶搞《红楼梦》时,贾宝玉被改成了“文革”中的造反派。唐诗《春晓》被改成:“春眠不觉晓,处处蚊子咬。打上敌敌畏,不知死多少。”

  标志性图像被恶搞。北京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福娃被恶搞成数个版本,一些人将福娃变成莫名其妙的北奥福娃战队、葫芦兄弟版、圣斗士五福娃、黑暗使者五福娃等。长沙一饭店以油画《开国大典》做宣传,画中还加上了广告语:“同志们,大饭锅成立了。”

  红色经典影片被恶搞。电影《铁道游击队》被恶搞为《铁道游击队之青歌赛总动员》的网络短片,把一群打日本的游击队员演绎成了以“美声”“通俗”“民族”唱法参赛的各显神通的歌手。“八一电影制片厂”也被恶搞为“八七电影制片厂”。

  英雄人物被恶搞。有人以恶搞手法编造了所谓的“雷锋的20条死因”,如“雷锋是因为帮人太多累死的”、“是由于驾驶技术不好死的”……此外还有“黄继光是摔倒了才堵枪眼的”、 “董存瑞因为炸药包有双面胶粘住了手甩不掉而被炸死的”等。

  传统节日被恶搞。中国传统节日七夕出现新版解读:牛郎因为没钱买房,王母娘娘不让他和织女结婚。他一气之下下海经商,后赚得百万资产,买了一辆鹊桥牌轿车去接织女。

  大型影片被恶搞。最典型的是《无极》被恶搞成《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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