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与四方面军血脉相连

　　化装成农民侦察

　　中央红军强渡金沙江，国民党紧急部署新的包围圈。进逼岷江通道，击破“川陕合围”的重任，就落在四方面军身上 。。

　　为了确保战斗的顺利，徐向前背起背篓，拿起镰刀，伪装成割草的农民，沿江行走

200公里，勘察地形、水文，了 解川军兵力配备和防御情况，直至找到最佳的渡江作战地点。

　　“指挥员要到一线观察”，是徐向前为将的经验总结。他说，这样打仗才有底气。

　　嘉陵江渡江战役，徐向前的底气让四方面军一举突破川军防线，中央红军北进的通道就此打开。

　　先解决吃饭问题

　　中央红军渡江，徐向前也在忙着发动群众，筹粮招兵。

　　当时，他甚至对情势感到鼓舞，有大量新人加入红军，光电话兵三天就扩充了一百多。徐向前直接统率的四军下辖十 师28团，虽然在嘉陵江一战损失了二百来人，现在反增了七百多。

　　长期和中央红军天各一方，两线作战，徐向前更加关注远征的战友，担心他们能否适应川西北高原的气候。他让部队 尽可能多筹集羊毛羊皮，制作毛衣、毛袜、皮背心，多作慰问品。

　　30岁就成为方面军指挥员的徐向前，在欢迎一方面军的筹备中展现了特别的细致。四方面军转战川陕，曾经出现炊 具丢失、伙夫不够用的情况。他特别从各部队抽调炊事员，叮嘱准备去和中央红军会师的88师带上粮食、盐巴、炊具，首先 解决吃饭问题。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

　　会师在即，陈昌浩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了“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的口号，这让徐向前有些反感。徐向前知道一方面军 经历了怎样的血战，“恐怕中央红军没那么多，还是留点余地好”。事实证明，会师时中央红军已不到两万人。

　　盼望的喜悦，很快就被渐渐流露的分歧冲淡了。

　　由于感到并不受张国焘的信任，徐向前曾想着会师后离开四方面军，到中央去做点具体工作。然而，张国焘对中央越 来越明显的背离，终于让徐向前从此把他的命运牢牢与四方面军联系在了一起。

　　当张国焘拒绝北上已成定局，为避免摩擦，中央带红一、三军团单独北进。消息传来，徐向前“愣了神，坐在床板上 ，半个钟头都说不出话来。”在徐向前后来的回忆录中，他用了“毫无思想准备”、“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 木”等一连串的词语，来反映当时他心里受到的震撼。

　　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当有下属请示是否要追击中央红军，徐向前回答却依然斩钉截铁，“哪有红军打红军 的。”

　　也正是从这一次开始，四方面军偏离了徐向前认定的中央北上的路线，走上了一条充满血泪与光荣的远征之路。

　　记者：四方面军的长征之路极为艰苦，充满波折，徐帅跟你提过那段经历吗？

　　张元生：他和战友一起在家里有时会聊起长征的事，但我们一般不参与。他不跟我们介绍这些老前辈，遇到这种时候 ，家里人都会主动回避。

　　过去的事情，他很少提。我们退休以后，才听到一些，也是别的长辈说的。

　　记者：四方面军经历了许多苦难，徐帅肯定也没少吃苦？

　　张元生：对。我们老头后来是化装成小贩才逃出来的。原先还有一个警卫排，但因目标太大，只能每人分几块大洋， 分散行动。他讲，那时没有饭吃，也会跟人家要着吃。

　　老爷子还讲过当年吃皮带的事。没有吃的，把皮带拿来煮汤，都觉得是美味。后来占领了一个地方，终于可以吃上米 饭了，结果有9个人被噎死。至今印象深刻。

　　记者：四方面军是一支非常悲壮的部队。

　　张元生：四方面军的战士后来流散、逃跑、被错杀、牺牲被俘等等，真是挺惨的。一二方面军同样有这种情况，解放 后他们不少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和补偿，这批人中四方面军的占得多些。

　　1990年我们到甘肃去撒岳父的骨灰，很多人跟我们反映这方面的情况，胡耀邦曾出面组织解决了一些问题，李先 念也做了不少，使这些老兵的待遇和抚恤得到了很好的提高。

　　记者：撒骨灰是徐帅自己的要求吗？

　　张元生：是，他在去世前交待的。他生前对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充满愧疚，他自己带的部队被打散了，受了那么多苦， 经历那么多灾难。他说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把队伍带出来。当时军政委员会要求他和陈昌浩回延安向党中央报到，他后来 想要是我不走就好了。老爷子是黄埔一期，他觉得他带着部队可能会好一些。他执行军政委员会的决定，离开四方面军(指西 路军)，回了延安。他对此很愧疚，一提起四方面军，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他临走前交待我们，第一丧事从简，不搞仪式； 第二，骨灰撒到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我们也按照他的遗愿这么做了。其实这也是对牺牲的战士的一种怀念。

　　(部分内容参考《徐向前自述》)

　　一支钢笔做嫁妆

　　张元生说：“因为爱人身体不好，我是代她来重走长征路的。”张元生的爱人徐鲁溪，是徐向前元帅的长女。

　　1966年前，张元生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初识徐鲁溪，而他与徐帅一家的缘分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徐帅一支钢笔嫁女

　　1966年，张元生从苏联回国，被分配到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因此结识了正在物理所读研究生的徐鲁溪。

　　不久，“文革”开始。张元生和徐鲁溪被认定为“保皇派”，相同的“身份”让两人有了更多的沟通空间。“感情渐 渐就有了。”

　　两年后，张元生与徐鲁溪被分别下放到天津和湖北。在离开北京前一个月，他们决定结婚。

　　“你到这儿她到那儿，说不定就散了”，张元生回忆起结婚的初衷时说，“结婚了至少就有一个(政府)签字”。“ 我们老头也是这么说的，结婚算了。”

　　“借了两张床，去登了记就算结婚了，也没什么人知道。”唯一的仪式就是徐向前夫妇请他们在家吃了顿饭。这是张 元生第一次走进徐家。

　　张元生至今都记得在徐帅家那一餐

　　徐向前没有给女儿什么嫁妆，徐妈妈送给张元生一支金星钢笔，当作结婚礼物，还鼓励他们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 ”。

　　“她爸爸说祸从口出”

　　结婚一个月后，张元生就去了天津的一个部队接受再教育。

　　张元生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那装稻谷的麻袋，一个200多斤，装车的时候，一个人扛不动，要靠屁股顶到车上去。改 造让平时在家里最多只能吃一个窝头的张元生，很快就得每顿两个了。

　　1968年12月份，张元生突然得知妻子闯祸了。

　　一开始，张元生并不清楚徐鲁溪到底闯了什么祸，后来才知道，徐鲁溪和陈云的女儿在聊天时说起，在延安的时候， 江青因为怕吵所以做的窗帘都要一层两层三层；而且，徐鲁溪还对林彪当时鼓吹的“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 要执行”这句话表示了不同看法。

　　徐鲁溪和陈云的女儿在研究生宿舍里说话的时候毫无顾忌，结果就被人揭发了。对于这次经历，张元生说，“她爸爸 说祸从口出。”

　　第二年，徐鲁溪被下放到湖北，直到1972年回城之前，张元生都没能见到妻子。

　　“她走之前来见过我一次。我说既然你的帽子拿在群众手里，你就好好地劳动改造吧，锻炼锻炼，我也不会嫌弃你。 ”张元生说，经过这段磨砺，我们感情更加牢固了。

　　“女儿也不能照顾”

　　1972年，张元生和徐鲁溪回到北京，年底他们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因为生了小孩，单位给他们分了一套8.6平方米的房子，屋里只有一张双人床，张元生就自己动手在外边焊了一个 圈，改成了一张三人床。

　　“在这之前，她爸爸就跟我说了，你们是单位的人，有什么问题就找单位解决。”张元生说。我们老头家的那栋小楼 ，办公、居住都在一起，所以我们老头说，“你们不能住这里。”

　　徐向前没有给女婿家什么照顾。张元生1966年进中科院，从实习研究员干起直到1982年才当上助理研究员， 工资也和别人一样。

　　有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张元生每月工资62元，徐鲁溪56元。张元生说，“那时，两个人的收入还不够养一个小孩 的”。于是，偶尔会到徐帅那里开开荤，至少炖猪蹄、草鱼总是有的。

　　80年代初，张元生被评为优秀党员，一位人事处的处长提出质疑：你老婆连党员都不是，你怎么能当优秀党员呢？ 张元生反问他：有这个规定吗？

　　徐鲁溪直到退休都没有入党。“其实她父母都希望我们入党的，但是并没有强迫我们信仰，让我们自己认识党。”单 位党委的支部对徐鲁溪有点看法，认为她缺乏积极性。但张元生和妻子都认为，信仰不能移植，入党不能勉强，不是说党员的 后代就一定要入党，只要在工作岗位上尽心尽责，就是

　　(资讯：王晓莹、丘雪莹、沈亦文) 本报讯(记者戴敦峰鞠靖)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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