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江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新闻图片
[提要]在中国提出CSR概念，这个标准太高了，目前要求企业主动的履行很高意义上的道德责任，可以鼓励，但是不一定能做到。我的建议是，把CSR改成CSA，责任(responsibility)换成问责(accountability)，就是我们站在公众、媒体、社会的角度对包括大企业在内的权力掌控者进行问责，我们要求主动性的改善，但针对中国目前的转型期，我觉得同时也不要对企业有过高的要求，它如果能够守法，遵守政府的规章，我个人觉得就可以了。
我认为这次的富士康事件是一次偶然的爆发，大家都说媒体公器，媒体究竟是不是社会公器呢？我觉得是，也不是。这次事件因为与政治无关，所以官方不好插手才有的舆论爆发，所以舆论是排山倒海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需要从这一事件中得出不同的反思，对于媒体来讲，特别是财经类媒体，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考虑这样的问题，就是说财经类媒体和企业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我们不能简单的说是和谋关系或是对立关系。但当它在体现公信力那一面的时候，能够凝聚人气、舆论，反之在寻租的时候，可能就意味着整个行业进一步的堕落。所以，中国的媒体最大的问题在哪儿，我个人觉得官商媒有合一的趋势，另外有的在寻租，现在作为记者不拿红包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人，当然我相信是会有的，但是比较困难，这样的人是以周围的同行为敌的，他实际上要被逆向淘汰的。
第二，企业社会责任。我对这个概念不太懂，我上网查了一下“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有几十万条，证明在英语里面确实很多，但是我觉得在中国提出这个概念我觉得这个标准太高了，对于中国媒体来，说遵守政府监管和法律的约束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道德就可以了，目前要求企业主动的履行很高意义上的道德责任，可以鼓励，但是不一定能做到，刚才何力先生有一个很好的阐述。但我的建议是把CSR改成CSA，责任(responsibility)换成问责(accountability)，就是我们站在公众、媒体、社会的角度对包括大企业在内的权力掌控者进行问责，我们要求主动性的改善，但针对中国目前的转型期，我觉得同时也不要对企业有过高的要求，它如果能够守法，遵守政府的规章，我个人觉得就可以了。有人讲到美国的情况，美国跟中国的发展阶段不一样，另外，美国有新教的伦理，财富最终是要回归社会的，但我们是没有的，所以对这一问题我提出一点点不同的看法，对企业家做这种要求有点太高了。
最后，媒体该怎么做，我也不知道，可能有待于整体的改革。但是我觉得具体操作层面大概可以往新闻专业主义方面去走，具体来说，第一，“政教分离”，那就是在媒体内部，经营业务和编辑部的运作一定要分开，不分开只能是商媒勾结，软文、红包不绝，反正是以丧失公信力和谋取个人、部门的利益为代价的；第二，新闻和评论要分离。大家刚刚讲到了，大量的资讯给分化的具体的个体提供了比较完整的信息，让大家去做判断，这是一个方向，同时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像我们曹先生这样做的评论，但是要有界限，不要让大家感觉不到你是在发表意见还是在提供信息，因为发表意见大家认为你是代表个人的，而提供信息大家认为是代表公众的，所以这里面有观点和新闻信息分离的问题。作为媒体的内部操作，似乎可以借鉴一下美国的模式，当然美国的模式不能在中国完全照搬；在新闻操作方面，我觉得美国那套模式还是比欧洲要好，欧洲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根本上走出新闻和评论搅合在一起的模式，但在编辑运作和广告经营运作这个层次上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我们在这两个方面可能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相关专题：新闻中国九月论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