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立法能走多远

　　乔新生

　　前不久，媒体报道了公民熊伟自费起草法律文件的事迹，读来分外亲切。早在三年前，熊伟同志通过朋友介绍拜访过 我，记得当时他拿出几份人大代表的立法建议草案，请我提出修改意见。我依稀记得这些文件中包括制定反浪费罪等内容。后 来，熊伟同志曾经带着湖北荆门几个农民兄弟来见我，希望我能代理他们的诉讼。非常遗憾的是，我并没能帮上忙

。

　　但从此，我记住了这位老实忠厚的熊伟同志，是个不计报酬热心助人的好公民。他使我感觉到作为一个法律研究工作 者，除了关注自己感兴趣的理论问题之外，还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热点问题。这些年来，我虽然参与过一些法律的起草论证工 作，但总感觉提出的批评意见较多，而建设性的建议太少，所以我特别希望能够就完善中国的立法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特 别针对现行法中的一些疏漏，提出具体的修改法律规范。

　　然而，立法工作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在草拟有关法律条文的时候，我总是提醒自己，理论上的假设有没有实践的 基础？法律条文是否实现了利益的平衡？近一段时间以来，我特别强调立法中的民意基础问题，就是害怕立法部门在追求法律 条文完美性的同时，忘记了法律背后的民意基础。因为我深深地知道，如果法律规范中的权利义务失衡，或者法律规范缺乏可 操作性，那么法律颁布实施之后，就会成为废纸一张。

　　熊伟同志热心公益，并且希望通过民间起草法律文件的方式，推动我国法律体系建设。这是公民意识张扬的表现，也 是公民参政议政的最高境界。但民间立法的最大问题就在于，缺乏必要的立法调查，法律条文在局部地区可能会实现权利义务 的平衡，但如果放大到全国，成为全国性的法律，就会产生副作用。

　　熊伟同志作为“编外”的

　　我对民间立法和民间研究抱有极大的热忱。在一个社会多元化的时代，所谓体制内或者体制外只是相对的概念。社会 科学院或者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可以从事有关问题的研究，民间学者同样可以进行相关问题的思考。从臣民社会，到市民社会 ，再到公民社会，中国仿佛用半个世纪的时间跨越了人类数千年。在臣民社会，老百姓没有也不敢对国家的法律说三道四；在 市民社会，公民的权利第一次得到了重视，法律的重心真正放在了保护公民权利方面；而到了公民社会，整个社会不但考虑权 利的配置问题，而且强调社会责任的担当，每个公民在充分享受宪法和法律赋予各项权利的同时，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 ，履行公民的义务。

　　我们应该赞颂熊伟同志热心公益的公民精神，但我们更应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让那些真正关心国家的法制建设 ，并且为弱势群体奔走呼号的公民，进入人民代表大会体制内，在相对舒适的环境中发挥自己的作用。熊伟同志的处境提醒我 们，在社会转型期，为公民表达自己的意愿提供畅通的渠道，比实行所谓的精英治国更为重要。因为精英只会照搬西方国家现 成的理论，而熊伟同志这样的优秀公民才能结合中国社会转型的实际情况，提出有建设性的立法意见。

　　中国没有民间立法，只有公民的立法。当务之急，是要把公民立法变成有组织的人民代表立法，改变我国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部分“缺位”现象，把人民代表大会变成一个生机勃勃的、充分体现公民意志的神圣的权力机构。今后农 民土地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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