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人应该制造戏剧性

制片人李泓荔

副教授刘擎

　　《变形计》制片人李泓荔：电视人应该制造戏剧性

　　记者 陈黎

　　南都周刊：为什么主持人王姬换了？是因为她引起的一些争议吗？主持人在这档节目中你觉得重要吗？

　　李泓荔：主持人是由台里的创新小组决定的，我不是特别了解。王姬引起的争议，是由于节目和她的磨合期短，时间太仓促。有一种节目主持人是灵魂人物，但在《变形计》里，主持人的功能绝对是附加的，对她依赖性不强。我的设计中，主持人和观众一样，她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不是一个全知的视角，而是和观众一起进入故事。

　　南都周刊：《变形计》节目以后会有些什么安排和变化？

　　李泓荔：原来决定是季播，一个月的周期，播完就算了。就是学国外的节目，不一定是栏目化的固定节目。现在应广大观众的强烈要求，台里也在考虑增加十月份这一季季播的计划，如果要做的话，《变形计》在增加观众互动时会做更大的改变，也会考虑是不是用直播的方式。我们特别想和观众拉近距离。

　　南都周刊：想过影响会这么大吗？

　　李泓荔：当时觉得父子互换收视特别好，对《变形计》我比较有信心，但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反响。可能第一期的话题是网瘾，关注度特别高，再加上贫富、城乡、阶层差距的鸿沟等因素。

　　南都周刊：有人批评你们做节目是以城市人的视角，农村和农村人在里面是道具，对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关怀。

　　李泓荔：我们在开拍前就有充分的预计，农村孩子要是不想回农村了，怎么办？国外的真人秀节目肯定会放大这一点，巴不得这小孩不愿意回去，把人性最极端最角落的一面无限地放大。但是我们不行，如果这种结果出现了，我们不能心甘情愿地收工，我们会拖延互换的日子，一定要让这个小孩在镜头前主动说出他想回家。正好他爸爸脚摔伤了，他马上就想回家了。

　　南都周刊：高占喜回去以后怎么样？

　　李泓荔：我们编导说他回去以后坚持刷牙了。你看那里那么穷，水也很紧张。编导问他，“从魏程家带来的牙膏刷完了怎么办？”他说攒零花钱买嘛。我们这周要开一个会商量善后的事。现在海外有一些人要帮助他，千方百计打电话到我家里要资助他。我们就怕告诉他这个消息，他就不奋斗了。魏程家里人也答应高占喜考上高中，一定资助他上学。还有高占喜的哥哥也可以来长沙打工。我们怕高占喜会觉得认了一个父亲，这辈子就有着落了。

　　南都周刊：电视如此地干预社会生活，这是媒体的作用之一，也是双刃剑。你觉得这种干预是否应该有尺度？

　　李泓荔：我觉得媒体再也不能等着故事发生，再也不能平平淡淡地记录生活，电视人应该制造戏剧性。而且这一对个案，从大的方面讲，对社会起到的作用是好的。关键是要保护当事人和他们的家庭，如果能处理好，这种干预就不过分。我们会对当事人负责到底。

　　南都周刊：想知道你想和谁换？

　　李泓荔：我想换成图书管理员。我从小喜欢看小说，书好贵的。当图书管理员，守着图书馆，吃点零食，泡杯茶，呆一天，眼睛红通通地回家。换个两三年没问题，做电视媒体好累。

　　华东师大历史系副教授刘擎：社会分化带来的陌生感炒热了角色互换

　　记者 谢海涛 实习生 周长天 潘爱娟

　　南都周刊：湖南卫视推出的角色互换节目《变形计》，为什么会得到这么大的关注？

　　刘擎：一个大的背景就是中国社会越来越分化，这种分化不仅包括我们平时说的经济收入上的分化，还包括生活方式的分化，或者叫多样化。社会分化的结果，使人们在生活之间逐渐陌生化，每个人都处在一个特定的生活世界里面，对异己的生活世界的价值观、信念、态度，经历的生活细节、遭遇的困难和挑战都不太了解，彼此变得越来越隔膜。

　　这种陌生化是在近二三十年内发生的事情，近十年表现得尤为突出。它造成的效果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接触异己的经验会给人们带来新奇感、新鲜感；另一方面则是沟通的困扰——难以理解别人为什么会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这种既新鲜又困扰的经验，可能会促使我们去了解异己的世界。这个节目将两个反差比较大、彼此不太沟通的世界交换一下，不仅使当事人的行为发生了具体性的转换，其实也满足了一部分观众的好奇心，让他们虚拟性地去体验与自己隔膜甚至是完全陌生的另外一个世界。我觉得这一点是这个节目的“卖点”。

　　南都周刊：社会学家孙立平曾提出过断裂社会的概念，从这个概念着眼，角色互换节目所体现的换位思考，对于促进社会和谐有什么意义？

　　刘擎：在社会分化当中，每一种生活方式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是不一样的，这种权力包括文化上的，教育上的，经济上的；有的生活阶层是强势的，具有支配性的倾向，可以占用很多资源，满足自己的愿望，有的则处在弱势的地位，更为被动。所以，并不是简单地说，社会多样化了，就是好的。这种多样化中孕育着孙立平所说的某种断裂，这种断裂是针对支配的强势地位和被支配的弱势地位而言的。

　　但并不是处于强势的人都会感觉良好，他们有时也困惑，甚至对于社会分化有道德上的内疚感，需要了解弱势阶层；而弱势者更会有苦衷，埋怨，甚至会反抗。如果社会能够提供一种渠道或方式，让不同阶层的人能够互相沟通，甚至用一种虚拟式的方式来体验别人的处境，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

　　南都周刊：假如让你和他人互换人生，你最愿意和谁互换？

　　刘擎：我非常愿意选择做一个乡村教师。我自己经常想：花半年时间去支教，甚至一个月的时间，和一个乡村教师互换一下，但是又时常感到很忙，脱不开身。对于乡村教师的世界，我既有比较神往的一面，又有惧怕的一面。神往的一面，我觉得他们体现了一种“师道”精神，他们的工作可能改变一些孩子的命运；但是真正把我抛在那样一个偏僻的地方，自己是否能够承受，生活秩序是否完全被打乱，我自己不知道。

　　我们需要社会关系的和解

　　成庆

　　改革开放20余年，经济的持续加速，让物质短缺了数十年的中国人终于拥有了追求丰富消费生活的可能性。市场的不断繁荣也生产出无止尽的欲望需求，住房、汽车、出国旅游代表了一种新颖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地位。因而，我们从小就被教导成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找一份收入丰厚的工作，过上那众人羡慕的物质生活。

　　可惜的是，这样一种追逐的代价，往往是都市里的忙碌。每个人蜷缩在自己的狭小天空，追逐着一个遥远的梦想，都市里每日匆忙的身影，其背后常常都被一个个的梦想所支撑。但是在这样的追逐后面，我们却常常只顾关注到自我，却无暇或者难以理解他人的想法与处境，于是疏离、陌生、残酷接踵而至，媒体上关于“冷漠的看客”方面的报道比比皆是，就连家庭内部，也常常因为成员间的不理解酿成各种家庭不幸。我们才发现，为何物质丰富的今天，人际关系之间却出现那么强烈的危机，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彼此感觉到难以理解？

　　“变形计”选择了一些日常生活中常常接触的人群，来让他们来作角色调换，然后互相了解对方的处境。比如有父子、母女角色的互换，也有农村与城市孩子之间的身份置换，总之，这些互换的角色涉及到不同的社会关系类型，城乡、父母与子女、社会阶层之间等。

　　通过这些节目，我们可以清楚了解，我们这个社会蕴藏着如此多的社会关系危机。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职业、家庭的结构相对稳定，人际关系结构也相对比较单一，那基本上是一个“熟人”社会，人际关系就算出现问题，也会由单位、党组织等部门直接介入，参与化解和调和。但是今天这个社会，转型带来的不仅是物质上的丰富，还带来了社会结构的高度流动性，职业在不断变化，教育也在快速调整目标。比如父母辛苦工作，期待为孩子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儿女却渴望父母能有更多的亲情关怀；出租车司机见缝插针，希望能创造更多的拉客机会，交警却不胜其烦，态度常常冷漠甚至恶劣。这些种种，都使得今天的社会关系中，弥漫着一种“戾气”。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无视或者难以理解他人的处境与情绪，也使得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社会心理病态，已然是危机重重。

　　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的发展或许仍然是我们未来要期许的目标，但是社会关系的和解，却应该是更重要的议题。湖南卫视的“变形计”，就是试图化解人际关系隔阂的一次崭新实践，让我们体会到每个人在不同境遇下的情绪感受，其实都是来自于这个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压力。而我们所能做的是，就是不断超越这个体制所带来的社会关系的“异化”结果，让我们重新审视亲情、友情甚至爱情。不要再用一种眼光去看待身边的人，而是以更宽容的心态去理解、接纳乃至同情对方。正是这样，我们才能看出“变形计”背后的真正社会意义。

　　社会实验的伦理底线

　　河伯

　　孩子回到家里，很恭敬地问父母是否可以进门，是否可以使用冰箱，并一再感谢父母并不丰富的晚餐，这种从惊愕到可笑再到懊恼的体验延续到入睡前，父母才知道孩子们只是在完成一项家庭作业。

　　作为一种家庭与朋友圈中进行的社会实验，它揭示了我们生活中心照不宣的一些隐蔽规则。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美国社会学家加芬克尔进行的这项社会研究的开创性工作，突破了传统上用高度系统化理论力图覆盖社会领域方方面面的研究模式，转而关注日常生活层面所表露的社会规则。他认为我们每一个社会行为都是从一个规则体系中依据“索引”而确定的，为了发现这些索引，必须进行“破坏性研究”，或者是向习以为常的生活细节不断发出疑问，或者是更换自己的社会视角与角色，从而让看似理所当然的社会过程产生断裂，露出本质的内核。

　　实际上，在微观社会学中，“角色”这一基本概念本就暗含了断裂的可能，孤立地看起来，不是我而是我们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在参与社会过程，于是，一个个自以为宽容而丰富的自我，都不可避免地在某一个时刻陷入片面与偏执，而又将“设身处地”、“换位思考”等告诫时时挂在嘴边。换言之，一个厕所管理员应该回想一下自己内急时的窘境，从而对没有零钱的游客网开一面。

　　所以，无论是心理上的移情还是社会角色上的换位，都有助于相互理解的建立，心理学家由此进入患者封闭的内心，厕所管理员由此突破了规则的死板与对权力的把玩。

　　一般来看，社会节奏越快，社会过程越复杂，人的片面化就越严重，相互理解的需求就越迫切。由此看来，湖南卫视这档节目可谓应运而生，它继承了《我是你爸爸》以及众多情感实录节目的光荣传统。

　　毋庸置疑，这样一种外部力量的介入(笔者指的是强势媒体的力量)，绝对不是一次旨在于理论研究的社会实验，它确确实实可以改变当事人的生活，甚至是一次彻底的改变。但当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必须对结果有恰当的评估，这样两个三个家庭可能遭遇的改变显然是完全不同的。媒体必须自问，我们到底是促进了千万个家庭中更融洽的父母子女关系，还是制造了又一个可能让更多媒体跟进“消费”的魏敏芝。

　　媒体必须知道，当他们介入一个平常人家生活的时候，他们不是单纯地进行了一次局部的“破坏性实验”，这种“断裂”通过千万人的注视与评价，被瞬间放大了千万倍。它的后果无法预期，这与媒体介入时的愿望是否高尚并不直接相关。

　　可以想见的是，很快媒体就将推出由观众投票决定角色互换内容的拍摄规则，被媒体唤起、培养的“受众口味”，将使得类似的节目走向何方？当超女出现中性短发占据压倒性地位的时候，一种共谋机制蒙骗了观众也愚弄了媒体。

　　我们不是在行使权利，而是在行使权力。

　　所有的人，无论是栏目的编导还是一个手拿遥控器的观众，都必须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我们是不是因为自己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去影响他们的命运，从而体会到一种权力的快感？我们通过镜头与遥控器相互勾结，已经或者正在操纵着卡通形象的胖瘦，操纵着肥皂剧角色的命运，操纵着与传媒共谋的超女们的前程，是不是还要去操纵那些与我们同样真切生活的人？ 记者 谢海涛 实习生 周长天 潘爱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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