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着包谷酒送亲人上路

　　10月13日下午，桑植县刘家坪白族乡龙堰峪，87岁的刘开海劳动后歇息。他身后是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指挥部前70米，是他的家——1935年10月，红二、六军团政治部曾租住办公、生活。

　　桑植县城东北方19公里。刘家坪白族乡干田坝。一座纪念碑静静耸立。

　　71年前的11月19日上午，贺龙站在一个田垄高坎上，对着一万七千名红军战士发话，“兄弟们！国家面临生死存亡，要想不亡国，就给老子走……”队伍走了，再也没回来。

　　71年后的10月13日。记者来到贺龙当年喊话的地方。远处群山叠翠，山下光秃秃的农田。秋收后的村子很空阔，鸡犬相闻。田边立着一块牌子：“桑植县刘家坪白族乡万亩超级稻试验田”。

　　桑植县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曹开胜连续进行了纪念长征50周年、60周年、70周年的采访。县里每次都是派他给外地记者引路、问询。曹老对记者说：“要抓紧时间啊，目击长征的人越来越少了。”

　　我住的就是“贺龙住过的房子”

　　红军到达桑植刘家坪时，整日秋雨绵绵。

　　在刘家坪乡刘家坪村北的龙堰峪组，有一栋坐北朝南的土家砖脚吊脚楼。后面是山，前面是藕池。那是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1935年11月4日，师以上的干部就在这栋吊脚楼的左天井堂屋里开会，议定了长征战略突围。就是后来著名的刘家坪会议。

　　正在吃饭（当地有每天只吃两餐饭的习俗）的钟高云端着饭碗赶到记者面前。同行的曹老笑着介绍，“总指挥部的主人来了。”60岁的钟高云打着赤脚，把饭碗放在了地上。“有些是听我父亲讲的。”钟高云手拭着嘴角的油腻说道。

　　这栋吊脚楼的真正户主是当地有名的地主刘金星。他有20多条枪，势力不小。贺龙原本是到这里来拉拢他加入红军的。哪料刘地主闻风丧胆，跑到了山上不肯露面。他的房子就成了红军总指挥部。左边30米处是指挥部哨所。南面一公里处是钟家岗善福大院，军供部旧址。房子保存得很好，丝毫看不出半点衰败的痕迹。钟高云指着粗壮的屋柱说道，“这都是山里上等的松木，别说房屋只有100年历史，就算是上千年，也不会变样。建屋的工匠手艺也好，现在恐怕找不出这么好的师傅了。”

　　革命胜利后，1952年，土改。钟高云的父亲钟为宜属于无田无屋无家产的贫雇农。政府就将吊脚楼的左边两间房子分给了他们。“我一家都高兴啊，那是贺龙住过的房子。房子冬暖夏凉，很舒服。”

　　红军在刘家坪修整了26天时间，贺龙一直住在那间房子。

　　1976年，政府拨款一万元，为住在吊脚楼的几户人家修建新房，钟高云也搬出来了。吊脚楼就成了纪念馆址。后来，钟高云自己修了新房，地点就在吊脚楼的旁边。他说，每天能看到红军的总指挥部，心里踏实。没事时，他会绕着吊脚楼的四周转几圈，仿佛要偷听一下当年桐油灯下的刘家坪会议。

　　天天混在红军政治部吃饭

　　在去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的路上，记者被一大团扎人的松树枝挡住了。一位穿着黑色对襟衫的老人正在扎菜园篱笆。老人敞开胸膛，柴刀不断地劈枝桠。他突然看见了我们，问了一句，“你们是记者吧，来看总指挥部的。一栋光屋，有什么看的，还不如听我讲。”我们这个行头的人他见多了。老人怕我们不信。举起柴刀，扯着带嘶哑的喉咙说道，“红军政治部就在我家。红军在我家时，我17岁，你说我会给你们讲错啵？！”

　　老人叫刘开海，一身黝黑，再配上那件汗湿了的黑衫子，更加显得黑黢黢。他家的房子呈一字形状，房屋的木板墙面上还可以看见当年的标语，“要想不受土豪压迫，只有当红军”。老人没说错，《桑植县志》上记载，“指挥部前70米远一民居为军团政治部。”那就是他的家。

　　老人从怀里掏出烟丝，卷了一个喇叭筒，点燃就抽，四周都是呛人的烟味。他眯着眼说道：“红军要借用我们家，我们当然愿意。家里的用具都让给了红军使用，他们还让我们一家人餐餐跟政治部的10多个红军吃饭。父母亲觉得过意不去，母亲就给红军整天舂米，父亲就去喂马饲料。”

　　当时，聚集在刘家坪的红军有一万七千人，尽管没收了地主的粮仓，但供给还是紧张。军团每天都派200多匹马、驴子到大庸（现张家界市永定区）、永顺、龙山等地运送粮食。运回的都是稻谷，还需加工成米。当地所有的百姓全都为红军舂米。

　　政治部每天的工作就是写标语，找红军战士谈心，与群众讲革命形势。当时政治部主任叫甘泗淇，他经常晚上提着马灯，带领几个战士，骑马查看驻扎在老百姓家里的红军，看有没有吃鸦片的、有没有赌博的。

　　刘开海觉得很有面子，天天都是跟首长在一起。还让他得意的是，经常看着贺龙到酉水潭边的岩石上钓鱼。除了警卫员，就是刘开海看过贺龙钓鱼。“他钓鱼的时间不长，每次约一个小时，每次都有收获。”还巧的是，刘开海的父亲与贺龙攀上了老庚，“真正的同年同月同日生”。就凭这点，贺龙的队伍出发时，他送了一匹白马给刘开海的父亲。只是，没多久，那匹马摔死在崖下。

　　黑压压的红军站满了稻田

　　刘家坪乡干田坝的刘开福老人说，“1935年11月19日上午，天下起了雨，北风吹在身上很冷，只看到红军从四面八方集中到干田坝。田里的谷子已经收完了，到处都站满红军战士，黑压压的。”

　　“贺龙就用一个铁皮喇叭筒站在台上喊话。”

　　“没多久，队伍就散了。傍晚时，队伍陆续离开了刘家坪，开始了长征。红军走时，下起了暴雨。”

　　刘开福那年还只有8岁，他的家就住在贺龙喊话的100米远处，当时家里住着7位红军。

　　让刘开福兴奋的是，每天能看到战士们进行军事训练。如夜行军、夜战、投弹、刺杀等。在夜行军时，不点灯，要求在几分钟内打好背包，收拾好房间，悄悄地走开，又悄悄回来。

　　“有天晚上醒来，我看到红军睡的床上没人了，急了，原来他们在演习紧急集合。”

　　为了麻痹敌人，部队曾在山下一带大肆修筑防空壕和掩体工事，使敌人误为红军要固守根据地。

　　刘家坪乡珠玑塔村的86岁的钟金荣告诉记者，“我活了80多年，还没看到过红军出发时那么热闹的场面，送行的乡亲都哭了。红军好啊，住在我们家里，很勤快咧。”钟金荣奶奶说着这段往事时，止不住流着泪。

　　“那天傍晚，乡亲们都出来送别红军。有的提着包谷酒，有的提着糯米粑粑蒿子粑粑，有的腋下夹着刚刚赶制出来的布鞋……”

　　从刘家坪出发参加红军长征的人，回来者寥寥无几。红二军团第六师政委廖汉生将军是桑植桥自弯乡人。自长征离开桑植44年后的1979年才回故里。他没回家的原因，竟是“当年许多乡邻拉着我的手，‘把儿子交给你’、‘把丈夫交给你’，而长征过后，大多战士倒下了，我怎么面对当年许下承诺的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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